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多维视野下的新世纪外国文学史

内容摘要:世界文学发展史,自然包括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已经翔实证明文学即审美的“人学”,其本质是人类对生活历程与时代变迁的审美反映,同时也是认知自我发展和成长的艺术化观照。由是观之,无论中国文学史编写抑或外国文学史编写,均不能离弃“人学”灵魂和“审美”原则。基于此,构建当代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无疑是一项特殊重大而历时较长的“审美人学工程”。这项工程和建立“以人为本”、“以我为主”的中国“外国文学学”有密切链接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必由之路。事实如此,只要我们牢实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科学发展观等”)的基本特征,遵循“承接――超越――创新”的规律,勇攀学术高峰,我们一定会有属于中国、形成自己体系的外国文学史;它将通过世界文学的比较性和比较文学的世界性,充分表达“中国心”、“文学情”和“世界爱”。

关键词:多维视野　外国文学史　中国特色

怎样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新模式,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成为人们多方面深切关注的学术前沿问题,并迅速发展为文学审美教育探讨的一个热点,众多坚持文化操守原则、锐意求新的外国文学工作者,更是把它当作创立中国“外国文学学”的带有战略意义的课题来考究。1999年10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在上海召开第六届年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前所长吴元迈研究员,在报告“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50年”中明确指出,“外国文学学即外国文学研究的研究,还没有很好开展,而它对吸取百年以来外国文学研究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对外国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吴元迈13)。在大会主题发言“关于中国人编写外国文学史的几点思考”中,我曾强调,从回顾与展望两方面研讨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编写策略是“当务之急”,同时提出了梳理或撰写建国60年来中国外国文学史的“编纂史”的良好愿望。无可置疑,如欲应对“当务之急”,务须认真重评既有的外国文学史主要模式,经过几组矛盾的辨识和论证,最后推出关于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建构“方案”,这是必由之路。是否适时而实用,特此向专家学者请教,征求广大读者的批评意见。

一、重评外国文学史主要模式和正确处理几组矛盾关系

巡视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及外国文学史编纂进程,显而易见,前苏联文学史观和西方文学史观在不同时期均对我国的外国文学史建构,产生过重大而深刻影响,积极促进和消极延缓作用并存。叶水夫等研究苏联文学的专家学者关于苏联文学史观的得与失已有不少评述,似不必重复。这里重点讲评近几十年西方文学史观“为我所接受”的简况,这是我们研讨已见的中国的外国文学史模式、以及如何处理外国文学史编写中的几组“矛盾关系”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重写外国文学史的呼声日益高涨,国内学者、文学史家、文评专家把目光转向了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史观,如果我们把姚斯的接受美学称为第四类,那么后现代主义奉行的就是第五类文学史观。有人指出,后现代文学史观也有其可取之处,此言不谬,后现代文学史观强调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在重视文学史的规律的同时必须还文学的历史性,写文学史必须以史学理论为基础。后现代主义史论的基本观点就是应当恢复理论的批判本质,即对过去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进行审判,不能照搬照抄,要用批判的眼光进行重新审视。我认为这种文学史观有道理,也就是说要进行再思考;这不是再次或重复思考,而是思考的超越,要有新的认识,新的发挥。后现代主义当然也有缺点,有虚无主义倾向,它否定一切既定理论,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论。我们虽然要警惕后现代虚无主义的倾向,但它的确也不乏可以借鉴的地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确实推动了西方文学史的发展,对我国重构外国文学史也有着启示作用。重审、再议、深思过去是为了突显现实的需要,要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自然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的原则,消除后现代主义否定一切的消极因素。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有一部经教育部推荐的由老中青学者三结合编写的《新编欧洲文学史》(上中下)问世,这是时代进步的需要。这部文学史是在杨周翰等40年前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上下)的基础上修改的,虽然前后两部没有多大变化,但是后者克服了弗里契的影响。较之于旧《欧洲文学史》,它最大的变化不是体例的变化而是观念的变化。祛除了庸俗社会学的观念,纠正了先前单纯的阶级分析法,加强了文学分析法。这可谓是西方文学史观对我国文学史编写产生影响的一个具体表现。话说到此,自然会联想到有些西方的文学史观可作参考材料之说,事实上,我们不能忽视从法国的斯达尔夫人到丹麦的勃兰兑斯,从苏联的季莫菲耶夫到斯洛林,他们的文学史著作和文学史论对我国外国文学史研究的借鉴和启示作用。不仅西方文学史家的编著一贯坚持“以文学史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的文学史观,我国很多的外国文学教程基本上也借鉴了这一文学史观。在叶水夫主编的《苏联文学史》(1993,我国专家学者自己撰写的第一部大型苏联文学史著作)以及王佐良、何其莘合著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1996)中,均可见出上述文学史观的影响。

