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译灵感密码

灵感是生产力，创意是生产关系。

这是设计师们笃信的法则。前有老外大师的压力，后有本土才俊的危机。没有灵感和创意，海归设计师就没有活力。

他们忍无可忍，急需唤醒自己的创意神经；他们迫不及待，尝试迅速改变生存方式。于是在这个广袤的圈子里，走出去成为一种必须和本能。

在出发之前，他们可能犹豫不决也可能斩钉截铁，一旦出发，他们就成了自由的士兵，找寻飞行的密码，享受挑战的快乐。几年，十几年，他们除了对世界地图与国际航班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之外，他们归来的头脑中裹挟着新奇，掺杂着不羁，对，这就是我们想说的。

他们无不感激这段经历，毕竟这曾让生命焕发第二春。

谁能说，他们不正盼望着下一次飞行呢？

刘北光

智者远行

室内设计师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环境艺术学教授

国际空间研究室主任

作为1983 年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美院）的优秀毕业生，面对内陆城市设计市场的不景气，刘北光南下深圳发展。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的艺术眼光不再前卫，你讲的东西学生也没有什么新的收获，就知道我得走了。”1989 年，新中国的第一批自费出国热，刘北光离开北京赴日留学。

“意念中，除了一定要拿研究生学位，其他的时间都在想方设法生存下去。”

初到日本, 刘北光买了一辆自行车，为了熟悉学校和打工地点的路线，他一遍又一遍地骑车往返，试图记下沿途的标志。一个暴雨天，刘北光第一次陷入困境。由于沿途的街区建筑非常相似，他骑着自行车，绕了很久都找不到自己的住所，暴雨倾盆，街上一个行人都没有，连问路都成了问题，这让刘北光第一次感受到异乡异客的烦扰。

刘北光和同龄人一样，经历了疯狂的打工度日。曙光出现在3 年后，从东京艺术大学毕业后，刘北光顺利进入了日本最大的设计公司――鹿岛建设。

之后的8 年，是刘北光人生的关键时期，他在日本不仅完成了自我挑战的理想，也开始了人生各方面的原始积累。

“中国人骨子里都有衣锦还乡的想法。吃多少苦都觉得值得，咬牙挺着。”最忙的时候是五人小组一起做LG 的项目，连续3 个月，每天工作到凌晨两点，周六日不休息，体力已经达到了极限，但最终项目方案大获全胜，日本严谨的工作方式也让刘北光收获颇丰。

在日本期间，他操作和接触国外的设计作品近200 件，一年几万美金的收入让家庭生活相当稳定，可以和日本本国设计师获得同等社会待遇也让他找到属于自己的成就感。

生逢盛世，一切于他都顺理成章，又意味深长。

清华大学与中央工艺美院的合并需要引进世界级的师资力量，这使招募海外优秀设计师成为大势所趋。刘北光在日期间对国内的发展状况并不陌生，与易小迪一起开发了著名的阳光100 项目，让其对国内情况有了更深的了解。最终包括陈丹青、刘北光在内的有海外背景的专业大师回国进入了组建后的清华美院。

近12 年的海外经验，刘北光最大的收益是懂得在不同的地域和阶层找准自己的定位。

“位置摆不准，很难做好事情。”

直至回国，在清华美院传道授业，赢得同行圈里的口碑和朋友的认同，刘北光承认很大一部分的能力来源于出国时期的锻炼。

有长期海外经历的人对于中国发展的高速度，体会更深。“在硬件上，中国可以很快就能够达到世界水平，但在软件服务和人文环境的发展上，还有太长的路要走。公共道德、工作态度、人与人的关系都有太大的差异。”

同样是设计界，在日本，一切都是有规有矩的。在中国，大部分还是处于摸石头过河的阶段，有项目先干，错了再改。在刘北光看来，这也会出现很多问题，至少买地一年内就能实现开盘这样的事情在日本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刘北光说，人生一定要有出国的经历，可以选择不同的形式，旅行、工作都是接受新事物的方式，在一个地方呆久了，眼光会很钝，没有新奇的东西，也没有令人惊叹的创造力。

