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德明:书中寻梦

“”后，姜先生又开始逛琉璃厂，他很珍惜这样的机会。不光是古旧书刊收藏，字画、瓷器、邮票、明清家具，当今有名气的收藏大家，差不多都是从那时开始下手

喜欢读书的人，极少有不知道姜德明先生的。他的新文学著作版本收藏及书话著作，都堪称国内第一人。巴金曾说，现代文学藏书，除了唐弢，便是姜德明了。姜德明1948年便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散文集《南亚风情》、《绿窗集》、《清泉集》、《寻找樱花》、《雨声集》、《流水集》、《与巴金闻谈》、《姜德明书话》、《余时书话》，随笔集《书叶集》、《书边草》、《书梦录》、《活的鲁迅》等，编著《书衣百影》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氛围尚不像现在这样浮躁，《文汇读书周报》、《中华读书报》、《书屋》、《书与人》、《书城》等一些与读书有关的书报刊物被很多读者追捧、品读，姜先生的名字时常能够见到。时过境迁，网络信息化时代，很多人已失去读书的耐心，经典早已被碎片化的移动终端阅读取代。也许正因如此，采访姜德明先生前，我感到莫名的紧张。我第一次拨通姜先生的电话后，采访要求便被委婉地拒绝了，“采访就算了，我收的那几本旧书不值得一提，但欢迎你到家里做客。” 一天午后，炎炎酷暑中，我造访了姜德明先生的“无名书斋”。

与书为伴

姜先生1950年从北京新闻学校毕业，分配至《人民日报》编辑部，长期从事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1986年离开这个平生热爱并工作数十年的岗位，主持人民日报出版社的工作，退休前担任社长职务。他住在《人民日报》大院家属楼，按响楼下的门铃，待我走上楼去，姜先生早已开门迎接。

一进门，我便感觉如同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安静简洁，没有华丽的地板瓷砖，灰亮的水泥地，四白落地的白墙，每一样家具似乎都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客厅五组宽大厚实的书柜，一看便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外观简朴，无任何修饰，但质量可靠、耐用。书柜顶天立地，上下分别是封闭式的书橱，中间五六层玻璃门书架，每一层都被里三层外三层摞满了书，而书架搁板却没有因承受不住而弯曲。家中只有一台小电视摆在角落里，几乎看不到数字化时代的影子。

我刚刚落座，满头银发的姜夫人便端来了两杯清茶。姜先生身材不高，温文尔雅，探问得知今年已经84岁高龄，但依然谈吐从容，思维敏捷。他记忆力极好，说起十二三岁时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依然历历在目，甚至一些细节都描述得分毫不差。

书橱里的书，各种文集、工具书等琳琅满目，诉说着主人的博学。但奇怪的是，并没有民国时期的旧书，还没等我问，姜先生似乎已经看出我的疑惑，打开一组书柜的上下橱门，满满地摆放这一摞摞旧得发黄的书刊。姜先生家中，同样的书柜，共十几个，分置于书房里、客厅里、卧室里，井然有序。他介绍说，那些珍贵的民国版本和建国初期版本的旧书，已经发黄变脆了，一般也不拿出来，有时翻检一次，往往是落“花”满地，不敢多碰，真是又爱又愁。相守了几十年，书和人一样，都老了。

姜先生随意从书橱里抽出一本，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初版本，1947年5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爱不释手地摸索着说：“你看，这是第一版的《围城》，丁聪设计的封面。原来这套赵家璧先生编的‘晨光文学丛书’几十本一套我都有，‘’时都处理掉了，我只留下了这本和老舍的《老牛破车》。”言语中充满回忆。那本《围城》伴随姜先生近七十年，虽然纸已经发黄，但封面依然整洁，色彩浓艳，讲到当初在天津购买时的情景，恍如隔世。

藏书之路

姜德明先生爱书，从上学时就开始了。“我不是书香门第出身，父亲是个开纸店的掌柜，主要印制中式账本。可是他挺有生意眼，同时还广收旧账本及一切书册，有的拆改成新账本，有的分类后送交两家造纸厂。生意兴隆时，还请天津相声演员戴少甫、太平歌词演员秦佩贤在一家商业电台上报过广告。”姜先生回忆道。他到店里玩，偶尔会从父亲收来的旧书中捡几本有兴趣的带回家去看，他记得有抗战前的《良友画报》、《论语》等杂志。