另外,其他国别文学史对我国文学史研究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我们已知,北大教授吴达元编写的《法国文学史》对我国影响很大,但是这部著作是以法国文学史家朗松的《法国文学史》为蓝本写的,哲学性很强,文学性相对较弱。英国莫狄・勒樊脱的《英国文学史》在我国建国前后也很有影响,这本文学史的翻译本曾作为南开大学解放前中央大学的英国文学教材,在美国高校也作为教材使用。勒樊脱认为文学本身是个活跃的东西,也就是说文学是动态的,有启示性的,因此,有人提议要写叙事性的文学史,是为了疏通文学史,突出文学史的文学属性,但是难度很大,应有较长的反复实验的过程,目前还没有出现叙事文学史。德国梅耶尔在1954年出版的《德国文学史》和梅林的《德国的文学论》、《作家作品论》都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精神,在我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最后,关于西方文学理论全球化扩展到我国的现象,可以联系世界文学来加以思考,这在我国的影响也很深远。

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研会(即当今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都很重视面向2l世纪的外国文学研究与外国文学史编写。《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国外文学》等期刊都曾多次以专栏或散篇的形式,讨论外国文学研究的深化、外国文学评论的强化、外国文学史重构等问题。

关于文学史方面的讨论归纳起来,我认为要处理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中国外国文学史独立性与开放性的关系。我们应该充分吸取国外同类文学史的精华,却又不是英美式、法式、德式、苏俄文学史的翻版和简易改编。如欲编写具有我们自己特色的外国文学通史或各国别文学史,则必须以中国文化与文学,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化思潮和文坛风云为基本参照系。这里也有一个“开放”的问题,包括外国文学史向中国文化与文学开放。中国人写外国文学史,如何结合我们的民族文化与文学来凸显其“世界性”和“比

较性”,是很值得研究和实践的重大课题。无可置疑。这一方面完善的成果,既有助于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学派的建立,又能如实反映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展。

第二,史与论,文与史,系统性与当代性的关系。这几组关系都是编写外国文学史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一部外国文学史,就是外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中发展的历史。因此,我们编写外国文学史就不可不关注文学理论、批评和方法论。有人认为,作为外国文学史,不能简单地运用历史叙述方式罗列文学现象,不可成为“文学、历史事实的拼凑”,背后必须有“史学理论”或“文学史论”支持,必须从历史的高度、文学史的深度来把握理解它。外国文学史的系统性和当代性可能涉及多方面的问题,但最终这两者是能够融汇的。重构文学史或重写文学史并非简单地增加点什么或减少点什么,也不是彻底摧毁传统的体系,着重应该从当代中国人的视角出发,这种文学史观的当代性既不排外,也不割断自己的历史。

第三,失语与寻求本土语言的关系。事实上,中国人编写外国文学史运用什么方法,采取什么样的评说方式以及文学理论概念、术语等,也是一个难以回避且不应该回避的问题。甚至涉及文学作品、文学理论的翻译问题。90年代以来,一部分学者为中国文论失语,中国学术话语中的西方主义焦虑,并且印证后殖民批评,积极呼吁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重返自己的话语家园,也有一部分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并在诸多报刊展开争鸣式的研讨。实事求是地说,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史著述中,确实存在机械搬用西方文论、方法和名词术语的现象,甚至在一部分中国古今文学评论中也是如此。这种照搬、失语状态,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焦虑。学者们有理由提出外国文学研究应该用中国而不是外国话语的要求。但是,我们又不能偏狭地、保守地夸大这种失语现象,绝对地把中国文学论、方法论和西方文论、方法论对立起来,忽视我国学术界吸收、借鉴西方文论、方法论精华的成果。其实,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既有区别又有相似的东西。因此,我们在继承发扬中国古代文论的同时,可以而且必须吸收借鉴外国文论中的能为我所用的东西,并经过融汇整合,使之化人自己的血肉之中。我认为在处理本土化与全球化的问题上,我们必须辩证地对待,既不被西化也不执着西化,正如季羡林先生所强调的“必须中西兼通,中西结合”。文学理论如此,文学史言说方式亦应如此。另外,我还补充说明一点,那就是我们在做外国文学研究时,同样要辩证地对待原语外国文学和译语外国文学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其实译文工作也需要一种“科学精神”,比如译语外国文学中也可追溯原语外国文学的“韵味”:多种译文与原作原文作审美比较研究,“味在其中”。关于“两种外国文学”,可以参阅高玉的著作《“话语”视角的文学问题研究》第四章第二节“论两种外国语”。

