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档案》的档案

我的档案书柜中收藏着《档案工作》杂志社1983年元月和1988年7月聘我为通讯员的两份聘请书、纪念《档案工作》创刊30周年的纪念册、征文选刊《馆长》；有1990年1月我获得《档案工作》优秀通讯员一等奖的“荣誉证书”、1995年2月17日聘我为《中国档案》杂志编委会主任的“聘书”；有我为杂志写的一连几年的元旦社论底稿和我在通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我同编辑部同志分析研究编辑工作时的发言提纲。这些是我与《中国档案》关系、情结的见证，也有我对它的信赖和期盼。书柜中还收藏着杂志社送我的《材料工作通讯》和《档案工作》、《中国档案》精装合订本，这是我经常翻阅的重要资料，它为我贡献了许多。

这些收藏使我回忆起那些难忘的往事。

它才有这样的职权和功能

那是1981年春，我从衡阳地区财贸办公室调到区档案局，归队做档案工作不久。当时正值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家档案局关于全国档案工作会议的报告》精神，强调加强领导，坚持中央、国务院确定的档案工作原则、体制和方针，帮助档案部门解决工作中急需解决的各种问题，尽快把被、“”破坏的档案事业恢复和发展起来。地委、行署也作出了部署，但下面落实得如何?“”后的档案馆怎样?我带着这些问题到了衡东县档案馆。这个馆出席过1959年全国档案资料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当时的馆藏就有10万卷(册)，馆长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失去一条腿的荣誉军人，很有事业心，“”初期被调离了。

新来的康馆长和负责库房的同志向我介绍情况，陪我看馆藏。我们边看边谈，谈谈看看，整整进行了两天。老康说，档案馆现存档案资料48844卷(册)，“”中销毁了两车。他拿出了两件销毁档案资料的文据，一件是档案馆1969年11月19日写的报告，称“为了战备、防火、保密，把近几年清理档案清出来的废纸三四千斤左右，建议送衡阳造纸厂”。次日得到一位负责人的同意，立即送进了造纸厂。第二件是1972年12月26日写的，报告称“今年以来，对历年来的文书档案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鉴定、立卷，做到清、精、轻，清出了许多重份和无价值、没有利用过的文件资料三千佘斤，建议送造纸厂做原料，增加国家收入，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二天又得到了批准。三年间，两次大销毁，毁掉了档案资料六七千斤，把档案当“废纸”，用“大约”多少斤作为销毁单位，“没有利用过”也成了销毁的理由，而且如此神速。这是档案史上的一场悲剧。

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愤慨秉笔，写下了《来自老先进的报告：春访衡东县档案馆》。我在文章的最后引用了刘禹锡的诗句“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在百花盛开的今天，不能忘记那萧瑟冷酷的严冬，不能忘记历史的教训。

1982年第2期《档案工作》刊登了我的这篇文章。我的心思、言论得到了杂志的同情和支持。我对档案工作者奉献精神的赞颂，对“”销毁档案的控诉，牢记历史、不能让悲剧重演的呼吁，通过《档案工作》在档案界和全社会传播，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个人的职责权限，超出了地域和时空界限，我高兴极了。一些同事、同学看到文章后，对我说“你做了一件好事”。我说：“不是我，是《档案工作》，它才有这样的职权和功能。”

它依旧是我的案头书

1986年，我到一些档案馆，踏过门槛，看到墙上挂的大幅标语几乎都是“保守党的机密，慎之又慎”，令我多次沉思。一个单位挂在显著位置的标语横幅，通常是一个单位一个时期的号角、奋斗目标或职守承诺，有着强烈的时代感。“保守党的机密，慎之又慎”是同志1940年给军委机要处的题词，对于机要单位和机要工作者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档案工作也有着警示作用。然而，作为国家科学文化事业单位的档案馆，不同于以保密工作为主要任务的机要处，是以收集档案史料、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编辑出版和提供借阅档案史料为己任的，档案的保密有着具体对象、范围和时间界限。从总体上讲，档案馆的保密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提供档案利用是绝对的、根本的。特别是在今天，中央已经作出了开放历史档案的决定。邓小平同志1984年就发出了“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的号召。档案也是一种信息，为什么不把邓小平这一题词挂上去呢?把保密提到不恰当的位置，那就会走向反面。

酝酿一段时间之后，我写了一篇议论短文《慎之又慎乎……》，寄给了《档案工作》。大约三个月后，我接到退稿。稿子用红笔改过，想登而终于没有登。为什么?是我的想法不对头，评议失当?还是编辑思想不开放，怕触犯语录?找不到答案，于是我把稿子投给了《光明日报》。没想到不出半月就接到报社的回信和稿子清样，它把标题改为《保密与档案工作》，说近期发表，要我加上几句关于保密的内容。我按照报社的要求作了补充。大约一个多星期之后的1987年明26日《光明日报》登出了。我以“胜利者”自居，对《档案工作》埋三怨四，甚至不想再向它投稿了。然而冷静地、理智地想一想，我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党报与专业刊物选择稿件的角度有很大的不同。编辑部用稿、退稿都是正常的。选用、刊登稿件是履行编辑责任，不登、退稿也是履行编辑责任，无可非议，何况我的稿子确实存在欠妥和不足之处。《档案工作》编辑部对我的稿子是慎重的，看得出来是经过审核、研究之后才退稿的。我没有理由埋三怨四，恢复了对刊物的信赖。《档案工作》依旧是我的案头书。

