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性旅游研究:表达规范与反思

[摘 要]鉴于学科分野的原因，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定性研究表达传统，在学科内部的交流并不会形成交流障碍或批评焦点。而旅游研究是一个多学科交叉领域，定性研究方法及其成果表达常会形成分歧。文章在总结定性研究评价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旅游学刊》2000―2013年定性研究论文为分析对象，从定性旅游研究的表达规范与表达逻辑等几个方面对57篇样本文献进行元分析（meta-analysis），发现目前定性研究表达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对研究问题的概念关系与理论框架、研究策略与研究方法过程介绍不充分，对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研究材料与研究结论的逻辑一致性关注不够，对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影响因素未进行充分说明。在此基础上，作者反思了旅游定性研究的发展趋势与关注重点。

[关键词]定性研究；旅游研究；表达规范；反思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1-0089-10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1.014

引言

近年来，海外学者们开始意识到定量研究主导下的旅游研究需要更多整体-归纳范式（holistic-inductive paradigm）的定性研究来建构旅游研究理论[1]，加快旅游学的理论建设。在国内，学者们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认为旅游研究需要更多的历时性的、归纳性的研究来建构新的理论，推动旅游研究范式转型[2-5]。但定性研究常被批评为“主观、偏见、不科学”，因此，当前的定性研究需要更规范的写作方法，更严谨的论证逻辑才会让研究更有说服力[6]。但如何写好一篇定性研究论文，或者说定性研究的成果究竟应该如何表述，在旅游学术界仍缺乏共识。一方面，由于旅游研究是一个多学科交融的领域，一些原本在本学科约定俗成的传统方法，在旅游研究的刊物上往往备受争议；另一方面，如黄光国所说，很多人从事定性研究时，没有明显的问题意识，也不懂如何建立实质性理论，随便一个新鲜题目加上访谈资料就可以凭研究者的灵感来任意“诠释”，这些问题在国内旅游研究中也并不鲜见[7]。在国内外旅游学术界进入反思阶段的大背景下，如何更严谨地表达学术成果显得尤为重要。为进一步推动定性研究的成果规范共识，让国内旅游研究更好地与国际对话，本文拟以2000―2013年《旅游学刊》论文为样本，分析定性研究成果的表达规范问题并进行反思，以期抛砖引玉，引起相关 讨论。

1 文献回顾

1.1 定性研究的定义

定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也被译为“质性研究”，大家通常将凡是不使用量化分析方法的研究都称之为定性研究。陈向明认为这种概念界定方法误解了定性研究，并坚持使用“质性研究”这一概念以示区别[8]。什么是定性研究，国际上最早提出较完整定义的是Denzin和Lincoln，即定性研究是一种针对研究主题运用“解释性理解的”（interpretive）以及“自然主义的”（naturalistic）路径的多元方法[9]。但Maanen表示，因为定性研究本身的“灵活性”（flexibility）和“不断显现的特点”（emergent character）导致其定义非常难以确定（pin down）[10]。陈向明认为质（定）性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形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主要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8]。

虽然定性研究的定义难以形成共识，但一些关键特征却非常明显，在国际上，Snape 和Spencer将定性研究的特征总结为：（1）研究者的总体洞察能力非常重要；（2）灵活的研究设计；（3）大量且丰富的研究资料；（4）独特的资料分析及解释方法；（5）独特的结果展示[11]。在国内，陈向明将质性研究的特点总结为：（1）研究者在自然情境下深入当地，收集一手资料；（2）对被研究者的意义进行解释性的理解；（3）研究是一个不断演化发展的过程；（4）使用归纳的方法，有着独特的资料收集、分析方式以及理论建构过程；（5）重视研究者以及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8]。很明显，后者坚持“自然主义”，即把作者自己作为研究工具进行研究的这一类研究才称之为“质性研究”，以示与其他定性研究的区别。

