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问题是治国理政的关键问题

依据党的历史经验，作出过一个带规律性的重要论断：“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6页）这里所说的干部，是指各级领导干部。这个论断，不仅说明干部对于贯彻党的路线、完成党的任务的极端重要性;而且也反映了对干部的应有要求，即我们需要大批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需要他们富有远见、勇于担当、德才兼备、联系群众，这样才能完成历史赋予的任务。1956年，苏共20大和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发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动荡。在这“多事之秋”，我们党和国家沉着应对，保持了稳定。所以能够这样，正如所说，“我们党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我们这些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是土生土长，联系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我们有这么一套干部：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东欧一些国家不很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一套干部。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著作专题摘编》〈下〉第2043―204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这生动地说明了干部特别是经受过严格考验的干部的重要性，对于我们今天的干部队伍建设仍然是富有启迪的。

“缺钙”现象会危及党的生命

在新的历史时期，干部队伍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现在的干部主要是和平时期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优势是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视野也比较开阔，富有进取精神;但存在的弱点也是明显的，比较普遍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和党性锻炼不足，有相当一批干部对党的历史和传统作风知之甚少，对人民群众缺乏深厚的感情。另一方面，他们面对的环境比过去更加复杂多变，这主要是：剧变后出现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西强东弱”的格局，加上西方势力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渗透活动，使得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虚无论”甚嚣尘上;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私营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商品交易原则容易向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渗透，也容易造成官与商、权力与金钱互相纠缠和利用，成为对干部队伍危害极大的腐蚀剂;由于国内外种种原因，出现了诸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西方“普世价值”和“”以及“儒化中国”等错误思潮，对一些干部的思想走向也会产生严重的影响。

这些情况，使得我们干部队伍建设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一些党员干部忘记了党的宗旨和自己的历史使命，营营于追求个人私利;有的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方面也存在着较为突出的问题，比如，醉心做官，不求进取，平庸度日，漠视群众，脱离实际，高高在上，形式主义，弄虚作假，讲究排场，贪图享受，以至骄奢淫逸，，贪赃枉法，欺压百姓;有的对日益泛滥的错误思潮不闻不问，不表态，不作为，以保持自己的开明形象，保选票求升迁;有的甚至把西方的思想理论教条化，对其政治制度、价值观念顶礼膜拜，要求照抄照搬。出现这些情况，虽然原因有别，程度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背离了党性原则，有的人则因此堕落成为人民的对立面。这些不良作风的存在和蔓延，不但会使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为脱离广大群众的要求和期望，而且也无法担当起历史赋予的重任，使我们党面临巨大而可怕的风险。

党员干部思想和作风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反映出党的肌体受到了严重侵袭。早在1980年，陈云就发出振聋发聩的警告：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1982年，针对当时已经露头的严重的经济犯罪活动，邓小平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邓小平文选》第2版第2卷第402、403页）

这里还要指出，在党员干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虽然有客观环境的原因，但不可忽视的是，这种现象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得不到有力的纠正和遏制，确是同我们工作中有时存在的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密切相关。在一些领导干部中，有的坐在指挥台上，两眼摸黑，心中无数，只能靠讲大话、空话、套话来唬人;有的是乱作为、胡作为，把党引向邪路;有的则是软弱无能，不敢旗帜鲜明地坚持原则，许多措施往往停留在口头上、形式上，误党误国。

上述种种现象的出现，正如指出的，“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这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

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高昂而扎实的工作姿态，在全党上下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并扎实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针对严重存在的“”问题，制定“八项规定”，并要求高级干部首先做到;在反腐败斗争中，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敢于碰硬。多次联系国家政权的安危、社会应有的健康向上的主旋律和培养什么样的人等重大问题，深刻论述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要求在错误思潮面前，要旗帜鲜明，敢于亮剑。这些重要思想和有力措施，对于转变干部作风，改变多年来存在的顽疾，效果明显，群众满意。这几年治国理政的经验表明，只要敢于从领导干部抓起，敢于坚持原则，并一以贯之，我们党就一定能保持自己队伍的纯洁性，就一定能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干部队伍建设的宝贵经验。