第四,文学史与交叉学科的关系。编写外国文学史不可不特别重视交叉学科研究的发展,这也是时下“热门话题”之一。文学史离不开文学批评,现代批评方法具有多样性、边缘性、精确性、对立性的特点,各学科批评模式多元并存,并在矛盾中发展。从发展趋势上看,不可忽视其交叉性、综合性。钱学森认为,世界上科学发展的总趋势是走向综合与交叉,走向一体化,不能再区别自然科学方法论与社会科学方法论。钱三强也说:“本世纪和下世纪初,将是一个交叉学科的时代。”现在,文学批评方法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自然科学方法、横断科学方法在文学批评方法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各种方法互异、互补、融汇。世界文学史紧密地联系世界文化史,文学与文化各个部门是沟通的。因此,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者,包括外国文学的编纂者,有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促进真正的世界文学早日到来。

当然,要处理这些关系,就必须涉及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文学自律与他律的关系,但是我们必须关注关系的双方在矛盾运动中互渗互补,可能走向融合与统一。其实,有的矛盾关系对峙难解源于研究者的观念、理解相异。比如,20世纪末建立的高校文科二级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由原来具有历史亲缘关系的两个学科,即世界文学、比较文学融会、整合而成的新专业。在两个世纪之交,争议颇多,很不一致,有人认为世界文学学科被比较文学“吞并了”,有人认为这样“合并”造成比较文学学科的“混乱”。⑤经过反复研讨,问题趋向解决。众所周知,先有世界文学,后有比较文学;没有比较文学,就没有开放式的世界文学。这一新专业的出现,不仅为世界文学,而且为比较文学的教学改革和科研的“定向”提出新的挑战、启示、思路和课题。充分发展新专业的优势和积极建设原有的两学科是并行不悖的,务必正确处理三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努力促进比较文学向总体文学“飞驰”趋至“合二为一”,让真正成熟的“世界文学”或“世界文学的时代”早日出现。

现在从我们提及或简介的当代西方文学史观来综合思考,不难见出其多元特性及其对我国文学研究与外国文学史编撰之渗透、导引、示范的功能。不宁唯是,我国为数众多各类型外国文学著作,主动而不同程度地吸取域外文学史理论,大都曾为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发挥积极促进作用。尤其在清除庸俗社会学影响之后,外国文学史重构、名作家重评、名作重读的呼声日益高涨。确如陈众议研究员所强调的那样,文学及文学经典是说不尽的。”就文学史编写的方法论而言,过去社会一历史批评方法一家独尊,此后西方的精神分析学派、文艺心理学派、神话一原型学派的理论为我国外国文学工作者探索东西古今文学创作的心理活动提供了比较明朗的线路。此外,除开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还有从英美新批评到结构主义批评和解构主义批评,甚至还可以链接当下新的文学批评即从北美到欧洲的生态批评,这一切对中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领域的良好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当代西方的文学史观与中国的亲和、影响关系,也应作“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

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近30多年来,外国文学研究连同外国文学史编写迅速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西方文学理论和西方文学史观的不断引进和借鉴,功不可没。与此同时,也存在缺憾和失误,这是不容忽视的。迄今,尚未见出名副其实的体现了自己独立体的“中国外国文学史”。有的学者、专家十分关注如此缺憾,并着力开展这方面的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吴元迈先生,10年前(1999年)在第六届外国文学学会年会开幕式上的发言(与1995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组织的外国文学学科调研组的报告基本一致),在充分肯定新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同时,也指出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不能“以我为主”,还没有建立自己的体系,编著出版的大量各类外国文学史多数是“大同小异”,重复叙述,盲从西方文论、文学史观现象相当严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积极建议:大力开展建立“中国外国文学学”(即外国文学研究的研究)专业活动。我很赞同吴元迈先生的意见,在“关于中国人编写外国文学史的几点思考”的发言中,也提出了“先编写一部中国外国文学史的编纂史,作为日后编写真正中国特色外国文学的基础”。其实,吴元迈此意早已有

