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丑角”红人:哄客的狂欢节?

在当今网络大行其道的年代,“网络红人”已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词。然而他们之中有这样一个群体――与传统红人相比,他们往往没有惊鸿的外貌,没有渊博的学识,有的仅仅是与众不同的“丑态”。从“芙蓉姐姐”,到“山东二哥”、“凤姐”,再到最近的“小月月”等,他们以网络为传播途径娱乐自我、娱乐他人,在社会中迅速走红。他们常常以出丑为娱乐,并受到亿万受众的追捧或漫骂,和广大受众一道以网络为媒介搭建了一座虚拟的“互动舞台”。从传播与文化的角度分析,作为丑角的这群网络红人不仅仅是一个群体的代称,更是一类社会文化的表征。

作为原型的丑角

丑角,原指中国戏剧中的一种程式化的行当,一般扮演插科打诨比较滑稽的角色。丑角在形象上,常常打破了人们固有的审美标准和习惯,比如中国戏剧中的丑角脸又称为“三花脸”或“小花脸”,通常在丑角的鼻梁中心抹一个白色“豆腐块”,通过这种夸张荒诞的造型,来突出其滑稽之感,并吸引观众的目光。在西方,也有在小丑鼻子上粘一个大大的红鼻头来营造戏剧效果的传统。而网络红人也正是通过如此方式来达到其丑角的效果,正如“芙蓉姐姐”的经典s造型、“山东二哥”豪放不羁的肌肉,正突出了这种滑稽荒诞的丑角特征。

而网络丑角在这方面也决不逊色于中国戏剧中的丑角。“芙蓉姐姐”颠覆传统的行为艺术,“凤姐”大胆不切实际的征婚启事,无时无刻不在刺激着受众的神经,使受众在嬉笑怒骂中得到。

在身份上,戏剧中的丑角与现实中的网络红人也有极大的相似之处。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绍兴戏文中,一向是官员秀才用官话,堂倌狱卒用土话,也就是生旦净大抵用官话,丑角土话。”这证明了丑角大多是来自民间,这也与网络丑角不谋而合。“凤姐”,原名罗玉凤,重庆綦江赶水镇人,出名之前在上海一家家乐福超市打工;“芙蓉姐姐”,原名史恒侠(据说也叫林可),1977年7月19日出生于陕西省武功县一个普通职工家庭。网络丑角正如戏剧丑角一般,具有强烈的草根性。

在人类的文化发展史中,丑角历来是供人们娱乐消遣的对象,它作为一种滑稽逗乐的原型而存在着。原型是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形式,是一种先验表达的可能,一种先天的能力。也就是说,随着人类的发展,历史的积淀,人们拥有数不胜数的经验,当某个经验被无穷尽的重复之后,便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刻写进人们的精神建构中。此后,人们无需经验便可在类似情况下做出与祖先类似的反应。在中国,“最早的丑角原型当算先秦时的优人了,他们虽不乏滑稽调笑的愈味,更多的是取其诙谐,以托讽谏。到了元代,关汉卿、王实甫、马致元等杂剧作家,都用自己卓越的艺术表现能力,创作出不朽的喜剧名作,他们的剧作里象桃机这样的人物,当属丑行。明清时,京、昆及各地方剧种在角色行当中,丑及兼于丑净之间行当几乎占一半以上。”无论其如何发展,他们面容滑稽、身份低贱、诙谐幽默等特点却是丑角原型永远不变的精神核心,且深受人们喜爱。因此,以丑角为原型创造出来的网络红人形象也得到了大众的倾心。

加上网络媒体以及传统媒体对网络红人丑角特征的聚焦、放大以及大肆渲染,使得有些并非其丑无比的网络红人成为网络丑角,并在网络上掀起了一场审丑的热潮。与此同时,这些受众绝不是默默地观看,而是不停的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停地起哄,直接或间接的将这些网络丑角推向了网络红人的宝座,这个受众群体便是哄客。

哄客的狂欢

在这场审丑的盛宴中,真正的主人并不是丑角,亦不为媒体,而是这些对于丑角的一举一动都会做出强烈反映的哄客们。著名文化学者朱大可提出:“哄客,是针对文化丑角的新式消费主体,享受丑角带来的狂欢,并通过收视率或点击率进行投票,在互联网上表达意见,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他们的趣味决定了丑角经济学的收益,也决定了丑角的命运。”

