《公猪案》:褪去形式的形式

一

暌违近二十年的作家李杭育在二一五年秋季推出了长篇小说新作《公猪案》。对于诸多素来习惯以文学史结论去机械地应对作家作品的批评家以及媒体记者而言，《公猪案》的问世似乎令他们感到猝不及防。众所周知，李杭育早年以葛川江系列小说奠定了其“寻根文学”领军人物的地位。即使在这部《公猪案》出版以后，我们所眼见的部分媒体报道还是依旧热衷于高频率地使用“寻根作家”“寻根文学代表人物”等词句来描述这位“好久不见”的写作者。这多多少少反映出现如今的文学史著作在强调“代表作家”“代表作品”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代表作家”创作生涯中那些迥异于“代表作品”风格特色的“异质作品”。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一书中提到：“终极悖论时期要求小说家不再将时间问题局限在普鲁斯特式的个人回忆问题上，而是将它扩展为一种集体时间之谜，一种欧洲时间，让欧洲回顾它的过去，进行总结，抓住它的历史，就像一位老人一眼就看全自己经历的一生。”（《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假如说，米兰・昆德拉强调的是欧洲作家对于“欧洲时间”的再确认。那么在小说《公猪案》中，则体现出作者李杭育对于“中国二十世纪百年史时间”的某种迂回的探索与追问。这部带有鲜明新历史主义色彩的小说首先体现在对共名历史的解构，体现在对由权威历史话语建构的集体记忆的消解，由一桩又一桩近乎相同的“公猪案”引开去的是作者对晚清太平天国运动、解放运动，以及改革开放这三个在中国近百年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时期的重新体悟。小说《公猪案》并没有试图去呈现中国将近一百五十年的全息景观，而是借助三组“来福/旺财”的人畜经历折射出历史巨轮轰鸣前行过程中普通个体的波折境遇。在小说的三段故事中，人物的诸多行为活动都明显受到自我欲望的驱使，这种私人化的欲望诉求又通过“合法化”的历史理由得到实现。无论是曹主席在红色时代背景底下以革命之名义枪决了素有嫌隙的富农胡连升，还是清兵营帐中的胡把总将拌有人肉碎末的饲料倒入兵营槽沟喂猪，无一不体现出作者对公共历史叙事的强有力拆解。假如说李杭育在早期作品如《流浪的土地》《最后一个渔佬儿》《人间一隅》中依旧保留着“理一理我们的‘根’，也选一选人家的‘枝’”式的精英化姿态（参见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作家》1985年第9期），那么《公猪案》则展露出一种更为直接、更为全面的民间立场。

事实上，李杭育不断借助形形人物之口道出历史的虚无缥缈，历史的语焉不详。《公猪案》的文学价值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它以一种解构历史的方式来增强历史的层次感和多样性。小说虽然讲述了三段“人（来福）与猪（旺财）”之间的故事，然而作为后设视角出现的楼法官，则在现代意识的观照下对以来福、旺财为代表的历史现场感提出了质询。特里・伊格尔顿认为，“一切文学作品都由阅读它们的社会‘重新写过’，只不过没有意识到而已；实际上，没有一种作品的阅读不是一种‘重写’”，“而为什么被人们看作为文学的东西显然是一种不稳定的事物，其原因之一也在于此”（《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王逢振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换而言之，楼法官重新审视来福与旺财之间故事（主要集中在清末太平天国运动、解放运动这两部分）的行为正是对历史事件的“重新写过”。在楼法官（代表“现在”）与来福/旺财（代表“过去”）的跨时空的精神对话过程中，一道又一道被正统意识形态所遮蔽的历史褶皱以全然暴露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于是，如何阐释三件“公猪案”间的承接关系，怎样理解公猪旺财身上混杂的“兽性”与“人性”，以及楼法官、来福、月秀等人兼具的“在场者/旁观者”双重历史身份，都似乎蕴含了纷繁复杂的言说意味，“以或然律或偶然性来阐释历史选择与历史走向”。种种这些成为《公猪案》这部长篇小说无法被文学史轻易“碾压”的原因所在。