之,他是1995年“外国文学学科调研报告”的执笔人(我也参加了调研活动)。这份“报告”即已提出颇有见地的建议:“九五”期间外国文学界务必以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来研究外国文学,大大加强精品意识,拿出无愧于时代的著作来,其中,自然包括当代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的编写。可以这样说,近十多年来,我国外国文学史的编写取得了重大成绩,如深化了“精品意识”,加强了“比较意识”等。提起如此进展,不可忽略吴元迈主编的《20世纪外国文学史》(国家社科规划重大项目,译林出版社,2004年)。该项目结项时,我曾代表审读专家组发言,给予它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在20世纪外国文学研究乃至中国外国文学史编写中有较大的突破。仅举一例,即可证实。比如,华裔美国文学部分的编写者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跨文化思考:“华裔美国文学的确有其异于中国文学的独特性,但它又割不断与中国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为此,华裔美国作家不能绝对独立,也不能绝对继承。由此可见,在有关外国文学史中华裔美国文学的“边缘特质”作深切的跨文化反思,很有必要。此书问世后,学界反映良好,全书五卷250万字,为我国此后的外国文学史研究的拓深和繁荣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对“中国外国文学学”和自己体系的外国文学史的建设大有裨益。由是观之,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尚在建设中,从总体上来说,真正的自己的体系还未形成。事实如此,从两个世纪之交迄今又十多年过去了,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的撰写,仍未见出独立的体系。在充分估价近十多年(扩大到新时期)“外国文学史”编写成果时,适当反思其不足,很有必要。

在常见的大量的外国文学史中,像五卷本《20世纪外国文学史》还是少有的。许多外国文学史编写者对西方“新”的文学现象和文学史观中“新”的阐释未经精思而急于拿来,立即运用,于是在他们编写的论著中产生了消化不良的厌食病,这带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说到此处,吴元迈多次提出警示:中国必须建立“以我为主”而富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学”,言犹在耳。

接下来,我们进一步辨别当今外国文学编写中的几种偏向模式。我们再也不能沿袭长期以来奉行的“四段论思维模式”了,这类“模式”在所谓“社会思潮史”的导引下,偏重于主要作家作品的评析,即主要作家作品所在的时代与社会、主要作家的生活创作道路、主要作品的思想意识和主要作品的艺术特征。我们再也不能满足一厢情愿式名家名著评论的环节连套,以及表面链接文学思潮更迭的模式了,这类“模式”对文学的发展仅作单纯历史性讲述。外国文学史当然离不开作家作品系列研究,但不可止于此,而重在“史”的评说,其中贯穿全程的文学史理论是“重中之重”。有人据此推出《剑桥美国文学史》(8卷本,哈佛大学伯克维奇主编)作为颇富当代创意而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学史专著的代表,现在还没有这样著名而自成体系的文学理论;却又特别强调:即使西欧现存的文学史理论,也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梳理与借鉴、批判与吸收的问题,不可拿来就用。可以认同此说,但仍须解释和辨识。文学史并不完全等同于文学批评史。尽管文学史家务必运用文论来阐释,文学史理论也并非一成不变而充满主观因素的史论,文学史观应该“与时俱进”;尽管作为“历史分支”的文学史“必须以史论为基础”之说很有道理。真正的文学史理论却又是“动态的”,并有吸纳东西古今理论的“特异功能”。我们如此辩证而认真辨识、评审自己的成绩和缺失,从如此视角来期待新的中国式的外国文学史,绝非西方任何一种“模式”的生搬硬套(包括西方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理论),却又广泛包容中西文化(文学与文论)的精华,从而展现中西文化(文学与文论)“融合会通”灿烂光彩。