朱炜

跨界的困惑

平面设计师，北京数象设计公司总经理兼创意总监

朱炜被称作跨领域的艺术家，因为他不仅是个平面设计师，还是个画家和陶艺工作者。当问及他的头衔时，他也有些迟疑，设计师还是艺术家？两个身份他都不愿意割舍。

1986 年，从浙江美术学院毕业之后，朱炜就到了日本留学。“我发现在浙美学不了多少东西，因为上一两届的师兄直接留校当了老师，就过来教我们，跟我们说，为了给我们上课，他要在前一天晚上熬夜看书。”在大阪的几年，朱炜得到了很多，当他毕业的时候，他也回报了他的老师们。“我从1989 年开始接触电脑，我的硕士论文是关于电脑设计的，这在当时很超前，结果在答辩的时候，十多位老师都提不出任何问题来。这促进了学校对设计中应用电脑的研究和推广”。

在大阪获得艺术硕士学位后，朱炜移民到了美国，在美国一家著名的平面设计公司工作，从中学习到了他后来的设计公司运作模式。2000 年朱炜回到北京，创办了自己的设计公司。有了在美国学习到的经验以及积累的人脉，他的设计公司运作非常规范，赢得了很多大公司的青睐，目前他的设计公司的客户都是世界500 强企业，如微软、思科等。

朱炜有很深刻的思想，这种深刻也许来自于他的读书经历，但更多来自于他对于自己双重身份的思考和挣扎。但以平面设计师的身份接受采访时，他还是更强调设计师的角色。“设计师跟艺术家完全不一样。设计师需要共性，设计师的价值在于怎么在共性中体现出你的不同，能够迅速地让更多人接受你的设计。艺术家则需要个性，追求个性是很不容易的事，甚至有人极端地说要把自己逼成疯子才可能成为艺术家。”

艺术家与设计师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作品中，更重要的区别可能在思想上。艺术是上升到哲学层面的，更多服务于精神；而设计则是一个个具体的作品，有其极为实用的商业价值。所以艺术家的思考方式更抽象、更形而上，设计师的思考内容则更具象化。

实际上在朱炜所做的一些公益性的招贴设计中，例如奥申委的海外宣传海报、抗日战争纪念海报等组贴中，更多的人可能更倾向于将这些看做艺术作品，而非简单的宣传海报。这其实反映出朱炜在设计这些作品时，艺术家的成分更多一些。

朱炜很爱中国，尽管他有美国绿卡，但他还是选择了中国公民的身份，而且他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痴迷。他在亦庄的家布置得极富中国传统特色，玄关、明清式家具、青石板、白色墙壁、鲜艳的瓷器、铜锁片……中国元素无处不见，这所房子因此曾被众多家居媒体争相报道。

在设计中朱炜也经常使用中国元素，“我服务的那些大公司非常喜欢中国文化，在他们的商业活动中总是尽可能的使用一些中国符号，尽管这有他们要迎合市场的因素在内，但他们也的确对中国文化很好奇。”其实朱炜没有说的是，客户的喜好跟他的引导有很大关系。

但是说到中国文化这个话题，朱炜觉得很沉重。“社会的发展和我们生活的变化，使得人们不得不把很多传统的东西丢掉，因为这些东西已经不再适应今天的生活了。所以中国的

传统文化会越来越多地变成一种文化符号，就像我们在设计中经常用到的一些符号。仅此而已！”

沈祥超

汽车设计无大师

北京长城华冠汽车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概念车部 设计总监

熟悉中国汽车发展史的人大多数都还记得一款名为“挑战者”的车型，虽然这款低端SU V 概念车型在2000 年北京国际汽车展上轰动一时，但却没有量产，而其设计团队，北京吉普产品部的大部分人员，也在随后的两三年中离开了北京吉普。这批人的离开造就了中国汽车设计工业随后的蓬勃发展。而沈祥超，就是这批人中的重要一员。

在“挑战者”的设计团队中，沈祥超负责车型的试验试制。而在“挑战者”之前，沈祥超参与设计的“城市猎人”车型在国内大获成功，他负责外形设计，这个设计团队的整体和沈祥超个人，也都因此被业内熟知。“城市猎人”就是著名的BJ2020 的一个车型，这个车型至今仍是中国越野改装车玩家最中意的原型车之一，即使放在今天，其与威利斯吉普的神似仍然被人尊为经典。“城市猎人”还开创了一个为产品命名的时代，这一点最令沈祥超得意。