丑角的受众通常可以分为三种:赞客、骂客和笑客。赞客,就是站在那里不停地称赞、支持、歌颂的一群受众。在网络的BBS中,常常会看到他们的身影,以若干个大大的“赞”或“挺”字等作为表达方式,来支持楼主的观点或他人的评论。而这些网络丑角的背后,赞客真可谓是九牛一毛,屈指可数。但他们的支持,也为网络丑角的成名贡献了一点绵薄之力。

骂客,则是直接对立于赞客。他们对于网络丑角的回应总是无休止的漫骂,甚至使用众多暴力语言来抨击和侮辱他们所斥责的对象,唾弃一切不符合其价值的事物,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达到自身的愉悦和满足。他们的目的便是迫使网络丑角退出这场网络的盛宴。殊不知,骂客们的极端行为却有意无意的成为了网络丑角成名的间接工具。正是因为他们的“骂”,为这些正愁找不到话题炒作的网络丑角们提供了更多的话题,争取了更多的眼球。正所谓有“骂”就有关注度。

笑客,应该是“三客”中最中立、最不带偏见的一个群体。他们总是以笑来应对一切。或是会心一笑,或是恶毒的嘲笑……他们不会用极端的手段或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笑是最机智的回应方式,它是一个拥有无限所指的能指。一个简单的能指“笑”,代表了千万种意义,也许是因为丑角的行为感到可笑而笑;也许是因为称赞网络丑角的勇气而笑;也许是因为对网络丑角行为的不屑而笑……总之,这群笑客也在网络丑角身上寻找着各自不同的乐趣,用自己的方式分享着这场网络盛宴。

哄客们利用海量的意见炮弹,来轰炸整个网络。顿时间,便可以将一个社会精英轰成一个一文不值的小丑,亦可以将一个网络丑角捧成一个众人关注的网络红人。“芙蓉姐姐”正是哄客们的杰作。她最早在清华北大等高校的BBS中发帖,引起了不小的关注,但却一直局限于高校论坛。直到一年后有人将其转入了天涯社区,被众多哄客们所发现,在他们不断地发帖,跟帖之下,“芙蓉姐姐”走进了公众的视野。包括“凤姐”、“姐姐”等其他网络丑角的走红,都与这些哄客们密不可分。哄客们也正是通过这种起哄的方式进行着一次自己的网络狂欢。

在网络媒介盛行,麦克卢汉“地球村”的预言得以实现的今天,人类的传播已经超越了时间界限,超越了空间距离。哄客们也在演绎着自己的网络狂欢。任何人,无论年龄大小、身份贵贱、学识深浅,只要轻轻动一动键盘,便可发出自己的声音,马上加入到哄客的队伍中去,使得狂欢的全民性再一次得到了实现的可能。其次,狂欢活动最基本的特征便是“颠覆”与“亵渎”。而如今网络媒体强大的匿名性使得任何一位哄客都不必为自己的“口无遮拦”付出代价,哄客们可以肆意的发表自己的意见,对网络丑角进行调侃,谩骂,以至亵渎。正如在有关凤姐的BBS中,常常会看到这样的评论留言“拜托,别吓人好不好,我 们都还是祖国的花朵,不要残害我们。有空您也撒泡尿照照,醒醒吧。”“口出狂言……痴人说梦话……脸皮比猪皮厚……人至贱则无敌……”这些极具讽刺的话语,正是哄客狂欢中对于网络丑角最常见的颠覆。