二

钱理群先生曾在写作《周作人传》时一针见血地提出了“历史循环论”的观点，汪晖将这种“历史循环论”理解为一种“‘循环的’历史直觉”（《循环的历史―读钱理群著〈周作人传〉》，《读书》1991年第5期）。我们在阅读《公猪案》的过程中，就颇为震撼地感受到这种交替循环的“历史直觉”。三个同名为“来福”的男人，三头都唤作“旺财”的公猪，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芸芸众生中三个独立发生，毫无枝蔓纠葛的故事，也可以看作是某种吊诡历史意志操纵下的命运的重叠延续。这是个体与时间真相的激烈交锋，作者选择了用寓言解构现实，用荒诞诠释人性。故事在“过去”与“现实”之间来回跳跃，历史的帷幕屏障被不断撕碎打破。然而时间维度的往返穿越并未造成故事情节的断裂游离，相反，恰恰是由于这种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策略却显现出作者李杭育暗藏玄机的创作意图。

事实上，正是《公猪案》三段故事中，旺财近乎相同的命运结局引发了我对于历史循环的再思考。小说中的旺财是一头“魁梧、彪悍，面目狰狞，发狂时嘴缝里还会伸出一对獠牙”的家猪，它的身上首先体现出显而易见的兽性：好吃懒做贪图享乐，放纵源自本能的生理欲望，爱撒欢似的漫无目的地游走奔跑；与其同时，旺财身上也充满着人性的光芒：它懂得如何领导一支母猪队冲出太平军重围回到主人身边，理解主人来福内心的苦衷，并通过一次又一次的配种来帮助主人缓解经济压力。在清咸丰十年发生的“公猪案”中，旺财虽然未因咬死张屠夫而被判刑，但之后却在大南庄数十壮汉的围殴下被乱棍打死；在时期发生的“公猪案”中，死死咬住曹主席（曹得标）脑袋的旺财被民兵阿尧一枪打崩了脑袋；而当“公猪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日重演之时，主人来福迫于无奈，只得将咬死人的旺财交给兽医执行“安乐死”。我们可以发现，公猪旺财的“非正常死亡”成为一种宿命使然般的历史循环，在不同的时间维度周而复始地进行、上演。而旺财身上的“人性”成分正是在反抗这种带有宿命色彩的历史循环中体现出来。然而“人性因子”的张扬最终在相应的时代中被统统击溃，无情绞杀，这无疑揭示了历史与现实、个体与群体、人伦与政治间难以言明的复杂关系，也体现了普通个体难以逃脱历史意志操纵的尴尬生存境遇。于是，小说《公猪案》结尾处，公猪旺财临死前所做的那个“很深远很悠长的梦”便应运而生了更加深层次的隐喻意味。在荒诞乖张的现实面前，象征非理性的“梦”成为了弱小生命或逃避或反抗的最后场所。旺财的梦中会发生什么呢？或许那是曾经经历的种种的再一次循环往复，但又或许，在旺财的梦里，它最终实现了超越时间、超越历史的精神突围。

《公猪案》以青芝坞为叙事的结构点，间接呈现出了三个“何其迥异”又“何其相似”的时代。在最初阅读《公猪案》的时候，笔者曾经产生过这样的疑问：让来福/旺财这组人畜关系以一种“罗拉快跑”的方式周而复始地出现在文本中是必要之举，还是一种“为了形式而形式”的执意为之？这个疑问在细细研读小说的过程中得到了解决，开始逐渐意识到这种个体命运的无意识的历史循环正是对于鲁迅及其生命思想的遥相呼应的对接。鲁迅在《在酒楼上》写下的那只“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的“蜂子或蝇子”，于《公猪案》内，化身为来福，化身为连升，化身为月秀，化身为梨花，让他们在“惨淡人生”与“虚妄印迹”间来回颠簸，“最后沉没于黑暗中”（鲁迅《影的告别》）。李杭育在观念上和意象上显然超越了同时期的部分写作者，因为他对于历史发展的认识把握是建立在对普通个体命运的悲观性态度基础上，故而来福用菜刀割掉旺财（旺财已被村民围殴致死）的，并将之悬吊在竹竿上的行为就在无形间构成了一种“反抗绝望”的精神体验。这显然与鲁迅在《希望》中所言“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的暗夜”的生命态度不谋而合。