二、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的设想

精细的读者可能注意到,本文多次提及过去高校常将世界文学与外国文学等同称呼,将外国文学史称作世界文学史,甚至高校开设的外国文学课程重点讲授名家名作也与外国文学史或世界文学史混为一谈。近年来,不少学者提出批评,并予以科学“界说”,《外国文学研究》也多次刊发专论研讨,可以参阅。这里单就外国文学或外国文学史而言,笔者引用旧作《外国文学史》“绪论”开宗明义的一段话,即可见出其与世界文学或世界文学史的密切关系和严格区别:“顾名思义,外国文学不包括本国文学,系指本国之外的世界各国文学,但它又必须与中国文学彼此呼应,相互观照。从东方到西方,从古代到现代,由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各国、各地区文学所组合而成的世界文学,多方面地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嬗变过程与人类审美思维发展的轨迹”(王忠祥1)。在西方文学史上,在东方文学史上(自然包括中国文学)确实拥有许多影响深远的伟大作家作品,作为特定“课程”,务必突出讲授,却又不能代替文学史的学科任务,前文相关处,已有所涉及,后文相关处还可适当联系,为了节约本文篇幅,只可点到为止。但外国文学研究者和外国文学史编写者对于上述一类问题,不可“掉以轻心”。明鉴于此,议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的设想就方便了。

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的设想并非“空中楼阁”,它是针对我国目前的外国文学研究的不足和缺憾而提出的,而且力求其理论和规划符合科学发展观和自主创新精神。建国60年来,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包括国别外国文学史研究,获得了可喜的成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出现了很多缺点和失误,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1、同水平重复比较多,搬用西方的理论而脱离中国的实际;2、言说方式严重欧化、失语,搬用西方名词;3、庸俗社会学流弊还未彻底清除;4、缺乏中国特色的独立体系,因此重构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非常必要。

我主张特别关注从斯达尔夫人到勃兰兑斯,从季莫菲耶夫到斯诺林的文学史观,他们的基本特点就是以史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的文学史结构。对此还应以中国文学批评史为“参照系”,这是建立自己独立体系的需求。比如,郭绍虞和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也有经(朝代更迭分期)、纬(特定朝代的文评现象与文评家)之分,经纬度交织而结合。我参考这类模式,并认真梳理新的体悟,再在综合众多学者、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我的文学史构建设想。总的来说,我们还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摒除庸俗社会学的影响,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要坚持做到“四性结合”与“五环互动”。正确理解和实践“四性结合”很重要,如没有四性结合,也就谈不上五连环协作。

在当今学界研讨文化(文学)全球化与本土化“二元并存”、“双向交流”、“多元混合”的背景下,在坚持本土文化身份和弘扬民族文学优良传统的原则上,强调外国文学作品重读重评。鼓励外国文学史重构重编,如我们所知,这是“与时俱进”的需要。我在《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新范式》中曾予以翔实论证,此处不必多议。然则,构建中国化(形成自己独立体系)的外国文学史,如何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切实突出中国文化精神特色而且模式创新,显然是重大的关键所在。依我之见,一部外国文学史从策划到编撰的全过程必须始终贯彻“四性结合”,即世界性、本土性、比较性、当代性的融通调适,书稿是否达到这样的准则,有

关既定专家评审当然重要,同行学人(包括持不同意见者)参加议论也不可少,并行不悖,应向诸葛亮学习――“集思广益”。

将世界文学的远景当代化,大肆宣扬其“全球化与多元化”相见欢的文化属性,这是当下带有国际性的热门话题。在这里,我完全同意陈众议先生在《为有源头活水来――当代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三十年》以及《经典背叛及其他》两文中有关部分所指出,全球化与多元化之说貌似平等,其实不然,甚至“也是一个悖论”。切勿任意机械搬运使用,谨防走“西方化”或“美国化”的旧路,政治经济方面如此,文学文化方面亦如此。辨识诸如此类问题之后,讲述“五环互动”的设想就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比较方便了。所谓五环互动的“五连环”,即指以下五个方面:

1、运用文学史论讲述历史条件、自然和社会环境、文学土壤和时代人文精神。采用以“面”带“点”,点面结合的模式,坚持历史的讲述和文学审美的批评方法论,这完全符合文学从来就是人类对生活与时代审美反映的史实。2、作家作品评鉴力求清晰,名家名著突现其应有的地位,却又不抛弃一般的作家作品。诚然,文学史绝非名家名著评论集,却又必须防止“去经典”、“去中心思潮”理论的误导。3、文学思潮发展过程要系统化,努力表现和阐释其中含混的多元化的文学矛盾。在文学史上,有些小流派影响深远,也应予以适当关注。4、我认为文学是广大读者、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对话的场所,交汇感悟的地方,一部外国文学史旨在让人们交流、接受文学意识。5、重构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务必以中国古今文学发展史为参照系,平行比较与影响比较并举,这样才便于促进东西、中外文化文学交流。这样构建中国式的外国文学史,只是表层设想,真正把文学史做到深层次,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和精细的思考。比如,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如何凸显审美“人学”发展过程,就应该认真探索。