天津天祥商场二楼的旧书摊，留下了他无数难忘的少年记忆，“当年我在天津读中学的时候，宁愿整个下午旷课，也愿泡在天祥商场的旧书摊前。那个商场的一楼是花花绿绿的老爷太太们的世界，一上二楼却非常冷清、灰暗，转一个大圈儿全是旧书摊。旧时代的天津真是一个畸形的城市，就在这灯红酒绿的繁华天地中，却存在这么一小片少人问津的文化绿洲……”那里成了他魂牵梦绕、念念不忘的去处。另外，他还经常光顾旧城北门西的旧书摊。正是从那些旧书摊上他开始爱慕知识、爱好文学、喜爱藏本。

“当时我还是个学生，身上也没什么钱，就跟家里说学校要交书本费，骗些零花钱，见到便宜的书就会买一些。那本《围城》就是我在当时买的新书。”

那时他并没有专门收藏什么书，看见鲁迅、巴金、老舍等语文课本上出现过的名字，格外兴奋，觉得与他们的距离一下亲近许多，“课本上只有一两篇文章，在书摊上一看原来他们有这么多作品，对他们比较有兴趣。我的不少知识和新文学藏本都得自那儿。我对它至今留有一种怀恋之情。” 那时他的阅读和购买没有章法，姜先生说起自己少年时代的一件趣事：有一次在书店“见到一位风度典雅的少女买了一本屠格涅夫的《春潮》”，自己便“莫名其妙”也跟着买了一本。

1950年，姜德明21岁，决定到北京新闻学校学习，“这可不是一般的学校，是个革命干部学校，进了那所学校就等于参加革命了。” 为了表示同旧我告别，他把此前收藏的一些书刊杂志，如1949年前的电影杂志、《联合画报》、新民印书馆敌伪时期出版的文学图书等等，一股脑全送了人。现在想起来，姜先生还有些悔意。好在同一时期，他先后读到了郑振铎、阿英、唐弢等的书话以及林辰在开明书店出版的《鲁迅事迹考》，“知道书林深处神秘无穷，值得去探险”，特别是唐弢的书话，这些对他的藏书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烧书

到了北京，姜先生先后与西单商场、东安市场为邻，那里成了他最常光顾的淘书去处，还有隆福寺、国子监、琉璃厂、灯市口等许多北京旧书摊的集中地，都留有他的足迹。“60年代初，中国书店在国子监开设内部门市部的时候，我和阿英、唐弢每礼拜都在那聚会。先是各自挑书，然后我又看他们都选了些什么好版本。我几乎对每本我所不藏的书都艳羡不止，恨不得也一一搜得。那时我们家的工资都放在一个书柜里面，经常就被我掏空了。夫人问起来，我就说，我没动！”姜夫人在一旁听到，忙说：“我那时连做件衣服的钱都没有，全让他买书了。”

这时，姜先生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一个透明袋子，让人惊讶的是，他连当时的购书单据都还保存着。厚厚的一摞，整整齐齐地装在袋子里，最早到“”前，清楚地记载着他每一次所购书目。他玩笑着说：“这就是证据啊！那时我们还要养三个小孩，紧张的时候买月票没钱，把孩子攒的硬币倒出来，去东华门换月票都不好意思。我掠夺了我家所有人的一切娱乐活动的机会。”

到1958年大炼钢铁，在“炼钢又炼人”的整风会上，有人对姜德明提出质疑：“年纪轻轻，就对30年代的文艺感兴趣，收了那么多旧书。”姜先生回忆，“听到人家这么说，我有些消极，节衣缩食买了那么多书，都变成了资产阶级。觉得还是少知少闻有好处，一赌气就卖掉了一些。‘晨光文学丛书’就是那次处理掉的。”

而到了“”，姜先生早已觉悟，“前夕，还处理了一批书，但这次我没有惋惜。那时，我就已经感觉到《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没有必要留着了，卖掉了一批这类书，而旧版本的新文学书刊，我一本也没卖。”“”中，他还烧了三本书，“一本是《公演特刊》，那里面有的剧照；一本是赵银棠在敌伪时期写的小说，有关妓院生活的，当时就怕造反派查到，说你除了反动还有黄色，其实那书没有黄色；还有一本是胡风的《棘原草》。”