在这场哄客的网络狂欢中,不仅成就了网络丑角,也极大地满足了哄客自己的心理需求。一方面,哄客作为一个个体,有着强烈的“求乐”心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将人格结构分为本我、自我与超我三个部分。本我是与生俱来的最原始最本能的部分,它由“求乐原则”所支配,其唯一的目的便是追求快乐。正是在这种“求乐”的驱使下,导致受者心里有了强烈的接受和传播媚俗化信息的欲望。因此,也就有了今天在网络上为达到快乐而起哄不断的哄客们。另一方面,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认为,人有自我实现的需求。然而在当今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社会压力巨大,并非所有人都可以满足这一需求。于是,很多人将现实生活中难以满足的需求转加到了极具匿名性的网络中,通过对于网络红人的嬉笑怒骂来实现自我。“人们面对丑角,从其卑微地位中产生出与自身平庸境况的认同感,而小丑命运的反转实际上是一种渴望的象征,人们希望通过某种特殊的环境设定来显示自己更高的价值,将自己从平庸中救。”正如哄客们在起哄时,不仅仅满足了自身的,而且,这种哄客在暗,丑角在明的看与被看的关系以及对网络红人的肆意评价,使得哄客们极具优越感和满足感。

此外,在这场哄客狂欢的背后,一轮新的消费也正在悄悄地进行着,这只利益的大手一直在默默地操纵着他们。

走向消费主义

网络丑角不断刺激着受众的眼球,他们娱乐自己,娱乐他人,从而实现自身强烈的表现欲。网络哄客们则通过对这些丑角的消费,来实现自身的优越感和求乐欲望。然而,在这场网络审丑盛宴的背后,真正的指使者却是作为传播平台的大众媒介。

对于媒介来说,最能引起多数人关注的便是好的、成功的、有竞争力的。能吸引受众眼球,引起轰动的人物或事件,无论好坏与否,是雅是俗,都会受到媒介的大力追捧,而最终带给媒介无穷的暴利。大众传媒塑造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它煽动人们的消费激情,刺激人们的购买欲望,它不在于仅仅满足“需要”,而在于不断追求难以彻底满足的“欲望”。使得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更加关心它的符号价值。由此,媒体便成了消费主义的推崇者。而在网络丑角的娱乐中,对于欲望的追求已经达到了极致。无论是网络丑角对于自身表现欲的追求,还是网络哄客对于自我实现的追求,都已不再是一种基本的生活需要,而成为了一种强烈的难以满足的欲望。媒介正是通过对于这种欲望的刺激,来达到获取利益的目的。大众传媒潜移默化的对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行影响,比如常常会勾勒出一种成功人士、明星的富裕惬意的生活。来刺激人们难以满足的表现欲和优越感,使其成为一种无限膨胀的欲望。

同时,网络媒体对网络红人进行大肆宣传,为众多网民设置了一个特定的议题,并提供发表意见的场所如BBS、博客等。于是,在网络哄客的无情言论中网络丑角得以成名,哄客们也在不断实现自己的欲望。而网络媒体则获得了他所希望的点击率,从而使其赚取更多广告收益。正如“芙蓉姐姐”进驻到了天涯社区,引起轰动。新浪、搜狐等各大门户网站纷纷对其进行报道,大大增强了自己的点击率,获得了更多的利益。而芙蓉姐姐却成为了网络红人,众哄客也过了一把口舌瘾。

其实网络红人现象仅仅是媒介制造娱乐的一个手段而已。其最终目的无不集中在“利”上。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教授陈卫星认为:“网络红人展示自己是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在整体社会文化走向低俗化的倾向下,选择低俗化的方式展示自己成为他们有市场需求的前提。”在网络红人现象的背后,一个借此成名,一个提高收视率、扩大发行量。即一个为名,一个为利,两者皆得益,何乐而不为。可以说,这一切都是在巨大利益的趋使下,由媒介一手完成的。其实,表面风光的网络红入和网络哄客,实质上仅仅是媒介获利的一个有效工具而已。

在网络媒体盛行的今天,社会价值日趋多元化,加上市场利益的诱惑,媒介的商品属性日渐凸显,媚俗化信息往往更能吸引受众的眼球,大众传媒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使人们的各种欲望不断加强。于是,网络丑角和网络哄客便成为了网络媒体中的一个新的群体,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现自己,娱乐自己,同时,也娱乐了他人。然而,在有意或无意的情况下,他们却已经成为新一代消费社会中媒体利益的工具。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些网络丑角的娱乐价值,更加应当警惕某些基于商业目的的恶意炒作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同时,还应当加强网络媒体的把关,进行正确的舆论疏导,建立一个健康和谐的网络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