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城邦”

【摘　要】在古希腊历史上，亚里士多德是较早谈理想城邦的哲学家，他的“政治城邦”相对于柏拉图的“理想国”更加的切合社会实际，他在分析了那些正宗和变态政体后，给出了自己的“政治城邦”，在这个城邦里，拥有最好的政体、最好的人口数量和组合、以及良好的法治和教育。同时，我们通过对于他眼中的“政治城邦”的介绍来探析对于我国目前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

【关键词】政治城邦；政体；法治；幸福

尽管我们所讨论的是“政治城邦”，实际上它并不“理想”，确切的说它是一个优良的城邦，是一个可能实现的城邦，而绝不是柏拉图描绘的“理想国”，也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拥有沉思生活的道德至善的人的城邦。从亚里士多德对于善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善作为事物的目的，我们追求的是可实践的善，最高善一定是完全的、自足的，而人们普遍认为幸福是最高善，幸福是灵魂合德性的活动，而且是一生合德性的活动。幸福是一种沉思的生活，但是我们只有以自身中神性的东西才能过这种生活，拥有这种东西——努斯的人是很少的，所以一个可以使全体公民获得完全幸福的城邦是不可能存在的。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城邦”一定而且应该是建立在一个有现实条件的基础上的城邦，一个全体公民都可以获得自身幸福的城邦。

一、“理想城邦”的各个组成要素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优良城邦，包括国境、人口、政体、法律、教育等内容。国境的问题因为包含着太多的自然因素，所以简而言之。就国境的大小或土地的面积来说，应当以足使它的居民能够过闲暇的生活为度，使一切供应虽然宽裕但仍需节制，应选择有一个便利的海陆交通，易于公民外出却使敌军难于进入的位置。

关于城邦的人口问题，在这里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人口的数量和质量，而另一个是人口的组成。一个城邦，如果人口太少，这在生活上就无法自给自足，而城邦的目的却在自给自足，而如果人口像一个民族国家那样，人口过多，虽然在物质需要方面的确可以充分自给，但是这么多群众却难于统率，不能构成一个真正的立体，所以，在这个城邦中最适当的人口数量应该是足以达成自给生活所需要而又是观察所能遍及的最大人口数额，所谓观察就是统治者对于被统治者品质的熟悉。而在人口的组成方面，首先它需要有农民、工匠以及商人和小贩，农民可以为这个城邦提供粮食，工匠可以从事各种技艺和制造，为城邦的日常生活和奢华生活提供必需品，而商人和小贩可以促进城市贸易，这些人只是一个经济的供应；其次，应该具有一定的武备，在内维持境内秩序，在外抵御任何外来侵略，所以，一个城邦一定要有自己的武装部队；第三为有产阶级，这类人可以为国家提供财富，以供战时和平时的开支；第四为祭司，这些人就其品德而言，应该放在城邦首位，他们主要负责为诸神执役的事务；第五部分也是最为重要的部分，即一个裁决有利于公众的要务并听断私事的团体，负责城邦最重大的要务——裁决政事、听断私讼的职能。

政体，即公务团体，也就是每一城邦最高治权的执行者。一个优良的城邦其目的在于公民得到的优良的生活，而优良的生活应当寓于城邦在现实情况下所可达到的最优良政体中。“只有具备了最优良的政体的城邦，才能有最优良的治理；而治理最为优良的城邦，才有获知幸福的最大希望。”　1]P388什么才是优良的政体呢？通过亚里士多德通过对现存的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的分析，让我们至少明白一个优良的政体绝不是只有一部分公民享受政治权利，而是一个全体公民都获有政治地位的政体。城邦由穷人、中产阶级和富人组成，在穷人掌握政治权利的成城邦内，富人往往会因为凭自己在财富方面有所优胜而要求一切优先；相反在富人掌权的城邦内，穷人往往会因为自由身份而要求一切平等。无论是何种情况，这两个政体都会出现不稳定的因素。亚里士多德在谈德性的时候提到，善德在于行于中庸，最好的生活方式就应该是行于中庸，行于每个人都能达到中庸。跟城邦公民生活方式相同的善恶标准也适应于政体，那么最好的政体就应该由中间阶级来掌权，也就是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相对来说中产阶级都有充分的资产，能够过小康的生活，实在是一个城邦的无上幸福，就像一个能够过沉思生活的人应该拥有中等的财产一样。这样的城邦，不会因为穷人为争取自由身份和富人追求不平等的获得而发生党派之争。但是，正如之前所讲的，一个优良的城邦一定是全体公民都可以获得政治地位的城邦，对于平民来说，这类公民财产不多，他们乐于生计之间的作息，参政和服务公共事务既没有实际的收获，他们不想染指。这些群众即使有时感到政治地位和权力的需要，如果给予他们选举行政人员和听取并审查这些行政人员的政绩和财务报告的权利就会感到满足，对于富人来说，在某些重要的行政官职任用方面，可以设置一个较高的资产限额，但是还应负担某些公益义务，并且在接受这些公职时不能获得私利，这样的话，这些富户既可以因为自己的财富获得地位和名望上的等价，又因为不能获得私利而放弃对权利的觊觎。而作为武装部队和一个审议公务并听断私事的团体，显然应该是城邦的主要“部分”，他们就应该由中产阶级的人来担任，而且应该是由那些拥有成熟的智慧和良好德性的人来担任，作为有产者，他们有从事政务的足够闲暇，作为有德性的人，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善德来实践善行，并且引导公民全都获得快乐。当然职权的分配应该凭照个人的功能或勋绩而赋予各种权利的原则。