理论坚定是政治坚定的基础

在关于治国理政的重要论述中，十分重视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提出要进行理想信念教育，解决“缺钙”的问题;要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树立和发扬“三严三实”的作风;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要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等。这些重要思想和要求，贯穿了干部的他律和自律的辩证统一，对干部队伍建设有重要指导意义。

这里着重就理想信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关系问题，谈一点对干部队伍建设的看法。我们党是以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党。这样的理想信念是奠立在正确阐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因而它是对真理的信仰，对科学的信仰;而绝不同于，也不同于世俗的信仰。正是这种崇高的理想力量，集合起一批勇于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献身的优秀儿女，以真理的声音和自己的模范行动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凝聚起来，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的面貌，今天正带领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而奋斗。因此，可以说，理想信念是党的灵魂和生命所在，失去理想信念，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诚然，党在历史上犯过各种错误，但就其主要原因来说，是认识问题即思想方法问题，一旦认识统一了，相对地说就比较容易纠正，多数犯过错误的同志也能够较快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而今天在党风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已不单纯是一个思想作风或工作作风问题，它往往同一些党员和干部理想信念失落相联系，甚至同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相关联。应当看到，这比认识问题纠正起来要困难得多，同时也说明必须加以认真解决的极端重要性。

理论坚定是政治坚定的基础。造成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失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同多年不读马列著作密切相关的。没有科学理论的武装，不可能深切理解我们党的事业、宗旨和传统作风，不可能具备统领全局、高屋建瓴的高超领导能力，也不可能具有抵制各种诱惑、永远保持共产党人品格的能力。如果不读、不懂马列著作，理想信念就缺乏科学的支撑，就容易失落和丢弃。在这方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的一生，是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著作的一生，也是始终坚持不懈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并加以发展和创新的一生。他青年时代接触的第一本马列著作就是《共产党宣言》，这部经典一直陪伴了他56年。1939年底，自己说过，《共产党宣言》读了不下一百遍。他多次在党内推荐读马列著作，第一本也是《共产党宣言》。他的秘书林克回忆说：从1954年秋天起，重新开始学英语。“想学一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英文本，第一本选的就是《共产党宣言》，这本书的文字比较艰深，而且生字比较多，学起来当然有不少困难，但是他的毅力非常坚强。我发现他在《共产党宣言》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全部都密密麻麻地用蝇头小字注得很整齐，很仔细，他的这种精神，很感人”。辞世时，身边还放着一本大字线装本和两本战争年代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同样，也在去世前不久，读完成仿吾重新译校的《共产党宣言》试用本，他说，“你们重新译校的《共产党宣言》，我昨天一口气看完了，很好，很好懂，主要问题都抓住了”。他还说，“现在许多问题讲来讲去，总是要请教马克思和恩格斯，总得看《宣言》是如何讲的”。这种读书和求教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毫无疑义，在干部中倡导并要求学习马列原著，读《共产党宣言》，是“补钙”的一个重要途径。

当年倡导全党学马列，也是出于对党的实际状况考虑，他说：“为什么不应当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呢？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当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但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传。”（《文集》第5卷第261页）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状况今天依然存在，或者说更加突出。有的学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立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才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就完全颠倒了源与流、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具有普遍的真理性。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证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党才能始终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如果不学、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不可能正确而深刻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会偏离正确方向。比如，有的学者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笼统地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这种情况，确是从一个重要方面，说明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性。

1938年就向全党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3页）在这里，他把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同增强党的战斗力、能否取得胜利联系在一起，深刻说明掌握理论对担负领导责任的重要意义。他为此坚持不懈地在党内倡导读马列著作。党的七大确立了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在大会上开列书目，向党员干部推荐“至少要读”的五本马列著作，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民主革命中社会的两个策略》。他指出：“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他还具体地说：“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这个方法可以在各个地方介绍一下”。（《文集》第3卷第417―418页）随后，又开列12本干部必读书目，他说：“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文集》第5卷第261页）这对于我们今天解决党员干部的“缺钙”问题，仍有重要的启迪。如果能够这样做，并紧密结合工作实践，深信我们干部队伍的精神风貌、领导能力和工作作风，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