1.2 定性研究的表达

所谓定性研究的表达，是指哪些内容是研究者应该在文本中必须交待以及怎样交待的问题。虽然定性研究有“进行中的、互动的研究设计”[12]和独特的资料收集、分析与理论建构过程，允许有作者个人特征，研究过程是一个研究主体与客体互动、互构的过程[13]，但学术成果的表达仍应遵循一些共同的规范，如陈向明认为不同范式间仍需有某种可交流的“对话”[8]，从写作角度来看，虽然定性研究写作相对更灵活，但不论作者风格如何，定性研究论文都应在写作中对“研究问题、目的和意义、背景知识、研究方法的选择和运用、研究结果以及对结果的检验”6个部分有所交代。旅游研究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平台，探讨或建立这种共同的规范则更加重要。

其实，国内外学者对定性研究成果表达要求基本相似，即必须包括：（1）研究问题的提出，（2）研究方法的运用，（3）研究结果的陈述和讨论三大部分，但对于这几部分的具体内容，不同的学者稍有不同的看法，如对定性研究是否应该明确列出文献综述、研究策略和研究方法的表达等（表1）。

1.3 定性研究的质量评价标准

“什么是好的定性研究？”似乎是一个比“什么是定性研究”更难以界定的问题。Morse等人总结了前人的意见，认为严谨性（rigor）或可信度（trustworthiness）是定性研究的重要评价标准，但不同范式有不同的要求[16]。Lincoln 和 Guba在第二版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中，详细说明了不同范式之间的定性研究评价标准差异，他们认为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的研究者强调以“效度”“信度”“推论”以及“控制”等标准来评价研究，而建构主义则着重于对现实的理解和重塑，其评价标准不是传统的内部及外部效度，而是其“可信度”（trustworthiness）和“真实性”（authenticity）[17]；批判理论则认为“真实”是在历史的矛盾与对话中逐渐形成的，并且在不断变化中。陈向明认为不同的研究范式本身就对“什么是研究”有着不同的理解，对定性研究的评价也因此要根据其不同的范式来进行评价[8]。冯仕政也强调“表述什么”的问题是与社会学的科学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何处理表述文本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科学哲学问题，而不纯粹是一个写作技巧问题[13]。

但无论怎样，随着跨学科的交流越来越多，无论研究者采用哪种研究范式，其研究成果都方便与同行交流，让更多的人理解并接受研究者的结论。所以，有学者表示，不论何种范式，作者拥有方法意识（methodological awareness），并尽可能地多向读者展示得出结论的步骤和证据是评价一篇论文质量的重要标准[15，18]。为了提高文章质量，研究者需要注意方法论、数据收集和分析、理论构建等多个方面的表述[15-16，19]。为此，英国内阁（British Cabinet Office）委托Spencer等人组成的一个研究小组制定了非常详尽的定性研究评估标准[11]，从研究目的到研究结论共有18条评估性问题，80多条质量指标。综上，本文将定性研究评价标准的各类指标分成“研究问题提出”“研究方法的选择与运用”以及“研究结果的陈述和讨论”三部分，每个方面都有不同具体的评价指标（表2）。

1.4 定性研究的信度和效度争议

定性研究是否像定量研究一样，也要强调“信度”和“效度”问题，一直颇有争议，如前所述，不同范式有着不同的理解。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学者就明确提出“信度”和“效度”标准并不适合评价定性研究[20-21]，而应该用“可信性”（credibility）、“可转移性”（transferability）、“可靠性”（dependability）、“确定性”（confirmability）4条标准代替“信度”和“效度”对定性研究进行评价，后来，他们又增加了“真实性”（authenticity）这条标准[17，20，22]。但后来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16，18]，他们认为虽然定性研究对于这两个概念的讨论和定量研究者有所差别，但仍可以沿用“信度”和“效度”二词。Morse等人甚至表示这5条标准并不能让文章的质量评判变得更加清晰，反而会造成混乱，定性研究者需要做的是发现信度和效度威胁并运用恰当的查证策略（verification strategies）进行修正，这样才能得到高质量的文章。