接下来，我们来谈论法律的问题，一个优良的城邦，个人统治一定不应该高于法治，不然只会变成极端的平民政体或者僭主政体。“法治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1]P202也就是说，在一个法治的城邦里，法律一定要有它的权威性，只有大家拥护这些法制，一个政体才可能维持于不堕。同时，制订法律的目的是使这个城邦内的公民过着共同的优良生活以及由此而获致的幸福，所以一个良好的法律一定是建立在城邦正义的基础之上，用于保证城邦的公正和个人善德的培养。城邦的公正包括财产、荣誉和政治权利分配的公正，法律应该保证这些分配应该按照各人的价值来进行；同时，“立法者通过塑造公民的习惯而使他们变好”　[2]，所以立法家在制定法律时一定是顾及公民灵魂的各个部分及其各种操行，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养成勇敢、节制等良好德性，确定自己的生活目的——获得幸福，并通过教育来引导他们用明智选择实现幸福的正确手段。当然，贤良政体在一定程度上并不依赖法治， 但是我们明白，即使是最完善的个人始终会受感情的影响，而且也同样像法律一样存在一些通则，所以，一个优良的政体始终是一个法治的政体，但是，在这个政体中，当法律不能包括而失其权威的问题上应该让那些善人运用其个人的理智。

最后剩下的是教育问题。一个城邦，一定要参与政事的公民具有善德，才能成为善邦，在这个优良城邦内，全体公民对政治人人有责，所以应该个个为善人。“人们所由入德成善者出于三端。这三端为天赋、习惯及理性。”　[1]P390在理想城邦中，公民应有怎么的天赋，这是我们不能决定的，而习惯和理性，则完全寄托于立法家所订立的教育方针，“公民们可以由习惯的训练，养成一部分才德，另一部分则有赖于启导。”　[1]P391亚里士多德谈教育还在于他认为城邦是由许多的分子组成，而唯有教育才能使他们成为团体而达成统一。在优良的城邦内，教育的对象，应该是中产阶级和儿童。他主张对中产阶级施行一种统一的教育，使他们具有统治与被统治的品德，兼受统率与服从两种训练。因为理想的城邦应该是一个轮番统治的政体，而好公民的道德应该符合与善人的道德，所以他们接受的教育也应该包括众德。在儿童教育上，应该注重那些有用而确属必需的科目，即读写、体操、绘画及音乐。读写和绘画，可以在人生许多务实的地方用到，而体操则通常借以培养勇毅的品德，音乐的作用在于使公民操持闲暇的理性活动，因为闲暇自有其内在的愉悦与快乐和人生的幸福境界。在教育儿童时，应该先培养他们的习惯，然后再及于理性，也就是，应该先锻炼他们的身体，然后在启发智慧。但是身体的锻炼也要依阶段而行，在年龄前应该施以轻便的体操，后的三年可授以其他功课，到了十八岁的青年才适宜从事剧烈的运动并接受严格的饮食规则。

最后，一个理想的城邦，还包括很多其他的方面，如在财产问题上，城邦应该把它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共产，一部分为私产，属于各个公民。两部分还应该再各自划为两份，共产一部分供应祭祀，一部分供应公共食堂的用度。私产，应该一部分配置在边疆，另一部分配置在近郊，每一公民在两处各受领一块土地。而田产管理应当成为每一公民的分内业务。它应该拥有抵御外敌入侵的舰队，优越的会餐制度，合理的婚姻制度等等。我们在这里不再进行详细赘述。

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城邦”对于我国政治建设的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建设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首先体现在应该重视国家的立法规划，要对立法工作进行统筹规划，使整个和谐社会有法可依。其次，既然法律制定是法治的最根本前提，那么我们要努力确保我们的法律是“良法”，也即各层级的法律规范之间要保持适当的效力等级关系；各个部门之间的对于同一个问题的立法要互相配合相互协调；立法要与时俱进，体现时代精神。第三，法律的执行机关要恪守司法公正。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第四，要不断强化社会主体立法，引导社会提升整体法律素质，用“良法”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改善国家法治环境。

同时，对于我国政府建设也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第一，当政者应注意细节讲诚信，当政者要讲究诚信，在任何时刻不应该欺骗人民，对待人民应该以诚相待、取信于民，因为“一切欺蒙人民的方法都是不足置信”　[1]P270，也就是要求政府办公透明化、信息公开化，特别是在重大事件的处理上，给民众以真实信息，让民众了解真实情况，给民众以可信任的政府形象；第二，加强对当政者的教育，提高政府自身的道德素养，使其道德体现并符合现行政体的善和正义，加强政府行政人员的社会责任感，不要因为一己私利而出现任何违背法律与道德的行为，特别在廉政建设方面，政府作为人民权利的代表，其行为所引发的后果会在民众眼中无限放大，各种道德败坏行为会使民众逐渐对政府失去信心。

【参考文献】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商务印书馆，2010.

[2]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商务印书馆，201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