现在,从总体上解说“五环互动”协作关系,并适当举例证实。组编任何类型的外国文学史,均应始终坚持“五环互动”原则。所谓“五环”已作简介。“五环”之中以第五环为主干,在第五环的统领下环环相扣,突出中国特色必然包括自己体系的形成;各环互动不仅表现为语言文字方面的呼应,而且体现在“史”的叙述和“论”的阐释等内容结构之中。这里可以举证,简说一番。研究我国当今著名戏剧家、导演黄佐临“写意戏剧观”者,大有人在。有些学者如此称赞黄佐临的“写意戏剧观”:黄佐临提倡充分运用中国传统戏曲的重在写意的原理,并以此为基础,吸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经过相互渗透,彼此交融,从而积极建立新的中华民族话剧演剧体系。我以为如果不那么胶柱于“名词”释义,黄佐临的“写意戏剧观”确有其重大的审美实践价值,即以弘扬中国戏曲优势为基本,并努力吸收西方戏剧及其理论精华,执着追求“梅兰芳戏剧体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布莱希特戏剧体系的综合”。理所当然,如此既显示中国特色又达到中西会通之妙境的“综合”,需要经历长期反复的研讨和实践,绝不是一蹴而就的。黄佐临关于“写意戏剧观”解析中的“四写意”之说,虽然不完善甚至自相矛盾,但他走向中西戏剧通过“对话”而“综合”的道路却是可信且可行的。其实,黄佐临提出“写意戏剧观”是有其时代感应的,此前学界早已有“西方文学与文论重在摹仿写实,中国文学与文论重在写意抒情”之说。无论中西学界,关于此说的“争鸣”也是存在的事实,“争鸣”可以求同存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编的《外国文学研究论丛,中国现代文学专辑》(1985),以及上海师大学报编辑部主编的《海外中国学》(专辑,1986)中有关论文,均可参阅。

在此,我乐意顺便简介吴元迈主编的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外国文学》(2006)。这部教材由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历史与文学艺术教材编审委员会(吴元迈、王忠祥参加)审定。此书达到主席在总体“序”中提出的要求,“要坚持少而精、管用的原则,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要使教材“切实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1)。《外国文学》突破了过去较长时期采用的“二分法”局限,即把外国文学分为西方文学(欧美文学)和东方文学(亚非文学)融为一个整体,包括五千年的历史并涉及五大洲的文学;各国历史时期各个地区(各国)文学,均能发扬“点”与“面”结合的优势,并适当关注不能进入名家名作专节而又值得进入文学史的作家作品(“小概述”中予以简约介绍)。《外国文学》最大的优势,如其“绪论”所指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倡导的文评原则:“历史的和审美的”,它与我所讲述的“五环互动”的精神大体一致。也不必讳言,由于干部学习的基本特性和实际需求,这部教材受“简明扼要”的体例所限,不允许充分表述中西古今文学与文论交流,也不可能充分评议其中平行与影响比较性的研讨。

话说到此,仍须补述几句。从两个世纪之交到2010年,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外国文学教师和兄弟院校外国文学工作者一道,为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下过功夫。比如,《外国文学史》(1-4卷,王忠祥、聂珍钊主编)的出版(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2000年),以及“部级精品课程教材”《外国文学史》(1-4卷,聂珍钊主编、王忠祥顾问)的出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就充分表现了“精益求精”的艰苦奋斗精神。尤其是后者,与《外国文学》同样把“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会通融合为一体,坚持“四性”即科学性、系统性、学术性和实用性原则。也无可讳言,如其后记所说,还“存在一些问题”,可作“进一步的修订”。尽管《外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史》(1-4卷)和人们理想的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还有明显的距离,但这一类著作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值得我们深思和采纳的。