从这个意义上讲，《公猪案》其实是一部有关“孤独”的小说。因为“反抗绝望”就意味着个体必然要学会通过“向内转”的方式进行自我对话，进而近距离审视自我灵魂深处的徘徊与抉择，焦虑与不安。当来福肩扛那根悬挂着的竹竿在乡间小道上边走边念念有词之时，某种源自内心的“灵魂仪式”已经悄然完成。而不管是对于小说内的来福，还是小说外的作者，他们终将伴随着孤独而行而眠。但也因为这份弥足珍贵的孤独感，使得他们的人生由枯竭进入充盈，由狭窄迈向宽广。

三

与诸多强调“以重击重”的作家不同，李杭育在写作这部《公猪案》时采用了一种“省电低耗”的叙事模式，这也让小说《公猪案》极具“轻逸”的飞翔气质。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详细论述了他对于“轻逸”这个概念的理解：“我指的不是逃进梦景或者非理性中去。我指的是我必须改变我的方法，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用一种不同的逻辑，用一种面目一新的认知和检验方式。”当写作者面临一系列创作难题的时候，选用“轻逸”的叙述策略可能更为便捷地深入到普通个体的生存状态内核。当作者在描摹来福外貌的时候，他会如此写道：“……这个男人看上去年纪在二十五到六十岁之间……脸上和身上都透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里至少三百天都走在路上的那股韧劲。”对于一个常年为生计而奔波操劳的庄稼汉而言，一张“看上去二十五岁到六十岁之间”的面孔和一股子“三百六十五天里至少三百天都走在路上”的韧劲就足以诠释出其生存境遇中的艰辛与不易，其性格品质中的坚忍与刚毅。而诸如清军兵营刑场行刑时的场景描绘，剪不断理还乱的青芝坞乡情书写，以及旺财在带领十六头母猪和几窝猪仔突破重重围阻时的心理描摹，都可以显现出《公猪案》这部小说内蕴的“轻逸”品质。

除此之外，就笔者所见，李杭育在《公猪案》内确立了一种独特的文本形式。让一个优哉游哉的汉子和一头生机勃勃的公猪在三个不同的时间段来回穿梭，在残缺的时间碎片之中完成了历史长河的延续，在刹那间体悟到了永恒的意义。这种创作形式的确立，恰恰是为了褪去由主流意识形态所长期主导支配的形式枷锁，或者可以说，是“以形式的方式消解形式”。

小说《公猪案》展开了新历史主义的另一个叙事空间。对于同一桩历史事件，我们看到了从不同视角出发所得出的不同注解。如“咸丰县志”“奏折”“诉状”等历史物件无疑代表着具有权威性与公共性的叙述视角，这些建立在统治阶层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叙述视角常常为了切身利益而需要对那些讳莫若深的历史暗角作屏蔽处理。我们在咸丰县志中读不到为何咬死张屠夫的旺财被判无罪；我们在奏折中读不到青芝坞清兵营区里的各种内幕猫腻；我们当然更不可能在历史卷宗中读到为何让民兵阿尧承担了时期那件“公猪案”的主要责任。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带有权威色彩的叙述视角必须要对那些“藏污纳垢”的历史记忆进行“格式化”，从而才能确保自己的“冰清玉洁”“名正言顺”。久而久之，这种“格式化”的处理过程就成为一种形式枷锁，紧紧扼住历史真相试图“发声”的“喉咙”。

而以来福、月秀、梨花为代表的民间叙述视角则对这种“权威叙述形式”提出了反驳。在他们眼中，“青芝坞”所具有的实际意义显然已经超越了那些泛黄档案中从属于地理概念之下的“青芝坞”。他们知道阳光与晨风对青芝坞而言意味着什么；他们知道稻草与玉米对青芝坞而言意味着什么；他们知道风花与雪月对青芝坞而言意味着什么，而所有种种在权威形式的叙述底下可能只是一串无尽哀伤的省略号。当三组“来福/旺财”在全然迥异的时代背景底下遭遇到近乎相同的生存困境时，其实也就意味着由正统意识形态所塑造的“形式幻象”遭到了彻底毁灭，那双扼住历史真相的“无形之手”也同时消失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