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摘要：中国服务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已经到来，主要是由于众多原有的阻力因素正在转化为支撑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经济水平，服务业发展黄金时期的基础；制度建设，服务业发展黄金时期的关键；需求拉动，服务业发展黄金时期的动力；城市化进程，服务业发展黄金时期的舞台；新型工业化，服务业发展黄金时期的催化剂。

关键词：服务业；产业结构；国际差距；标准模式

对于经济增长和结构转换的“一般规律”，中国3次产业结构的变化和服务业的发展特点好像颇难解释。虽然服务业没有取得预期的高速增长，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没有显著提升，但中国却能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保持几乎是全球最高的增长速度，服务业发展滞后并没有成为增长的障碍。其实这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按照国际经验（黄少军、李江帆实证）人均GDP在这一时期，服务业的发展确实处于稳步增长状态，在GDP中的比重保持稳定状态，但也是服务业发展腾飞的临界状态，超过临界状态，服务业不起飞就会制约整体经济的发展。正是由于以前发展不足的弥补，加之服务业发展甚至是起飞时期的到来，以及服务业开放程度加大，便于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多重作用，未来的20年是服务业的黄金发展时期，必将推动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也将明显提高，从而带来较大的投资机会。

一、经济水平，服务业发展黄金时期的基础

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能耗、环保问题，制造业的低成本竞争、缺乏核心竞争力问题，整体经济过度外向型、过大顺差产生贸易摩擦问题，投资过热、就业不充分、消费主导型经济难以形成等等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受产业结构畸形发展的影响，受服务业发展落后的影响。服务业能耗较低，环保问题较少，生产业的发展，有利于生产企业的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其竞争力的增强，服务业的发展还有利于促进充分就业、启动国内消费，形成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当一个国家人均GDP增长幅度较小时，收入增长与服务业发展对对应关系不明显；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增长，人均GDP从一个收入组别迈入另一个收入组别，则服务业的发展会实现一个台阶式的跨越，占经济总体的比重会显著上升。中国总体经济水平已经进入黄少军的服务业良性增长时期（2007年全国人均GDP为1995年美元的3493.32美元，进入黄少军的良性发展时期；2021年中国人均GDP将到1982年美元的4078.54美元，整体进入李江帆的服务业起飞时期），特别是东部地区2008年已经进入李江帆和黄少军的服务业起飞阶段（2007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982年美元的3847.37美元，为1995年美元的5775.15美元），而且中国服务业的比重又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和产业结构标准模式的水平。服务业发展甚至是起飞时期的到来，以前发展不足的弥补，以及服务业开放程度加大，便于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多重作用，包括东、中、西部的梯度协调发展（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转移，政策的扶持，中西部地区未来发展速度将加快），未来的20年，是服务业的黄金发展时期，必将推进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也将明显提高。

二、制度建设，服务业发展黄金时期的关键

在中国，由于改革进程和开放度的不同，工业与服务业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在工业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机制已逐渐占据了主要的调节地位，非国有经济占有较大比重，行业中各所有制、各企业之间竞争也非常激烈。但是在服务业中，国有经济仍然占统治地位，计划安排和政府干预的色彩仍然十分严重，除了商贸餐饮、居民服务和公路运输外，多数金融、电信、医疗卫生、文化、铁路运输、民航、通讯等行业市场化程度相当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尚未形成。企业或事业单位内部自办机构、自我服务的现象普遍存在，“条条”治理形成的政企不分、行业垄断现象还比较严重，市场准入的限制比较多，竞争极不充分。由于市场经济发达的程度、生产体系和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都会阻碍资源和结构转变的过程，从而给服务业带来了经营效率低下和市场竞争能力差的不良后果。

从图1分析，中国服务业的发展综合要素贡献率最大为42.35%（资本贡献率为26.83%，劳动贡献率为30.83%），其中主要是制度、技术和管理（包括政策）是综合要素的主要因素（还包括规模报酬和要素质量等）。20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的确立，为服务业的发展解决了制度瓶颈，使综合要素贡献率大幅度提高，而90年代服务业相对于80年代制度变革欠缺，特别是相对于工业开放力度不够，难以引进技术和管理，其综合要素贡献率明显偏低。特别是1993-2000年，中国服务业综合要素贡献率均值为25.4%，大大低于同期工业综合要素贡献率62.85%和80年代服务业的综合要素贡献率50.53%，更远低于发达国家综合要素对服务业一般的贡献率水平60%-70%；从图2可以分析，服务业增加值增长率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走势非常相似，其相关系数达到0.82，说明综合要素生产率对服务业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服务业是一个全球化程度较高的行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服务业领域的跨国投资占全球跨国投资总额的60%左右（见图3）。中国以往的开放重点是制造业领域，加入WTO后，中国服务业正在按照入世承诺逐步扩大开放，服务业正在成为中国继续较大规模吸引外资、引进技术的新热点。图4中金融、房地产、信息网络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的增长大大高于传统的交运仓储和批发零售服务业（金融、房地产业近年来外资流入比重突然加大，部分是因为人民币升值和中外利差所致）。目前中国各类服务业的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尚有较大差距，加快服务业对外开放是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措施。那种只以为制造业领域的跨国公司掌握先进技术的想法是不全面的，在服务业领域，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在产品设计、技术诀窍、管理技术和服务水平等方面的差距，大于在制造业方面的差距。而且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的跨国流动会产生更明显的示范作用和带动作用，因为服务业所有的业务都要通过对客户的服务来实现，很难进行技术保密，母国公司与海外子公司的技术水平基本相当，不可能像制造业那样，将“技术水平高”的业务留在母公司，只将“中低水平的”业务转移给海外企业。可以预计服务业扩大开放将推动中国服务业加快发展和提高竞争力。

