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地方志的修纂人员

[摘 要]主持修纂清代地方志的地方官一般都具有深厚的文化涵养，能够贯彻国家的修志政策，满足上级政府的要求。但真正承担清代地方志书修纂任务的是地方知识分子，他们是地域历史文化的书写者和传承者，这部分人有的是地方上的知名贤达，有的是地方上的大族望族，是地域社会的精英力量。他们主宰着地方志的书写，承载着地域文化传承的重任，他们的素养对地方志的修纂有着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清代；地方志；道光《夔州府志》；修纂人员

一、修志人员的素质与志书质量的关系

修志人员的素质，决定着志书的质量。清代真正属于“地方”的志书主要是府州县志，各省的通志数量远远不及府州县志的数量，所以，府州县志的修撰人员构成了清代地方志修撰人员的主体，研究这一个群体，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清代地方志的修纂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1613-1682）在研究宋元明以来的地方志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游历考察，撰写出了《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他不断总结前人修志经验，在《营平二州史事序》中对修志者提出了五项要求：修志者要有一定的学识；要网罗天下志书作参考；要实地调查研究，反复勘对；要有充裕的时间；文字要通俗易懂[1]。康熙十一年，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上奏朝廷，要求各省各省纂修通志，以备《大清一统志》采用。对于如何修志，卫氏根据才、学、识史学三长的说法，在《曲沃县志》序言提出修志要有正、虚、公三长。所谓“正”，即修志者必须刚正不阿，不屈从权贵；所谓“虚”，就是说修志者要虚己受人，广泛集纳众人的意见，不要主观和武断；所谓“公”，就是说修志者要主持公道，不为门户之见所左右。这“三长”实际上就是对修志者提出的“志德”要求。雍正时学者方苞在《与一统志公馆诸翰林书》中主张修志务必体例统一，反复校勘，由博返约，以简明为贵，以冗杂为戒[2]。清代地方官吏和知识分子不会完全具备这些修志要求，但作为地方历史的记载和传承者，他们又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首先不是分析他们所具有的修志能力，二是要分析他们在地方修志实践中的角色，所起的作用。

二、清代地方志修纂人员的种类

我国从唐代开始，就有修志的传统，地方政府把纂修志书作为了一项施政行为，地方志书也是每一任地方官员了解掌握当地情况最好的文献资料。纂修地方志书皆由地方政府负责人直接领头，聘请当地有一定名望的学者或是退居二线的官员具体修纂，府级行政单位一般是知府任主修，州县则是知州和知县任主修，清代也不例外，最后志书修成，署名多是地方政府负责人署名在前，为主修或是总裁等，具体负责修纂的人署名在后，为纂修或是编纂等，几成定例。在府一级行政单位，由于还涉及到同知、通判等官员，也要署名，但一般不会署名在封面，有时候就在志书前面所有的参与的修纂人员上列出，位置仅次于主修或是总裁下，有的叫总理，如道光《夔州府志》中有总理二人，分别是夔州府通判、委管懋功屯同知李铎，署夔州府通判、江北厅同知福隆。有的叫协修，如同治《宜昌府志》有协修二人，分别是宜昌同知李佐宸和通判阮泰[3]。真正负责修志的就是纂修人员。但修志作为一项复杂的行政行为，涉及到的人员远不止政府负责人和纂修人，我们可以通过道光《夔州府志》的组成人员来具体分析清代府州县志修纂人员。

