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柯记》与《昙花记》“女性升仙”模式之比较

时间:2022-09-01 06:03:54

《南柯记》与《昙花记》“女性升仙”模式之比较

摘 要:《南柯记》与《昙花记》都是明代末期富有宗教色彩的传奇作品,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本文主要针对二者在“女性升仙”模式的创作上进行分析和比较。

关键词:《南柯记》;《昙花记》;“女性升仙”

明嘉靖、万历时期,中国戏曲史上掀起了自金元之后又一次创作的高潮。明中后期至清代中叶,优秀的传奇作品大量涌现,作品所涵盖的思想内容也向社会问题的方方面面延展开来,并开始作为长篇叙事的一种重要文学形式登上历史舞台,戏曲开始向着抒情性与叙事性高度结合的方向阔步前进。

“女性升仙”是戏曲作家惯用的一种以所谓“完满”结局安排女性人物命运的结构方式,是对于传统封建礼教压迫之下女性的一种变相“解脱”,体现了作者对于广大受压迫群众的人文关怀。这些女性大部分都被作者赋予了美好的品质以及积极进步的思想理念,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对立面,她们展示了个性解放的自由思想和愿望,并且得到了人格和精神上的升华,是戏曲作品中熠熠生辉的人物形象。

明代末期,儒佛道三教的合流及其世俗化的发展,使得佛教等宗教思想常常作为一种独特的创作理念,被反映在诗文和戏曲的创作中,这种“升仙”的创作理念的运用也更加普遍。明末的两位具有突出艺术成就的戏曲家――汤显祖和屠隆,他们所创作的《南柯记》、《昙花记》都在这方面显现出了各自的独特之处。

《南柯记》中的瑶芳公主是古代女性的典型代表。她谨遵父母之命,嫁于从未曾见面的夫婿,出嫁后又一心侍夫,与丈夫一起远赴他乡,在南柯郡与淳于棼一起施行仁政,颇得百姓爱戴。之后遇到檀梦国骚扰因守节而受惊患病,终于在归国的途中病逝。由此可知,瑶芳公主是一个极遵守 “三从四德”的封建主义模范女性,她在家听从父母的安排,出嫁后跟随夫君的脚步,在遇到危险时能够立志守节、维护夫君和国家的尊严,作为太守夫人能够爱民勤政。然而,在剧中中却出现了一段她与淳于棼之间关于佛教与孔夫子之道的讨论,使得她的形象与封建传统女子有了很大出入:

[生]齐家治国,只用孔夫子之道,这佛教全然不用。[旦]奴家一向不知,怎生是孔夫子之道?[生]孔子之道,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旦]依你说,俺国里从来没有孔子之道,一般立了君臣之义,俺和驸马一般夫妇有别,孩儿们一样与你父子有亲,他兄妹们依然行走有序,这却因何?[生笑介]说是这等说,便与公主流传这经卷罢了。 ――第二十五出《玩月》

“孔子之道,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个在封建专制主义高度集中的明王朝处于主流地位的崇高论断,到了瑶芳公主的眼里却落得个不如“流传经卷罢了”的下场,反被置于宗教文化之下。让人感觉到这个传统的封建女性并不如她所恪守的礼教规范那般古板,她不固守传统,懂得向传统质疑,她的思想中存在着一息批判和进步的精神。

但是这样一个循规蹈矩而又思想活泼的女性,没有逃脱死亡的命运,虽然在全本的最后得以超脱升仙,但也是在崇尚“孔夫子”之道的淳于棼的焚指超度之下方得以升天,而当年的定情之物却也成为淳于棼看破红尘的幻灭之象。

这种死后“升仙”的模式是最常见的升仙模式,它是“还魂”嬗变后的一种,旨在更加美化人物,使歌颂对象的精神主旨得到一个完满的归宿,并且打破“死亡悲剧”的僵局,弥补遗憾。例如《长恨歌》中升仙后的杨玉环,就是这种“升仙模式”的典型代表。但是这种方式,虽然造成了“团圆”、“完满”的事实,却不免显现出作者的消极色彩,用“看破世情”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是作者反抗思想局限性的表现。

《昙花记》中的女性形象主要是由木清泰的一妻二妾来突出表现的。在木清泰离家访道后,她们也入净室修持,终于得附仙缘。剧中的木清泰夫人,在夫婿离家后自己也决意向道:

【逍遥乐】[旦道装上]自君之出矣。戟门庭清似水。年华何况鬓边催。收除钗钏,摺叠罗襦。结束缁衣。……夫君弃室寻师,辞荣入道,钟鸣鼎食之家,一旦冷如冰雪。妾身思量起来,男子既能省悟,我夫人何独痴迷。鸾语龙章,锦衣玉食,数十年于我足矣。我如今已令人筑一净室,名曰莲花庵,皈依三宝,熏修六时,优塞亦有优夷,庞婆要追庞老,即可了我生死,亦不玷辱夫君,岂不美哉!…… ――第十出《夫人内修》

而木清泰的两位小妾亦是坚决与夫同修。木清泰出家后,考虑到二人年轻貌美,正值当年,允许她们再嫁,并且为二人物色好两位才华出众的秀才,但二人却执意要学木清泰修道证果。不得不说,她们的思想进步性已经超越了当时社会背景下的普通女性,是一种先知先觉的女性形象的代表。就如全本最后一出《法眷聚会》中皇帝对她们的褒奖:

[众跪介外末下西平宣]……其妻卫氏,雅至双修,既不愧庞家之妇;块形独处,又不忝侃母之贤,女范可师,道果应证。二妾郭氏贾氏,矢志靡嫁,已不忝于良人,持戒无亏,亦增光于法席……

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她们是由于入道而最终得到了幸福,这种幸福并不是俗世的婚姻,而是超脱于尘世的因缘,是因为皈依佛教而获得了圆满。虽然,这种观点带有宗教的虚幻性,缺乏现实主义的精神。但作者所表现出的,她们追求理想时的热烈和执着,摒弃传统束缚时的坚决和勇敢,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昙花记》中女性的入道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升仙”,她们不再是死后的、无意识、不自觉的超脱,而是有目的性的、自主的精神选择。这是古代戏曲中“女性升仙”模式的一大突破,也是封建女性“个性解放”的创作方式的一种创新。

参考文献:

[1]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M].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9).

[2]屠隆.白榆集[M].齐鲁书社,1995.

[3]汤显祖,钱南扬.汤显祖戏曲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6).

[4]毛晋.六十种曲[M].中华书局,1982(2)

作者简介:檀雨桐(1988-),女,汉族,安徽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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