当时风声很紧，《人民日报》的宿舍院里都贴上了大字报，姜先生可谓破釜沉舟了，“我女儿说，楼下人家都烧书呢？我问，都烧的什么？她说，什么都有，一堆一堆的，《红楼梦》、《水浒传》什么的。我从楼上往下看看，好几堆火，那我这书要烧，都得烧了，从楼上搬下去太麻烦。干脆，谁要来抄，谁再搬下去烧。结果一本也没烧。”

藏书有道

“”后，姜先生又开始逛琉璃厂，他很珍惜这样的机会。不光是古旧书刊收藏，字画、瓷器、邮票、明清家具，当今有名气的收藏大家，差不多都是从那时开始下手的。姜先生的书话中介绍的现代书刊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这个时期收集的，包括林纾、李公朴、周作人、巴金、曹禺、叶圣陶、夏衍的签名本，更可贵的是黄裳、唐弢、萧乾等大家的签名本上还有亲笔题跋。

姜德明先生的藏书没有过系统的整理，他自己也说不清具体的数字，“收藏了几十年，应该有几万册了。藏书的内容亦如滚雪球，是连锁反应的。比如我原先不收线装书，但是有些新文艺书是以线装形式印制的，如《志摩的诗》、刘半农的《扬鞭集》、俞平伯的《忆》、《燕知草》等，我当然要收藏。又如，因为研究鲁迅，凡与鲁迅有关的古籍或与他有关的同时代人的旧体诗词集等，我也搜集了不少。诸如沈尹默、陈师曾、乔大壮、寿玺等人的集子，甚至他们的书法、篆刻集也收了。多年来常跑旧书店，见到稀见的古代刻本，纸好墨好刻工也好，价钱又公道，舍不得不买，所以也有一两本明版书。”

他对新文学书刊的收藏，是从鲁迅开始，有关鲁迅的书刊，包括鲁迅的著译、鲁迅参与筹划和编辑的书刊、与鲁迅关系密切的人等的书刊资料都是他收集的对象。在淘书的过程中，他发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奥妙，“似乎没有人说过知堂（周作人）是位藏书家，因为他同乃兄鲁迅一样，买书并不讲究。解放初期，我在东安市场和隆福寺的旧书店里， 经常能见到钤有他藏书印的各种藏书，既有日文的，也有平装铅印本，更多的则是线装书，甚至书上还有他的墨笔题跋。我藏有清咸丰四年（1854年）吴仲仙著《读诗一得》，扉页上有知堂题赠钱玄同的几行字，名后钤有二印。”

鲁迅及知堂的老友陈师曾殁后，琉璃厂的淳菁阁于1924 年2 月至1925年11 月，先后出版了《陈师曾先生遗集》10 册。后又问世两册《北京风俗图》，加在一起是12 册。周作人曾反复表述他对《北京风俗图》的喜爱。

一次逛旧书店，姜先生恰巧购得《北京风俗图》，翻看一看，正出自周作人的苦雨斋，如此书缘可遇而不可求。

姜先生还收集了很多鲁迅早期翻译和编辑的书刊，如鲁迅主编的《萌芽月刊》，1930年1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创刊号；鲁迅、柔石等翻译的“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奇剑及其他》，1929年4月上海朝花社初版本；日本片上伸著、鲁迅译《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46开袖珍毛边本，1929年4月上海大江书铺出版；1943年7月华北书店出版的《阿Q正传》徐懋庸注释本等。

他还很注重收藏一些新文学译著，包括郭伯恭、李满红等无名文学青年的著作、名家作序、设计封面或签名的本子、装帧富有特色的线装本、毛边本，以及在抗战艰苦环境下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出现的那些印数不多的土纸本。他说：“‘’后期，人们都不重视这些旧书，重庆时期印的土纸书在东安市场卖得最便宜，有些才一角几分钱。”

也许是他从事文艺副刊编辑多年有关，文艺刊物，特别是那些老编辑、老出版人所编的刊物、文人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下编的刊物和屡遭文网查禁的“短命”刊物，也是他淘书的主要目标之一。