道光《夔州府志》的修纂组成人员分成“总裁、总理、纂修、参阅、提调、采辑、采访、检查文案、绘图、督梓、采访绅耆、校对”12种类，可以看出，清代地方府志的修纂涉及到的人员比较复杂，是一个比较系统的工程。他们在修志活动中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主持修志活动的是地方长官。由于清代统治者的倡导和重视，自康熙朝以来，各个省府州县修志活动不仅自上而下，督促甚紧，限定修志时间，而且由地方长官主持此项工作。《夔州府志》的修纂总裁官恩成为夔州知府，总理官之一李铎为夔州府通判，之二福隆为署夔州府通判，修志成为地方施政活动之一，修成后由地方长官撰写序言，既可作为一种政绩，又可扬名于后世，这已经成为一种通例。地方官负责修纂活动的主持工作，确定总体修纂原则和提供所需钱粮，保证了修志的大方向和后勤供给，确保整个修志工作得以正常开展。作为地方政府抚字教化的全面负责人，编修方志必然成为其政事之一，特别是国家和省级政府修《一统志》和《通志》，需要从地方上搜集资料，这是州县负责人必须完成的政事。

第二类是具体从事采集编纂工作的儒学教官与生员。地方书院儒学汇集着本地的知识分子，是清代地方志编纂中是主要依靠力量，在清代几乎所有修成的地方志中，都可以看到地方儒学书院的山长和教谕的身影，他们从事的是真正地文化工作，也是国家推行教化的主要地方力量。《夔州府志》的主纂修刘德铨是进士出身，作过四川茂州直隶州知州，在夔州府连峰书院作山长。清代府州县志的主纂主要负责具体编纂事宜，担任主纂的有儒学教授、教谕、学正、训导、府州县生员、太学生，以及本地名士、在外地做官或曾经做过官的本地人。载于志书的有编辑、修纂、纂修、编纂、编次、修辑、搜编、纂等人成分复杂，清代以科举取士，有的还是地方政府的知县，要么是进士出身，要么至少也是举人，都是饱读四书五经的高级知识分子，具有深厚的文化涵养和管理治世的本领，这一部分人不仅拥有渊博的文化知识，而且出身儒学，或有科名，如乡进士、乡贡进士、举人、太学生、贡士等，有的则为官一方，在本地也享有一定的声望。他们不但参与纂修府州县志，并且还以个人力量编撰各类专志。《夔州府志》修纂过程中，负责采辑和采访史料的大多是举人和进士，一部分人做过知县，他们起到了初始整理鉴别史料的作用：

采辑：

前任奉节县、现调三台县知县万承荫，江苏武进县举人。署奉节县事、梁山县丞张敬书，顺天宛平县人。署奉节县事、候补知县薛炳勋，浙江会稽县人。巫山县知县杨佩芝，贵州毕节县选拔。前任云阳县、现调江津县知县吴诒，江苏长洲县举人。……

采访：

夔州府教授朱友绂，大竹县举人。夔州府经历厉德舆，湖北襄阳府廪贡生。奉节县教谕王正字，嘉定府举人。巫山县训导陈益襄，重庆府廪贡生。云阳县训导王锡庆，潼川府举人。云阳县盐大使杨联鼎，顺天大兴县人。万县训导钟崇盛，成都府举人。……[4]

这些人熟悉地方情况，有些人还作过地方长官，负责搜集资料。方志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资料性，资料不齐全，也就没有成功的地方志，所以搜集资料是方志编纂过程中的重要准备工作，也是修好方志的基础和前提。资料搜集包括文字资料、碑刻等实物资料传说等资料，其中涉及查证核实、辨疑证误，这一工作繁琐而艰巨，地方知识分子担负了修志工作的最主要的的任务。

而对于县志的修纂，本县的知识分子更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清代府州县级教育机构主要是儒学，府级行政单位设儒学教谕，县级行政单位设训导。清代夔州府教授一员，奉节县教谕一员，巫山县训导一员，云阳县训导一员，万县训导一员，开县教谕一员，大宁县训导一员，他们是一地教育机构的最高负责人，同时也是一地公认的文化渊博的人。修纂地方志的任务自然就会落在这些人的头上。他们再召集县里的廪生、贡生等人，共同组成一个修志班子。下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表来了解清代地方知识分子在修志中的作用。

