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群视阈下的民族自治地方森林保护立法

在学术研究活动中，学者们在解读一种社会现象或社会行为时往往偏好文化及其与文化相关的结构、制度等观察视角，但常常发现所得出的结论与预期总是相差一定距离，有时甚至会偏离预期很远，这样的结果有很多是由于观察视角的不理想或者说不契合观察对象造成的，于是一部分学者试图寻求新的理论视角与观察方法以规避学术研究中的一些“不如意”。在此基础上，学者谭必友博士从迷乱中找出了一条新路，提出了一个全新理论：话语群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一个“话语群――行为”的分析模式。“话语群针对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现象，社会上围绕某种行为而聚集起一系列的话语群落，这些话语群落在民间表现为各式各样的交谈语言，在政府及相应管理组织中表现为文件、工作报告、法律法规政策等，在学术界表现为各式各样的学科及其研究结论，在文化界表现为各式各样的艺术形式……当这些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话语围绕某个行为聚集在一起时，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有着核心话语的话语群落，我们将其简称为话语群。”（谭必友：《古村社会变迁――一个话语群的分析实验》，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0-11页）。话语群理论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条非传统意义上的研究路径，散发出学术创新的耀眼光芒。

笔者有感于语语群研究路径的学术魅力，欲借来考察分析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森林保护立法，并以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为个案，充分展现其森林保护立法后的话语群的面貌，并试图揭示出隐藏在各个话语体系背后的利益问题。

一、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森林保护立法的现状

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是广西林业重点县，经济结构以发展林业经济为主，“全县森林面积255.7万亩，占全县总面积68.3%，每年提供木材4万立方米，又是广西大瑶山水源林保护区（含自然保护区），水源林面积123.18万亩，占全县森林面积48.3%，内有植物资源2335种，动物资源281种，每年衍生水资源径流量26亿立方米。”同时金秀拥有与森林相关的一些称号，如“广西最大水源林区”、“国家级珠江流域防护林建设源头示范县”、“大瑶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国家层面法律法规和金秀县上级的法规、行政规章对金秀的森林已初步形成了一张“保护网”。其中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等所代表的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管理办法》为代表的一批广西本土法律法规； 同时，金秀瑶族自治县充分利用民族自治权中的立法自治权，先后或专门或涉及森林保护内容制定了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使金秀大瑶山的森林“保护网”构建得更加完善。

二、森林保护立法的话语群反应

（一）学术界的话语

自从1928年开始中山大学生物系采集队在辛树帜的率领下连续三年进入金秀大瑶山，并写成《采集广西瑶山报告》之后，金秀大瑶山开始为外界和学术界所关注，这种关注不仅是在人文的民俗风情方面，而且也包括金秀大瑶山丰富的森林资源。

当下学术界在金秀瑶族自治县森林保护立法前后对森林保护的内容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热情，尤其是1999年西部大开发开始实施以来，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引起学术界注意，学者们特别注意关注那些还没有被人类践蹋过的边远山区的森林，同时对环境保护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对策。当然，1987年广西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大瑶山水源林自然保护区也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社会科学界和自然科学界都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研究成果。他们或对大瑶山的森林资源进行保护的原因和意义进行分析阐述，或针对大瑶山森林保护的特点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或就如何破解森林保护与资源开发利用的二元对立格局留下的难题提供一些可行性路径，或就林农在森林保护中的利益损失的补偿机制进行了构建。学界分析了大瑶山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及其维系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保护对策。内容涉及森林保护对策，生态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林区林农的转移与安置等。

学术界从各个维度对大瑶山森林保护各抒己见，特别是在国家层面的森林保护法律法规和金秀瑶族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相关单行条例陆续出台后，在学术界形成了一个关于广西金秀大瑶山森林保护的强势学术话语。这些学术话语具有话语集聚功能，并散发出巨大话语能量，不仅在学术界内部能量相互传导，同时还延伸至其他场域，特别是政治场域。

（二）政府的话语

在金秀瑶族自治县利用自己手中的民族立法自治权而于2000年6月施行的专业性的森林保护法规《森林资源管理条例》之前，在各级政府的话语中关于金秀大瑶山的森林保护的核心话语已初步形成，从以下自治区和国家两级政府对金秀大瑶山的一些森林保护的称号就可以看出：1987年广西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大瑶山水源林自然保护区，1997年经国家林业局批准建立大瑶山国家森林公园，1982年区政府批准开始建立的并在2000年升格为国家级的大瑶山自然保护区。