1992 年和1996 年，沈祥超两次被北京吉普派往美国底特律，在克莱斯勒接受培训和工作，两次都在半年左右。当时国内汽车设计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距离可谓天差地别，从技术、观念、服务意识、设计系统等各个方面，沈祥超都得到了巨大的提高。与他同时出国的同事，构成了今天中国汽车设计产业的中坚力量。

2007 年，由于长城华冠与意大利乔治亚罗设计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沈祥超作为中方负责人在意大利工作了几个月的时间。意大利设计公司和美国设计公司的不同与相同，使沈祥超对整个汽车设计行业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任何设计行为，其实都是一种社会现象，其背后则是经济因素的影响。比如美国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曾设计出很多造型极度夸张的汽车，非常大胆，非常有创造性，其背后则是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但这种现象没有维持多久，石油危机的到来使得汽车的造型设计又归于平民化和均衡化。”

常年的团队合作工作，使沈祥超并不很看重个人的力量，在他看来，汽车设计这个行业，是不应该突出个人的：“汽车设计靠系统的力量，是系统而不仅仅是团队，更不是个人，所以，在这个行业，没有大师，只有系统。汽车设计要涉及到造型设计、结构设计、工程设计、匹配设计、市场设计等。意大利的设计公司很多是家族企业，公司属于设计师个人，所以他们突出个人，宣传个人，塑造了设计大师。其实他们的设计工作也是由一个团队完成，个人的力量在其中不会很突出。德国公司、美国公司、日本公司通常都有自己的设计部门，他们不会特别宣传某个设计师。中国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强调团队而非个人。”

长城华冠成立之初，沈祥超负责造型设计，而如今他则是以一个“教练”的身份来指导整个系统的运作，对于团队的力量就更加强调了。长城华冠的客户主要还是国内自主品牌，合资品牌也占一部分，而国外品牌则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国外的品牌前几年不想做开发，但现在做国内产品的改进。这些外国品牌早晚会在中国做自己品牌的开发。”

中国的汽车设计行业才刚刚兴起，中国的汽车设计师们也都在学习和进步中。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被全世界看好，这种机遇也注定了中国汽车设计师们光明的未来。尽管，按照沈祥超所说，这个行业依靠的是系统的力量，而非大师。

贾立

热爱才能表达

北京立和空间设计事务所设计总监

在国内做了6 年的酒店设计之后，贾立决定彻底换一种生活方式，于是接下来的4 年，他开始了崭新的英伦之旅。

既然想学点新的东西，索性找一个安静的地方，4 年之中，贾立学习专业的设计也只是一年的时间。“其他的时间不是学习语言，就是在边走边看，体验完全不同的异域生活。”

学设计本身更重要的是实验和感受。

贾立回忆说，原来自己做事情没有那么周全，英国的教育让他学会独立。不仅仅是学设计，而是研究问题的一种方式。在国内原来都是老师给布置好题目，写好提纲，再去按照一定的步骤去完成作业。但英国的教育方式彻底改变了他的认读方式。“你自己去提问题，去找答案。这一切都来源于有序的工作计划和生活习惯。”

在贾立的出国朋友圈里，存在着一个“极限期”。大家在出国6 个月左右，困惑会达到极限，经历了新环境的兴奋期后会遇到交流方式、生活状态的各种困境，挺过来就一切ok，会很快融入到留学生活，没有挺过来的就开始考虑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

“我很庆幸能够在国外去学语言，因为交流中这不仅仅是方式，而是习惯。在国外留学过的人，会变得比较豁达，经历了不同的文化背景人群，不论多么有个性的人都会要求自己能够与他人沟通，这就是豁达的来源。”

贾立还清晰记得自己在英国设计的第一个作品：在伯明翰市中心，有一片古老的市场被城市规划成一个商业中心。贾立的任务是在广场，设计一个有历史感的视觉体验馆。贾立将一个巨大的玻璃球放在广场中央，再采用投影设备将街道原来的影像投影在玻璃球体，路人可以看到身边的繁华现状，也能通过玻璃球上的影像看到同样比例大小的古老街区。再加上一些气味与音乐，传达着一种历史与现实的同时存在。

贾立说自己甚至希望，伯明翰不要发展成为一个太过现代的城市。建筑需要空间，城市也应该有自己的时空感。

即使在班里成绩最为出色，但自己终究是一个外国人，贾立对自己的设计是否符合当地人的欣赏习惯还是未知数。对于“心有戚戚焉”的评价，并不是来自他的老师，而是伯明翰的市民，甚至是寄宿家庭里的老房东。当看了贾立的设计手稿，他们会兴奋地说，如果真能够在伯明翰建成这样的建筑，是多令人兴奋的事啊，每到此时，贾立会觉得自己无比荣耀。