■

通过这个表我们可以看出，三种县志的修纂人员都是县里的进士、举人、贡生、廪生、监生等知识分子，他们主要负责县志编修、搜集资料、采访、审定、校正等工作。

第三类是负责校正刊印的勤杂人员。除了主修、主纂明确的分工外，一部志书的编纂还有其他的职责和分工，如校对、刻印等。清代地方志中见于记载的有同修、同纂、分辑、补辑、采访、采录、誊录、校阅、校刊、校正、同校、参阅、校勘、督刊、绘图、监梓、董刻等人，担负这些职责的人员多是儒学教谕、训导、生员以及县丞、主簿、典史等地方官，其中儒学生员占有很大比例。如在道光《夔州府志》的修纂中，检查文案（也就是誊录校正）有浙江会稽县人孟槐，湖北江夏县人六品衔候选、未入流的新灿，湖北汉阳县人儒生胡承恩。志稿初成，不仅潦草零乱，而且错讹尚多，需要誊录校正，这也是方志编纂的重要环节，他们主要负责此类工作。很多地方志中都附有本府州县地图，这也需要具有一定绘图能力的人来做才行，《府志》中就列出了湖南衡山县人王绍蓉负责绘图。志书修成，刻板印刷可以说是最后一道工序。但一部志书修得再好，而刻板印刷极差，则会影响志书的整体效果，这也是修志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修志中设有监梓、校对，《夔州府志》校对人员众多：

廪生张，奉节县人。廪生张柄，奉节县人。廪生熊登瀛，奉节县人。庠生张蔚文，奉节县人。庠生王河清，奉节县人。庠生米天植，奉节县人。……儒生张榘，奉节县人。儒生郭绍阳，奉节县人。……。[5]

可以看出，校对涉及到如此众多的人员，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由于地方志编纂是一项涉及诸多方面和各个环节的系统工程，在整个编纂过程中，还需要很多人员为之服务，如采访各县绅耆报送材料，一项就是需要人力去完成的，夔州府所属各县，山川相隔，道路崎岖而且路途遥远，极为艰辛。从策划编纂、卷次确定、搜集资料、厘定资料，到编纂完成、刻印出版，人员众多，各担负不同的职责，如何协调好彼此之间的关系，又需要主修的统筹和总体安排，主纂对资料或初稿的梳理、撰次或总纂，有时候也不是一个人就完全确定得了的，需要集众人之议才行。因此，在修志过程中，如何确定好众多参与人员的分工合作是修志成功与否的重要条件。

三、结论

根据上述论述，作为清代地方政府的知府或是知县，要么是进士出身，要么至少也是举人，都是饱读四书五经的高级知识分子，一般都具有深厚的文化涵养，加之他们对自己辖地的了解和长久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修志经验，由他们总体负责地方志的修纂，贯彻国家的修志政策，满足上级政府的要求，从素质能力上来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真正承担清代地方志书修纂任务的是地方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复杂的群体，有的人做过官吏，有的人中过进士、举人等，但没有真正进入仕途，更多的是当地的教育部门的教谕、训导，也有的做过山长（相当于学校的校长），再有的就是各类生员，他们是地域历史文化的书写者和传承者，这部分有的成为了地方上的知名贤达，有的是地方上的大族望族，是地域社会的精英力量。他们主宰着地方志的书写，承载着地域文化传承的重任。从修志能力和素养上看，他们是没得问题的。但地方知识分子要在地方志中传达他们的意志，必然会有主观的意愿掺杂其中，徇情曲笔的情况是会出现的，清代地方志中“列传侔乎家牒，艺文溢于总集，末大于本”[6]的现象是存在的。所以，地方知识分子的素养对地方志的修纂有着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2]朱士嘉编著：《中国旧志名家论述》，《史志文萃》编辑部出版，1986年，第2、5页。

[3]（清）聂光銮等修，（清）王柏心等纂，同治三年刻本，第14页。

[4][5]（清）恩成：《夔州府志》“卷首志书职名”，中华书局，2011年。

[6]《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十八，史部地理类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