三、需求拉动，服务业发展黄金时期的动力

需求是社会生产的动机和目的，服务业的发展是由于社会对服务业的需求所带来的，服务业的需求包括最终需求和中间需求。克拉克认为，服务业比重的上升主要是由于人们的消费需求所引起的，因为相对于工农业产品而言，服务的需求更富有收入弹性，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需求将更多向服务转移，消费需求的增长带动了服务业比重的上升。而斯坦巴克等却认为，服务业比重的增加主要来源于中间需求的增长，由于分工深化和技术的不断进步，社会生产和销售的组织网络日益复杂，组织协调功能日益重要，导致生产中的非核心的“服务”内容不断增加，企业出于对规模经济的追求和对核心业务的专注，就会将一些内部的服务功能分离出去，由专业化的服务企业来完成，以享受更专业化高效率的服务。实质上，服务业比重的提升是由最终需求和中间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两者作用的大小有不同的变化。通过与发达国家的比较分析（见表1），可以得出，中国服务业产出用于最终消费的比重，尤其是用于居民最终消费的比重明显偏低，而政府对服务产出的最终需求则相对偏高；在满足中间需求的比重中，用于工业需求的比重明显偏高。

从最终需求方面分析，收入水平的差异决定居民消费结构的不同，发达国家人均收入远远高于中国，居民的需求层次较高，主要是用于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的心里需求，其更多的是由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化教育、休闲娱乐等服务行业来满足，所以服务在其消费支出中的比重较高；而中国居民收入水平远远落后发达国家，人们生活支出主要是用于满足吃、穿、住等实体产品比重较大的基本生活需要，对服务的需求支出比重偏低。在总需求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最终消费，尤其是居民的最终消费。因为“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一切需要的最终调节者是消费者的需要”，消费者的最终消费是引导和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主要动力。居民最终消费率严重偏低也同样给生活服务业带来较大不利影响，使中国居民最终服务消费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见表1）。

从中间需求和生产结构分析，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产业主要是由科研开发、工程设计、咨询、营销、财务、培训等服务业和资本、技术与科技含量高的制造业构成，随着科技的不断创新和分工的日益深化，出于集中力量培养和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以及降低成本的考虑，越来越多的企业将越来越多的非核心的或自身不擅长的服务功能外置，有专业化的服务企业来完成，市场的不断扩展又使得这些专业化的服务企业能够实现规模经济、降低成本和专业生产。由于中国服务业比重偏低，且最终居民消费又没调动起来，从而使工业的中间需求比重相对较高，这并非说明中国工业的生产业的绝对水平已经很高，随着服务业的发展，其相对比重将会下降，但绝对产值将会增加。发达国家服务业得到需求和生产两方面的促进而迅速发展，服务的非实物性特点决定了服务生产相对于工农业对物质产品的依赖程度较低，对服务业自身的需求却增长较快，从而带来服务业中间需求的大幅度提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制造业借助于微观企业改革、国际直接投资、产业转移和外包订单，使那些劳动密集、附加值较低、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制造业迅速成长。这种短期内迅速发展起来的OEM生产方式，由于仅具有对产业低端的加工能力，自身缺乏设计和研发优势、缺乏技术创新能力、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信息来源和销售渠道严重依赖海外供应商和进口商，根本无法与发达国家制造业进行差异化竞争。而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的发展，有助于解决制造企业特别是中小制造企业向高端制造环节挺进乏力的问题，帮助其改变创新能力落后、缺乏品牌、组织能力低下的局面，加速当前中国制造业正经历着的转型阵痛期，促进制造业持续健康发展。

四、城市化进程，服务业发展黄金时期的舞台

城市化是服务业发展的需求基础和空间依托。城市化过程引起人群生活方式的转变，为服务业发展提供市场条件。从生活方式看，农村生活方式容易自给自足，而城市生活方式往往与市场交换相联系。服务业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其本身对区位聚集有很高的依赖性。服务业提供的服务产品具有非储存性，生产、交换和消费同时性的特点，是服务需求具有聚集性的要求。只有生产要素和人口规模聚集到相当规模，产生对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的巨大的市场需求，才能支持服务行业的不断产生和独立化。城市化过程推动传统服务行业的发展的同时诱发服务业的新行业出现。服务业中许多行业的规模经济性特征明显，尤其是金融、保险、会计、法律、信息和综合服务技术等中介服务，以及高等教育、广播电视、社会福利等，城市化水平低，必然没有产生和发展的空间。城市化过程影响服务业发展的规模和结构。资源的差异性和比较优势规律的作用，使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聚集有不同的规模和类型，而城市的规模和类型会影响服务业发展的内容和规模。