“我还不是大师，我更看重成为大师的过程。”

贾立喜欢用空间来描述艺术、设计甚至是生活，这与他丰富的异域经历大抵有关，他的公司之所以以“空间”命名也是因为如此。他和他的工作伙伴并不局限于室内设计和产品设计，他更注重空间之间的对话，而不是华丽的修饰物，即便是设计烛台、小家具也试图表达空间造型。

国外的游历生活让贾立更为自信。“我不会拼命地去看别人的设计图片、经典案例，因为源头不在这，设计终究是为了生活。设计灵感的源头是你所感受到的生活方式和你对生活热爱的表达。”

杨洁

出名要趁早

北京服装学院教师

YANGJIE DESIGN Studio 设计总监

Channelone 潮流品牌创意总监

当杨洁从他拉风的红色凯迪拉克CTS 中走出来的时候，他的年轻令人感到惊讶和嫉妒。但聊起来，这个不到30 岁的服装设计师所表现出的成熟和深刻却远超其同龄人。

很多人把出国作为自己人生设计的重要部分，但杨洁的出国机会却是送上门来。2004 年，还是北京服装学院本科生的杨洁，在第10 届“中华杯”国际服装设计大赛中荣获金奖。

这次获奖意义重大，不仅其设计风格和手法一直影响到现在，还吸引了两家英国学校和一家意大利学校，先后来到北京服装学院，愿意提供全额奖学金来吸引他前往留学。杨洁最终选择了意大利IED 欧洲设计学院。

意外得来的机会使杨洁在看待出国的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出国并没有让他的人生产生突变。在服装设计领域，专业基础最重要，设计要用图形说话。“虽然我这个英语水平的留学生上课经常听不懂，但这并不妨碍我拿最多的满分并以最好的成绩毕业。”

在意大利，环境的剧烈变化所引发的感悟，对于杨洁的设计创作有很大的帮助，他觉得这是出国最大的收获。

毕业时很多人劝杨洁留在意大利，但他还是回到了中国，成为北京服装学院的老师。“我觉得在国外发展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因为你需要花很长时间真正融入到当地的环境中去，语言、思想观念、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等等，都是问题。而国内的发展很迅速，服装设计师的机会很多。”

2006 年杨洁回到国内，立刻就参与到奥运会火炬手和志愿者服装设计的工作中，成为火炬手服装的主创设计师之一。火炬手服装上面上升的火焰花的设计，是杨洁最满意的作品之一。2008 年，杨洁荣获第2 届“中华元素创意设计邀请赛”男装银奖及服饰特别奖。目前，杨洁正在负责设计“60 周年国庆”游行方阵中的男装部分。

设计不是艺术，这个在工业化时代才出现的门类，最终服务于商业。仔细研究杨洁众多的获奖作品，实用性始终贯穿其中。在上学期间，杨洁就经常到广东、江浙一带的服装厂去做衣服，请人帮忙把自己设计的服装制作出来，这对于他后来的发展非常重要。他也希望自己的学生不要只盯着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而是到服装产业基地去，到具体的工厂去，那里才是服装设计师的归宿。

杨洁渴望成名，但又有些害怕，因为很多著名的设计师前辈现在的状态并不如意，他们似乎成了这个行业高高飘扬的旗帜，只在某些品牌时装时请来充作门面，却失去了一个设计师最本真的责任：为消费者设计服装。杨洁希望自己能走得更踏实一些，一直战斗在设计的第一线，拥有自己的设计品牌，而不是成为一件华丽的外衣。

在设计师的审美时代，需要去改变衡量幸福的标准，需要努力创造个人经济的独立与自由。观赏过外面的世界，心里反而多了定力和主张，愿意飞行一跃的人都不喜欢给自己套上物欲的纸枷锁。

灵感是生产力，但灵感永远无法用GD P 去统计；创意是生产关系，但创意并不区分上流社会与下流社会。在经济时代，灵感与创意是设计师的奢侈品，是一种首善的能量，它挽救的是生活而非欲望；在无情城市，抽身飞行是最后的精神堡垒，也是一次心灵的复健疗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