但不管是哪种范式，不管是否用“信度”“效度”这样的词语来表达，本质上都是想以结论是否有说服力、是否可信为评价标准。定性研究的信度或效度之所以有争议，其主要原因是研究者自身的参与会对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与稳定性带来诸多影响，是否使用“信度”与“效度”一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研究过程中可能会影响结论说服力的方法与过程进行说明，并可能地控制这种影响，对此，较受认可的效度修正方法主要包括异常个案分析、反复比较、受访者检验、三角验证法以及集中、长期的关注5种方法，信度修正则主要依赖于提供详细的资源或数据收集与分析步骤，并尽量将原汁原味的资料展示给读者（表3）。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来源

鉴于《旅游学刊》在中国旅游研究中的地位，本研究以《旅游学刊》2000―2013年的文章为研究样本，对中国旅游研究中的定性研究进行分析。笔者首先通过中国知网对《旅游学刊》2000―2013年的3024篇样本文献使用了“定性”“质性”“质的”“访谈”“观察”“田野调查”6个或相关的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得到1374篇初选分析样本文献，鉴于定性研究概念的复杂性与多样性，难以对所有类型的定性文献进行同样尺度的讨论。为了方便讨论，本研究仅对“自然主义”的定性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因此再进一步用以下标准对初选样本进行筛选：（1）非政策、理论解读或观点、建议阐述或研究笔谈类文章；（2）研究者深入自然情境下，进行一手资料收集（为方便界定，本文暂不考虑以二手数据为分析对象的内容研究等类型文献）；（3）作者对定性材料有解释性的理解，且使用归纳分析法；（4）即使用了定量数据，但仅限于描述，未使用数据进行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将使用定性、定量的混合方法的未计算在内）。根据以上操作性方法与步骤，得到57篇样本文献作为本研究的分析对象。

在57篇样本文献中，有43篇文献出现在2009年以后，以2012年最多，根据吴必虎对旅游研究的学科分类标准，57篇文献中教育文化类有25篇，主要为旅游人类学、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以及人力资源的研究；资源开发管理则有8篇，主要为旅游目的地的开发与发展路径研究；经济管理类有19篇，主要为旅游市场营销、服务管理以及旅游企业管理；而规划设计则有6篇，主要是目的地的规划研究[24]。

2.2 分析方法

为避免分歧，本研究不对样本文献的学术水平进行评价，只对定性研究成果表达的形式与内容完整性进行分析。根据前述定性研究成果表达的评价标准，本研究整理出操作性评价指标体系如表3和表4。笔者对每一篇文献逐一阅读，根据评价指标体系对分析样本文献的相应部分用5分制量表进行打分评价，其中，“5”分表示被分析样本文献对相应内容有详细的描述说明；“4”分是指被分析文献对相应内容有一定的描写；“3”分指被分析文献仅提及相应内容，但基本没有解释说明；“2”分是指被分析文献中并没有专门提及相应的内容，但在上下文中有所体现；而“1”分则表示被分析文献中完全没有涉及该部分。值得注意的是，5分的量表仅表示对某一要素是否“详细”的感知，而非对某一要素表达的“好坏”进行评判。

3 研究发现

3.1 定性研究中研究问题的提出

清晰的研究问题的提出有助于研究者聚焦，也有助于读者理解其意图，但很多分析样本文献（33.3%）并没有提出明确的研究问题（表5）。此外，有高达36.8%的样本文献没有明确界定研究问题中的概念关系，超过50%的文献没有提及研究所用的理论框架，即使提及借鉴某个理论框架，但也并未解释理论框架与所研究问题间的逻辑关系，甚至有些样本文献仅为了结构的完整将理论生搬硬套，形成了“两张皮”式的定性研究。