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分界线，中国的城市化历程明显地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1978年以前是城市化的停滞和低速增长阶段、1978年以后是城市化的迅速推进阶段。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城市化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城镇人口比重由1978年的17.9%迅速提高到2007年的44.9%（见图5）。1979年是中国城市化历史上具有重要转折意义上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城镇人口增长系数K值（城镇人口增长规模与总人口增长规模的比值）完成了大于0.5的转折，进入城市化初期阶段。在此之后的绝大部分年份里，中国城镇人口的增长规模都超过乡村人口，城镇人口增长系数的变动呈现逐步提高态势，1995年城镇人口增长系数K值首次达到0.80。

根据K值的大小，可以认为中国城市化经历了1978年以前的前城市化阶段、1979-1995年的城市化前期阶段，1996-2007年，正在处于城市化的中期阶段。可以看出，城市化水平与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见图5、表2），说明城镇化与服务业发展之间存在较强的互动促进关系。而中国工业的发展与城镇化水平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见图6、表3），仅在工业化前期城镇化与工业就业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从各方面因素看（城乡收入差距、政策松动等），未来一、二十年将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的重要时期，城市化进程加快，将对服务业发展产生积极的重要影响。

五、新型工业化，服务业发展黄金时期催化剂

新型工业化是以信息网络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网络化，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路子，它将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借鉴世界产业结构升级的经验，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与加快发展服务业是并行不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并不意味只发展工业或重工业，放弃加快发展服务业，恰恰相反，它将会推动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新型工业化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要求工业产品中的科技含量提高，这将引起工业对信息产业特别是信息服务业的强烈需求，推动服务业中的通信、信息、计算机网络服务、科研服务业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迅速发展（见表4）。这就决定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对信息服务业的需求相对强，从而引起提供信息技术含量高的服务产品的服务业部门大发展。

同时，新型工业化强调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处理好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走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道路。这意味着在工业的中间产品投入结构中，非再生性资源耗费比重将会下降，再生性资源耗费比重将会上升，将导致工业对自然资源依赖程度很强的实物资源，如能源、钢铁、石油、原料的需求相对下降，对自然资源依赖程度相对弱的服务资源，如环保服务、信息服务、科技服务、通讯服务等服务业资源的需求相对上升。这将相对减少中国工业对重化工业的需求，缓解能源工业的供不应求，相对降低其扩张速度，同时促进服务业中为工业服务的生产服务业的大发展。如图7、8所示，服务业的能耗水平大大低于工业和国民经济整体能耗水平（服务业中交运仓储的能耗较高，其它行业能耗都很低），服务业产值比重的增加会降低整个国民经济的能耗水平，同时，生产业的发展又会促进工农业生产提高技术降低能耗水平。

新型工业化道路还要求充分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优势，在工业化进程中把扩大就业作为重要目标。这就要面对中国人口多、劳动力成本低的国情，处理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就业，主要靠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城镇劳动力随产业结构调整的再就业来解决，这将引起就业和再就业培训、职业介绍、信息服务、中介服务、交通服务等服务业部门需求增大；资本技术密集型、高新技术产业和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升级优化所需的就业，主要靠培养和引进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力资源来解决，这将引起高等教育、科技、信息、文化、娱乐、卫生、保健、体育、旅游、休闲服务等，全面提高居民素质和科技文化水平的服务业部门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黄海燕.逐步确立以消费为主导的综合经济增长模式[J].宏观经济观察,2006(4).

2、宋冬林,金晓彤,刘金叶.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的实证检验与经验分析[J].管理世界,2003(5).

3、陆杰华,王广州等.人口增长和消费模式对海洋渔业资源影响的实证分析――以舟山为例[J].人口学刊,2005(4).

4、李斌.投资、消费与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古典角度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4(9).

5、林跃勤.扩大消费需求构建内需主导增长新模式[J].金融博览,2005(12).

6、赵宁.消费――经济增长模式的理论探讨[J].湘朝,2007(2).

7、吴晓求.中国资本市场:从制度变革到战略转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8、杭斌,申春兰.经济转型中消费与收入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关系[J].管理世界,2004(5).

9、(日)公文俊平.服务业经济化:日本服务业新时代[M].台北国际商学出版社,1989.

10、(加)格鲁伯,沃克.服务业增长：原因与影响[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3.

11、邓于君.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变趋势研究[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12、李江帆.中国服务业发展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5.

13、中国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14、黄少军.服务业与经济增长[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15、夏杰长等.高新技术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16、郭克莎,王延中.中国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及政策研究[M].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

（作者单位：何庆明，平安证券研究所，作者为副教授、博士后；刘婉华，深圳市社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