在金秀地方政府的强势话语中，森林保护并不是一个笼统的话语，而是形成了一个具体的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由许多子话语组成的，诸如退耕还林、生态效益补偿、森林资源管理与开发、林农替代能源的开发、森林防火、毁坏森林违法活动的打击、旅游开发、转变森林保护带来经济发展的不利局面。这些话语在金秀的有关森林保护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和行政规章中都有体现，反之也强化了政府的森林保护意识，从而逐渐消解了隐藏在政府的政治话语背后的关于森林保护于经济发展不利而产生的抵触情绪。

现在包括自治区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考虑比较多的是在对大瑶山水源林和自然保护区进行立法和其它手段保护的基础上，如何消解森林保护给金秀带来的负面影响，诸如对林农利益和县财政的消极影响，从而寻求他种途径，充分发挥金秀森林资源优势。为了帮助在水源林保护过程中有相当程度的“返贫”迹象的“生态难民”群体――林农增加经济收入，鼓励林农调整林种结构，大力发展经济林，经济林主要种植八角、甜茶等。也正是在这种话语的引导下，2001年，金秀全县八角种植面积已达24600多公顷，生果产量达1330万公斤，产量居全国第一，同年被国家林业局授予“中国八角之乡”的称号；同年茶叶面积达580多公顷，茶叶已成为金秀县的支柱产业之一。可以看出在增加林农经济收入的同时，也开辟了县政府的财源建设新路径，增加了县财政收入。

（三）媒体的话语

媒体一般包括纸质媒体、电子媒体和网络虚拟媒体。据笔者考证，对于金秀大瑶山的森林保护立法，这些媒体的话语大多是溢美之辞，即使是在话语霸权痕迹相对较少的网络虚拟媒体中也是如此。如此看来，金秀大瑶山的森林保护在他们看来已是理所当然的，森林保护立法也应该是应有之义。更是有媒体热衷于对有着丰富森林资源的金秀大瑶山的自然景观和民族风情作旅游推介，并概叹金秀的圣山、圣水、圣都为“人间仙境”。当然也有媒体更注重关注民间疾苦，呼吁国家对保护区内的林农利益用实际行动予以重视，调整退耕还林补助形式，提高生态效益补偿金额。

（四）林木开发商的话语

此处的林木开发商主要包括木材加工厂、家具制造商、林地承包者等。在金秀大瑶山水源林保护区设立和划定以后，特别是国家层面关于森林保护的法律法规的完善和自治县的森林保护自治法规出台健全以来，对林木开发商有很大的影响。在《森林资源管理条例》出台的2000年以前，金秀县城还有几家木材加工厂和家具制造商，在2000年之后，这几家木材加工厂或缩小规模或搬走或转行或破产了。在他们的话语中，大多都表示无奈，诸如“政府管得紧，木材原料不足”，“从外面进的话，成本太高，现在生意不好做了”等等话语。

但是对于林地承包者和开发商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在《森林资源管理条例》中已明确规定了一些与他们的利益相近或于之有益的条款，如在第八条第二款中规定：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的林地可以依法确认给单位或个人开发经营，其使用权也可以依法转让、作价入股或者作为合资、合作造林、经营林木的出资、合作条件。又如，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单位、个人在不破坏自然资源的前提下，可利用林地、闲散地种植香草、绞股蓝等林下作物。再如，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自治县鼓励单位和个人按照统一规划投资造林，兴办苗木基地，或者承包林地植树造林。这种既能保护他们的利益，又能保护森林资源，他们当然对这些条款拍手称快，话语中时不时洋溢着赞美和支持之语。这与在自治县森林保护系列自治立法出台之前各林地承包商和开发商不同，那时他们的利益因为缺乏法律法规的强力保护，所以这种不确定因素使其话语中透出担心之意，与现在安心与满意的心态和话语迥然有异。

（五）林木偷伐者的话语

此处的林木偷伐者所指的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没有办理林木手续或手续不全以致没有证件或证件不足的那些从事木材收购、运输、倒卖的投机商；另一类是各级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保护的珍贵植物物种的偷伐者。