3.2 定性研究中的研究方法选择和运用

3.2.1 研究策略和方法的提出与说明

从样本文献的情况来看，大家常将“研究策略”与“研究方法”混淆，近9成样本文献提到运用“访谈法”等方法进行数据收集，但通常直接把访谈法等同于研究策略或研究方法，将“个案研究”“扎根理论”等研究策略与“深度访谈”“观察法”等研究方法混为一谈，用“访谈法”或是“田野调查”等词概括整个研究过程，并未将相应的研究策略进行解释说明（表6）。有趣的是，凡是运用了“扎根理论”的文献几乎都对这一策略进行了方法论综述，个别样本文献甚至有近半的篇幅在对扎根理论进行解释与阐述，却忽略了数据与资料收集和分析步骤的具体说明。

如前所述，即便不讨论所谓信度与效度问题，但对研究过程中可能会影响结论说服力的因素必须进行解释与规避。但样本文献中，超过8成的作者没有提及这一问题。由于定性研究以研究者本人为研究工具，其研究往往难以重复，强调了效度而通常难以顾及信度[8]，因此，作者有必要对研究过程中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说服力的因素进行规避或解释说明，或者说“对信度威胁”的说明，但在本研究所分析的样本文献中，虽然有近1/3的文献提及如何修正信度，但几乎没有样本文献对信度威胁来源进行说明。仅有的几篇样本文献详细地介绍了如何避免录音稿转录与整理造成的信度威胁，采用了“类属分析”及“成员检测法”来保证研究的系统性，并详细地说明了资料数据收集与分析的步骤。还有部分文献介绍了使用会话或者第一人称的措辞，对访谈问题详细描述或将案例以故事的形式重现，或者辅助一些照片的方式来表述访谈资料以减少信度威胁，希望真实的展示当事人的观点、语言甚至是表情动态，尽可能在文章中原汁原味地对当时的现场进行描述，以此来支持自己的分析 结果。

关于定性研究的效度问题，大部分样本文献没有明确地陈述在研究过程中如何避免偏见或者研究效应的问题（表7）。但还是有近1/4（14篇）的样本文献使用了三角检验法，主要是通过访谈与观察相结合，或者收集二手资料、拍摄照片、发放少量问卷以及组织焦点小组会议等方法来增强证据间的相互印证。有7篇样本文献提到通过长期跟踪研究以及反复进入现场等方法来提高研究效度，并且在运用了扎根理论方法的样本文献中，基本都有提及通过反复比较的方法来提高研究的效度。总体来讲，本研究所涉及的样本文献对定性研究的效度与信度的重视都不够，大多数样本文献只是在结尾处提出“本研究囿于定性研究的特点”，即仅指出研究结论的信度与效度方面有先天缺陷，类似表达，云云。

3.2.2 资料的收集以及分析

由于定性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资料收集的过程展示因此非常重要。虽然大部分样本文献都对资料收集的时间、地点以及样本如何选取进行了说明，却有1/3（33.3%）的样本文献缺少对样本是否饱和的说明；仅有25%左右的样本文献对研究者在取样地点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和研究对象接触进行了说明，这部分样本文献大多对研究者利用直接参与或者长时间居住等方法深入样本内部并取得信任的过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描写。

研究材料的归纳逻辑同样对定性研究至关重要，但样本文献分析发现，近61.4%的文献没有非常详细地介绍质性资料的分析方法与步骤（表8），仅有少部分样本文献会用到“反复阅读分析”或“逐条编码”等类似表述。但在运用“扎根理论”的样本文献中，都从开放性译码、主轴译码与选择性译码3个主要步骤对质性资料进行了分析并有详细地介绍，这和该策略本身步骤性较强有关。在资料呈现的叙事结构上，相比于可以用统计学表格对结果进行分析展示的定量研究，定性研究的表达则更为多样化，样本文献中有的使用会话或者第一人称的方式对访谈问题进行详细描述，也有将案例以故事的形式重现，形成一定的叙事结构。