我很认同童庆炳先生的高见,不能再走“全盘西化”和“固守传统”的旧路了。既要远离民族虚无主义支持的“西化”,也不迷恋极端民族主义支持的“化西”,学术总是可以通过不同方式的“平等对话”,互相借鉴,彼此沟通,求同存异,并肩前进。钱钟书先生在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谈艺录》“序言”中早已指出,文学性(以及文论性)的演变,主要标志着人类文学(及文论)的走向,即“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海、北海、道术未裂”。为此,通过古今、中外、东西对话,反复研讨文学性和文学理论的历时演化和共时并存的复杂态势,很有必要。不必讳言,基于“对话”的“整合”务必伴随“争鸣”进行长期调整和“适应”。像学贯中西的大师冯至、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季羡林等在这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值得当今学人认真学习。

总之,构建当代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无疑是一项特殊重大而历时较长的审美“人学”工程,任重道远,各方面的矛盾冲突和艰难险阻不会少。然而,这项工程和建立“以人为本”、“以我为主”的“中国外国文学学”有密切链接关系,前者(编写自成体系的外国文学史)是后者的必由之路。为此,我们必须坚定信心,克服一切困难,跨越一切险阻,奔向光辉的前程。我虽耄耋之年,仍愿为此克尽绵薄之力。事实正是这样,只要我们牢实把握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的基本特性,遵循“承传――超越――创新”的规律,勇攀学术高峰,我们一定会有属于中国、形成自己体系的外国文学史。

据我所知,在弘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的照耀下,各层次各类型研究外国文学史的专家学者,以及这些方面著作的编撰人,正在为构建具有独立中国特色的新外国文学史奋战不息。教育部特大攻关项目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外国文学史》编写组已开展工作,势头很好。诚如聂珍钊教授所指出的:马工程《外国文学史》教材务必“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充分反映本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不言而喻,各界广大读者和有关文教工作者殷切期待这样的新外国文学史。今日世界文坛,需要真善美三合一的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它必然通过世界文学的比较性和比较文学的世界性的讲述,充分表达“中国心”、“文学情”和“世界爱”。

注　解

①王忠祥:“关于中国人编写外国文学史的几点思考”,载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课程教材《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法论教学参考资料汇编》(王忠祥苏晖编,内部印发)第25-31页。另参阅王忠祥:“构建中国特色外国文学史的新范式”,《文学教育》(下)11(2008):004―008。

②“外国文学研究与编纂60年”一文讲述了前三类文学史观:一、弗里契《欧洲文学发展史》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评析欧洲文学,但奉行经济决定理论,有庸俗社会学弊病,其割裂“自律”与“他律”关系的偏激文学史观在苏联和我国学界都被清理过。二、美国文论家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强调文学史的编写必须在一定的文学理论指导下进行,反对庸俗社会学文学史观。三、英国文论家阿诺德・蒙塞提倡“他律论”的文学观,主张文学的外因和内因“相加结合”,但如此“相加结合”是机械性的,并非“自律”和“他律”的辩证统一。以上三种文学史观对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以及外国文学史的编写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借鉴作用,却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难以合理解决文学自律和他律的辩证关系。于是,20世纪中后期,有不少学者积极引入德国文学史批评家姚斯的接受美学观点,认为文学史是动态的文学史,应该尊重读者的反映,似可将它称为第四类文学史观。往后奔驰于文坛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史观,自然可作为第五类了。

③参见孙凤城:“浅谈《新编欧洲文学史》”,《文学史重构与名著重读》,李明滨陈东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16。

④高玉认为:“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外国文学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由原语外国文学和译语外国文学两种性质不同的外国文学组成。现实中,相应地表现为外语学科的外国文学和中文学科的外国文学。它们在性质上具有本质的差别,但又紧密联系,难以决然分开,可以说异质而同构。从一种研究视角来说,它们并存而互补,对于现实各有其作用和贡献。”参见《“话语”视角的文学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161-172。

⑤参见汪介之:“‘世界文学’的命运与比较文学的前景”,《外国文学研究》6(2004)123-129。陈众议:“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开幕词”,《外国文学动态》6(2007):39-40。第九届年会主题是“走近经典”,与会者主要从“经典重读”、“文学经典的时代性”、“文学经典与民族性”、“文学经典的传播与教学”四个方面进行了讨论。

⑥参见《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一、二、三、四、五、六部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57。前文见《文艺报》2008年11月1日,后文见《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2期。

⑦参见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338-339。

⑧参见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外国文学史》教材大纲讨论会召开”,《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