对于木材投机商来说，通过这种偷伐行为能够使他们赚取更多暴利。在他们看来，即使最近几年政府对此类活动的严厉打击，也值得铤而走险，因为投机的风险成本与他们获取的暴利相比总是有较大的利润空间存在。笔者在金秀调查中曾与一位曾经从事木材投机的商人相互交谈，他如是说，“政府这几年查得严，生意没有前几年好做了，一查住一罚就是好几千甚至上万。”“我们一般都是夜里进行，这样才不容易发现。”从他的话语中可以看出，政府通过立法加强了森林资源的保护工作，设立木材检查站发挥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其严厉措施对这些投机商和偷伐者来说有一定约束作用。但是部分偷伐者还是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继续活动，对森林资源的主管部门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六）一般林农的话语

大瑶山水源林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内的林农自从保护区设立和自治县的森林保护法规出台以后，一直处于一个两难境地，一边是要退耕还林、禁伐林木，保护好已有的森林；另一边是在进行森林保护后为自己的生计寻谋出路。对于田地资源稀缺的保护区内的林农来说，森林保护几乎可以说使他们失去了林业资源，也就意味着毁坏了他们的一贯的“靠林吃饭”的生计方式，即掐断了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于是大瑶山保护区内的林农出现一定程度上的“返贫”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在这种情况下，有相当部分林农对国家的森林保护不甚理解，甚至出现强烈的抵触情绪。在林农的话语集合中常出现这样的话语，如“这也不准砍，那也不准砍，以后我们靠什么吃饭”，“砍树来建房子做家具，现在都要砍伐指标”，“有些树政府不让砍了，真可惜呀！”等等，这些话语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当前森林保护后金秀大瑶山的林农的生存状态和对森林保护的态度。但是在这个森林保护的话语群中，对保护区内近7万广大林农来说，他们的话语往往处于这个话语群的边缘，因为他们的话语与学术话语、政府话语、媒体话语、林业开发商的话语、林木偷伐者的话语等相比话语地位和效力是不对等的，最可能受其它话语特别是处于强势地位的政府话语的无端拒弃，也最可能被有意或无意地边缘化。

三、森林保护立法的话语群间的互动效应

话语群内部的各个话语单位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通过核心话语及其衍生的子话语的纽带作用相互之间产生互动，这种互动通常会在某个话语单位的主导下产生集聚效应。金秀大瑶山的森林保护立法所生发的森林保护的核心话语在学术界、政府、媒体、林木开发商、林木偷伐者和一般林农之间形成的话语群，同时这个话语群是在政府话语的主导下，在各话语单位间产生互动，这种互动能促进话语单位之间进行话语沟通，找寻彼此间的话话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最大程度地消解话语差异，从而达成相互间的话语认同。

金秀大瑶山关于森林保护的话语群内部生发的互动效应，包括有学术界与政府间的互动，有政府与偷伐者、林木开发商、一般林农之间的互动，也有偷伐者与一般林农间的互动等。比如金秀当地政府与一般林农之间的互动过程与效应就是这个话语群内部互动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政府确定水源林保护区，特别是自治县系列森林保护立法出台之后，也就确定了森林保护的主调或者核心话语。但是对于保护区内的林农来说，就是一个无情的打击，因为他们就因此而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计方式，生活来源问题一时难以解决，林区贫困人口增加，甚至出现“返贫”现象，这种结果与政府想方设法要使林农脱贫致富的最初目标是不相符合的。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当地政府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出三条解决路径：一是调整林种结构，大力发展经济林，诸如种植八角、茶叶，同时辅以发展经济作物，如生姜、香茹等；二是转移剩余劳动力。当前处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东南沿海发达地区需要大量劳动力，于是金秀当地政府每年都要组织一批青年农民进城免费接受进城务工的技术培训，然后这些农民工就可以选择性地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厂家签订劳动合同；三是根据上级政府的政策法规，确定当地的生态效益补偿金。当然也是政府关于森林保护政策法规与林农利益互动调适的结果。这三条路径是金秀当地政府为解决由于森林保护而导致的林农脱贫难的可行性对策，是当地政府与林农在森林保护核心话语的主导下促成的良性互动，尤为可喜的是这种互动效应已达到了一个多赢的效果，即森林保护工作卓有成效，旅游业形势喜人，政府财政收入呈增长趋势，林农正走上脱贫之路。

作者简介：向开（1978―），男，湖南隆回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04级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法制研究。王梦貔（1966―），男，土家族，湖南永顺人，湖南隆回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04级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法制和文化研究。

摘自《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