3.2.3 定性研究的结果陈述和讨论

定性研究的结论陈述和讨论通常要包括理论构建、结果检验以及研究意义三部分。因定性研究的目的就是进行“解释性理解”，且其理论和传统意义上的理论有所差别，多指某种规律或现象的表达[8]，从样本文献的情况来看，大部分研究在结论部分都进行了理论解释（表9），但部分样本文献过分强调特殊情境或者现实意义，并未上升到理论层面的讨论。同时，大部分样本文献未能对研究结果的局限性讨论或与研究结果进行理论对话（表9），超过91%的样本文献未在研究结果中对研究中涉及的伦理问题进行说明，仅有少数几篇样本文献提及征求了被访者的同意，以及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间的信任等问题。

4 结论与反思

对《旅游学刊》2000―2013年57篇定性研究论文的统计分析表明，国内旅游定性研究已经日益受到重视，但在研究成果表达中，对研究问题的概念关系、研究策略的说明及研究方法过程介绍意识不强，对定性材料与研究发现之间的逻辑关系论证不够充分。此外，学者们比较少考虑论证逻辑中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的一致性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定性研究普遍对研究的“可信度”“说服力”关注不够，对如何在研究中规避定性研究的天然缺陷、增强定性研究的说服力缺乏相应的说明。虽然定性研究不必像定量研究那样进行效度与信度检验，但不并意味着可以随意挑选案例、解读材料和得出结论。我们不妨将效度的思想带入具体的田野调查情境中并使其贯穿整个过程，最后在论文写作时对读者进行说明，并更多地利用历时研究（longitudinal research）、过程研究（process research）和元分析（meta-analysis）的方法进行研究反思与理论构建，这样有助于质性研究的结论更严谨、可信。

本文无意鼓吹所谓“精致的平庸”式的学术研究，提倡学术研究的“新八股”，只是想强调“并非随意堆积定性材料就是定性研究”，正因为定性研究灵活多样，一些共性的基本规则可能更为重要。正如Erica等在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上专文讨论旅游定性研究方法时所强调，过去的定性研究已经为旅游领域贡献了大量的知识，但过去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定性研究正逐渐向目前创造性的、混合的定性研究转变[25]。一方面，普通社会公众对社会现象的思考更具有批判性，他们对以往玩弄修辞的“规范研究”结论不断质疑，学术权威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学者们也陷入“什么是好的社会科学研究”反思困境。此时，批判性教育、批判性话语分析、女权主义、审美民族志与自我民族志等定性研究方法开始受到更多的追捧，虽然强调研究成果表达的固定模式是实证主义范式的传统，但在各种新方法不断出现的今天，重视和强调质性研究成果表达的严谨性，以更批判的视角来看质性研究成果，通过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表达方式进行表达，还是十分必要的。因此，笔者呼吁学者们：（1）更加注重定性研究中学术概念、方法逻辑的一致性；（2）注意作者本身参与研究过程中研究误差的控制，对研究策略与过程要清楚地介绍并更多地进行历时性的研究；（3）将信度、效度的思想（或者“让结论更有说服力”的思想）贯穿研究过程中，并能在写作表达时增强成果说服力；（4）研究结论要更有批判性，而不是简单地收集一堆所谓质性材料来对所谓“规范研究理论”的实证。

致谢：特别感谢研究生张卉、李文静的数据收集与整理工作，感谢同事张骁鸣博士、徐红罡教授对本文提出的建议。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Jennings G. Tourism Research（the 2nd Edition） [M]. Milton， Qld： John Wiley & Sons Australia Ltd， 2011： 203-270.

[2] Bao Jigang， Zhang Xiaoming. Tourism geography in China （1978―2003）： A review and retrospect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4， 59（1）： 132-138.[保继刚， 张骁鸣. 1978 年以来中国旅游地理学的检讨与反思[J]. 地理学报， 2004， 59（1）： 132-138.]

[3] Ma Ling. On the paradigm of constructivism in tourism social science [J]. Tourism Tribune，2011， 26（1）： 31-37. [马凌. 旅游社会科学中的建构主义范式[J]. 旅游学刊， 2011， 26（1）： 31-37.]