从个人兴趣出发，从小便喜欢看戏的姜先生，还会收集一些有关梨园掌故、剧界名伶的书籍，以及有关民俗的书刊，比如近北京风物的竹枝词和笔记小品、记录“宫廷故实”的清宫词，还包括歌诀、儿歌一类似乎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

在姜先生众多藏书中，最为珍贵的当属毛边书和如今难得一见的孤本、新善本，如俞平伯的《忆》 《燕知草》、白宁的《夜夜集》、卞之琳的《音尘集》等。他深解毛边本的趣味，但并不拘囿于此，不以“毛边党”自居，“我不否认我爱书，有时甚至会如醉如痴，但我从来也没想过要专门收藏孤本，或以此为荣。孤本太多了，岂不显得寂寞孤单，人慢慢会变得乖僻无聊的。”

“余时”书话

自上世纪90年代后，姜先生很少再去逛旧书摊，“一是身体不允许经常出去费力淘了，二是这类书在市场上越来越难见到了，价格也是高得离谱，现在旧书市场上有的新文学毛边本竟要一两千元，真是有些让人想不通，这样的书在上世纪80年代最多也就要几十元，不过仔细想一下，也说明这样的书真的是少了，见到或者买到手的机会也少了。” 而且，在寸土寸金的大都市里，藏书空间紧缺，不仅得蚕食家人的地盘，还可能遭管房人白眼：“人还没地方住呢，你倒想给破书找地盘。谁让你买旧书的你去找谁！”虽说“藏书家的乐趣在于随时可以摩挲自己的藏书”，谈何容易啊！

中国新文学书刊诞生距今虽不足百年，但在战火的吞噬和人为的破坏下，损失几乎是毁灭性的，许多老版本至今难以寻找，大量的资料也随之湮灭。姜先生说：“爱书、藏书是一个人精神上的享受，再从这些书里得到一些知识和感悟，这才是最有价值的。我收藏书，一是喜欢，二是我把从书里找到的别人不知道的东西，写出来，印出来，让更多喜欢书的朋友了解这些东西，这才是我在藏书中得到的乐趣。”

得知姜先生的藏书，几乎都源于他的书话作品。他在长期从事报纸文艺副刊编辑工作之余创作了大量书话作品，“余时”也成了他的笔名，指业余时间写作之意。在《余时书话》的“小引”中，他这样写道：“近年来我在翻检旧藏书刊时，那焦黄发脆的书页早已经不起反复摩挲，事后往往是落‘花’满地，爱也爱不得，碰也碰不得。书与人一样，彼此都老了。我们相守了几十年，怎样才算个了结？我想最妥善的办法还是选择一些稀见的版本，一一写成书话，亦不枉我们相聚一场。这里当然包含了我耗去的一些光阴，以及我的一份感情。我为伊倾倒过、迷醉过、欢愉过，也曾经为之懊悔过、担心过，甚至想一把火毁灭之。然而，终于还是旧缘未了，不能负心忘情。”

他的书话写法灵活、不拘一格，书籍装帧、书名释义、内容介绍、写作特色、作者情况、出版风波、书后故事、阅读感受……内容十分丰富，但总离不开谈人、品书、论事。他认为：“书话不是书评，也不是理论文章，似乎更近于谈书的掌故，倘能引起人们爱书的兴趣就很不错了。”

“我时常从故纸堆中捡拾些几乎被人忘记的书册，告诉别人一点自以为有趣的事。有时我也生疑，一部现代文学史怎能容得下那么多人名书名，即使不知道那些陈年旧账又有何妨？人们不都愿趋时和喜新厌旧吗！然而冷摊得来的残书行将湮灭，偶尔翻翻，依然新鲜，于是故态复萌，重又写起书话来。管它有无资格入史，就让这些史外的散叶随风飘零吧。” 他在《走出“花香街”》一文中如是说，也正是这样的心态，才让他的文章越发朴实自然，从容流畅。

如今，旧书摊已经不复存在了。他在《书摊梦寻》的小引中如此写道：“如今我真的有点怕买旧书了。因为我实在说不清什么书可以升值，什么书不能升值。怎么办呢？只好在自存的旧书堆中去寻梦。摊开几本旧藏，任意浏览翻检，居然在自家屋里摆起了旧书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