它伴我们前行

我退出档案工作领导岗位后，心思依然在档案事业上。在全国政协写提案、作发言大多是关于档案方面的，而且有更多的时间调查研究，写一些档案方面的文章。这使我更加依赖有关的书报杂志，档案报刊成了我档案信息、知识和资料的主要来源。

总结历史的经验，有这样一些现象：在“”的年代里，档案也搞“大收、大编、大办”；以阶级斗争为纲时，突出阶N-q-争档案，销毁与阶级斗争无关的档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又打破常规，大搞经济档案；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一些人认为档案是商品，档案工作要按市场规律来调节。如此种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都有一个对档案工作规律性的认识和掌握问题。因此，我想就这个问题做一些研究。

要研究就要详细地占有材料，《中国档案》是我的首选。《档案工作》1960年第11期有一篇社论《档案工作者应正确掌握档案的自然形成规律》，批评了“写档案”，“过早地把一些行政机关的档案集中到档案馆”的做法，强调“坚持按全宗管理档案的原则”；1961年第4期有两篇关于“规律”的文章，王乃林《关于档案的自然形成

规律的探讨》阐述了“档案本身固有的内在联系”和提倡“文书处理部门立卷”的原由，周诚的文章指出：档案基础工作与提供利用的本质联系，即档案工作的规律性；1964年第3期福建省委办公厅档案科的文章讲述了利用工作规律；1965年第4期马雨方评议“平时归档”的规律性；1994年第8期陈贤华“档案工作规律研究综述》综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八十年代三次关于“规律”问题的大讨论，归纳了曾三、吴宝康、梅岱、冯子直、邹家炜、王传宇等人的观点。这些使我看到了多年来“规律”研究的一般情况和他们的论点，对我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参考作用。

在研究其他问题和写作过程中，《中国档案》都为我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和参考资料。在研究“档案鉴定及其改革”时，阅读过1998年第6期《美国电子文件保管期限表引发的官司》、2000年第6期《美国电子文件管理的十年官司及启示》、2001年第1期《档案业务建设的重大改革――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的修改》等。

从事档案工作的同事们大概都会感觉到，在前进的道路上，《中国档案》始终伴我们前行。

祝愿

1990年10月，我到国家档案局工作，分管档案杂志社并兼任社长，我同《中国档案》的关系多了一些头衔。我开始注意它的编辑构思、栏目设置、刊物质量和文章水平等等。我要对它负责，对读者负责。

1991年11月27日上午，我来到编辑部，同总编、副总编等分析研究编辑工作，从评议当年5至8期刊物入手。首先，我作了三点说明：一、我是主管、社长，有问题我要负责；二、今天不谈成绩、优点，而是“吹毛求疵”，以便改进工作，三、我是一家之言，大家都是一家，可以争鸣。然后，评议四期刊物上发表的163篇文章。我拿出我列的三张大表。表一：栏目设计分析。大小栏目42个，纵横交错，有的互相包含，是不是应做些调整?表二：文章比例分析。社论和评议、档案学术研究各占1.2％，档案业务也只占45.4％，是不是少了些?表三：文章内容和写作水平分析。好文章占39.3％，一般的占40％，标题不贴切的占9％，拖泥带水的占7％，不够发表水平的占5％。这说明提高的空间还比较大。最后，我说，办好刊物关键在编辑。编辑对业务要精而通；知识要专而博；目光要锐而阔；文笔要利而秀。

编辑部的同志对我这样的一次分析、评议，似乎有些意外，但态度是认真的。后来，栏目设置作了一些调整，版面设计不断改进，编辑水平、刊物质量也不断提高。

1993年3月21日，《档案工作》杂志社召开第四次联通工作会议，我就“业务性文章写作问题”做了发言。这之前，我认真阅读评析了1992年～12期《档案工作》上发表的32篇档案业务性文章，从质量和水平上分为好的、比较好的和不太好的三等。我的发言，首先讲述好文章好在哪里，不太好的文章差在哪里，然后谈了几点写作意见：一、把握全局，针对当前，写透一点；二、干什么写什么，研究什么写什么，写自己最熟悉的人和事；三、自然天成，力戒俗套、空话和自己都弄不清楚的概念。

我的这些意见都是从档案中翻出来的，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说的，而今时过境迁，《中国档案》有很大的提高和进步。封面、版式新颖，有吸引力；内容贴近办刊宗旨，知识、信息量大，指导性强。但我还是想用过去说过的话作为祝愿：办一个刊物容易，办好一个刊物难。希望通过我们的刊物倡导一种求真务实、按规律办事的精神，形成有中国档案期刊特色的独到风格，树立起耐读、可信、令人赞赏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