[4] Chen Likun. Applying “paradigm contending” to tourism research： Taking “authenticity” tourism research as an example [J]. Tourism Tribune，2013， 28（1）： 30-38.[陈丽坤. “范式争鸣” 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以 “本真性” 旅游研究为例[J]. 旅游学刊， 2013， 28（1）： 30-38.]

[5] Zhang Chaozhi. Paradigm shift in international tourism research academia and the mission for Chinese young scholars [J]. Tourism Tribune， 2014， 29（1）： 13-15.[张朝枝. 国际旅游研究的转向与中国青年旅游学者的使命和责任[J]. 旅游学刊， 2014， 29（1）： 13-15.]

[6] Sarkar S， Xiao X， Beaulieu T. Toward an anatomy of “successful” qualitative research manuscripts in IS： A critical review and some recommendations[A] // Proceedings of the 3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C]. AIS Electronic Library， Orlando 2012： 1-21.

[7] Huang Guangguo. The Logic of Social Science[M].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6： 11. [黄光国. 社会科学的理路[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11.]

[8] Chen Xiangming.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Social Science[M]. Beijing： Education Science Press， 2000： 3-24. [陈向明.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3-24.]

[9] Denzin N K， Lincoln Y S. Introduction： Entering the field of qualitative research[A] // Denzin N K， Lincoln Y 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4： 1-33.

[10] Van Maanen J. Different strokes：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th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from 1956 to 1996[A] // Van Maanen J. Qualitative Studies of Organization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8： 4-32.

[11] Spencer L， Ritchie J， Lewis J， et al. Quality in Qualitative Evaluation： A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Research Evidence[M]. London： Government Chief Social Researcher’s Office， 2003： 2-5.

[12] Maxwell J A. Qualitative Research Design： An Interactive Approach[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2012： 148-225.

[13] Feng Shizheng. The expression of case study： Problem， essence and practice [N].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Weekly， 2010-03-02（11）.[冯仕政.个案研究的表述：问题、实质与实践[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03-02（11）.]

[14] Creswell J W.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 Approaches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Incorporated， 2009： 252-291.

[15] Silverman D. 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A Practical Handbook[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Incorporated， 2009： 304-324

[16] Morse J M， Barrett M， Mayan M， et al. Verification strategies for establishing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2008， 1（2）： 13-22.

[17] Lincoln Y S， Guba E G. Paradigmatic controversies， contradictions and emerging confluences[A] // Denzin N K， Lincoln Y 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 2nd Edition）[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0： 165-166.

[18] Seale C. Qual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J]. Qualitative Inquiry， 1999， 5（4）： 465-478.

[19] Mays N， Pope C.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health care. Assessing qual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J].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000， 320（1）： 50-52.

[20] Kelly E F. Reviewed Work： Effective Evaluation： Improving the Usefulness of Evaluation Results through Responsive and Naturalistic [J].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1983， 31（1）： 60-62.

[21] Leininger M. Evaluation criteria and critiqu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studies [A]// Morse J M. Critical Issu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4： 95-115.

[22] Lincoln Y S， Guba E G. Competing paradigm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A] // Denzin N K， Lincoln Y 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4： 105-117.

[23] Lewis J， Ritchie J. Generalizing from qualitative research[A] // Ritchie J， Lewis J， Nicholls C M， et al. 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 A Guide for Social Science Students and Researchers[M]. Lo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3： 263-286.

[24] Wu Bihu， Song Zhiqing， Deng Lihua. A summary of China’s tourism research work in the past fourteen years： Academic trends as reflected in “Tourism Tribune”[J]. Tourism Tribune， 2001， 16（1）： 17-21. [吴必虎，宋治清，邓利华. 中国旅游研究14年――《旅游学刊》反映的学术态势[J]. 旅游学刊， 2001， 16（1）： 17-21.]

[25] Wilson E， Hollinshead K. Qualitative tourism research： Opportunities in the emergent soft science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5， 54（6）： 3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