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信用缺失问题分析

摘要：市场经济要求构建健全的信用制度，大量研究表明，我国目前正面临着“信用危机”，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企业的信用缺失和政府的信用缺失。目前信用缺失的主要原因在于守信的净收益小于背信的净收益。对此，应该从加强法制建设、规范政府行为、加大惩处力度等方面进行治理，探索并建立与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守信激励机制。

关键词：信用；博弈论；企业；政府

中图分类号：F224．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2－0021－03

一、我国社会信用缺失的现状

信用是基于信任而形成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对未来经济利益的一种心理预期和要求[1]。市场经济最根本的要求就是健全的信用制度。信用的缺失必然导致虚假信息泛滥，欺诈行为盛行，经济关系扭曲，贪污腐化成风，道德水平下降，社会风气败坏。大量研究表明，目前我国正面临着一场“信用危机”。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企业的信用缺失和政府的信用缺失。

企业的信用缺失主要表现：食品药品在内的大量假冒伪劣产品流入市场，给消费者造成经济损失，甚至危害其身心健康；虚报利润，编制假账，偷税骗税甚至成了企业的经营“策略”；由于企业骗贷逃债、连环债、三角债，导致企业间交易成本增加、银行贷款难以回收，严重干扰金融秩序；各种大众媒体虚假广告层出不穷、产品信息可信度低、购物陷阱防不胜防。

政府的信用缺失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的信用缺失上，具体说来：有些地方政府朝令夕改，失信于民。仅以燃放烟花爆竹一事为例，北京、沈阳、西安等市政府均颁布过“禁燃令”，禁令始出，百姓拍手称快，可惜好景不长，“禁止”变成“限制”，地域限制又改为时间限制，有些地方禁令甚至干脆取消，并美其名曰“为拉动内需促进就业”；有些地方政府言而无信，出尔反尔，由于市政规划建设的需要，将某地区居民强行搬迁，市政府“郑重”承诺，或按面积给予现金补偿，或以补贴售房方式进行补偿，居民搬迁后补偿款却迟迟不到位，被迫租房的居民多次上访又被拒之门外；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支付工程建设费用向企业和个体工商业主开具大量“欠款凭证”、甚至给干部和教师的工资也开出部分欠条，长期不能兑现的“白条”便被用作货币进行流通，而其实际价值又频频“打折”[2]，严重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有些地方政府听不得逆耳忠言，人民代表大会上只听得赞同之声，真正触及敏感问题的提案却迟迟得不到答复，经常提出不同意见的人大代表竟在改选中“出局”；有些地方政府官员不重实效，专做表面文章，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同时，虚报瞒报统计数据，欺上骗下，中饱私囊；有些地方甚至广泛流传着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联是 “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数字出官，官出数字”[3]。

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因信用缺失、经济秩序混乱造成的无效成本，已占到我国GDP的10％～20％，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每年高达将近5 000亿人民币。张维迎等学者更是直言：中国目前最稀缺的资源就是信用。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社会怎么了？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信用缺失呢？博弈论为我们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如前所述，信用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能否实现则取决于经济主体是守信还是背信。而经济主体对于守信和背信的选择往往基于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分析：如果守信的收益大于成本，则选择守信；如果守信的收益小于成本，则放弃守信，即选择背信。也就是说，守信的净收益直接决定了经济主体的行为。然而，守信的净收益不仅取决于经济主体自身的决策行为，还取决于其他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这一结论使得我们有理由使用博弈论作为分析的基本工具。

二、信用缺失的博弈论分析

博弈论又称对策论，主要研究具有利益冲突的经济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决策行为及其均衡问题。每个参与博弈并承担后果的利益主体称为一个局中人。博弈的结果不仅取决于某个局中人的决策，而且依赖于其他局中人的决策。因为每个局中人都企图预测其他局中人的可能的决策行为，以确定自己的最优对策。博弈论通常假定每个局中人都是“理性人”，即假定其在经济活动中具有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收益的动机[4]。

（一）企业信用缺失的博弈论分析

1．一次性博弈中企业信用选择的分析

在一次性博弈中，每个企业作为博弈的局中人都只有一次决策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选择守信还是背信，取决于它对自身决策行为的成本―收益分析。下面以生产电池的企业为例进行博弈分析。

假定市场上除了南孚以外还有两家生产电池的企业，即企业A和企业B。企业A和企业B均有两种选择，一个是自己注册商标并生产电池，而后以较低价格出售（假定为10）；另一个是直接盗用南孚商标生产假冒伪劣的南孚电池，并以较高价格出售。假定企业注册商标的成本是2，盗用南孚商标的成本为0，出售假冒南孚电池的价格是12，这个价格低于真正南孚电池的售价15。

从表1支付矩阵中，我们不难看出：

（1）当两个企业均选择自己注册商标并生产电池时，其成本为2，而收益为其电池的售价10，于是净收益均为8。

（2）当两个企业均选择直接盗用南孚商标生产假南孚电池，则市场上只有南孚一个电池品牌，在一次博弈中消费者难辨真伪，因此，这时假南孚电池售价也可达到15，与真正的南孚电池相同，从而两企业的净收益均为15。

（3）当一个企业（假定为企业A）选择自己注册商标并生产电池而另一个企业（假定为企业B）选择盗用南孚商标生产假冒伪劣电池时，自己注册商标和生产电池的企业A的净收益为6，而盗用南孚商标的企业B的净收益为12。这是因为企业A此时面对着强大的竞争对手――南孚（尽管其中有假冒电池）必须降价以抢占市场，换句话说，企业A只有通过牺牲利润来换取市场占有率，因此，它的定价为8。而企业B之所以不把假南孚电池的价格定在15（与真正南孚电池相同），是因为它想从整个南孚（真假总和）的市场中占有更大的份额，不明就里的消费者很可能被较低价格吸引而购买假南孚电池。

面对以上三种情况，理性地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企业必然选择盗用南孚商标生产假南孚电池，以谋取高额利润，因为无论对手采取什么策略，盗用都是占优策略。于是，（盗用，盗用）就成了这个一次性博弈的纳什均衡。

通过以上分析，很容易得出结论：进行一次性博弈的企业必然选择盗用其他企业商标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以期获得最大收益。这与实际情况刚好吻合，现今市场（特别是各种批发市场）上出售的南孚电池七成以上都是假冒产品，而上当受骗的消费者也的确不在少数。当然，企业能够进行“盗用”决策的前提条件是盗用成本很低、被发现并处罚的概率很低、惩罚力度相对较轻。而在法制不健全、信用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这些条件很容易满足。

如果法制健全、信用体系完善，又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呢？由于法律的制约，南孚企业将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商标不被盗用（或被盗用后索取高额赔偿），同时，盗用行为被发现和处罚的概率很高、惩罚力度相对较大，则其他企业的盗用成本会增加（将盗用成本表示成被发现并处罚的概率和惩罚力度的函数），在假冒南孚电池售价仍维持12时，其成本上升至4，则净收益为8，与注册自己的商标并进行生产时的净收益相同。面对这种情形，理性的企业将不再愿意承担风险进行盗用，而是宁愿自己注册商标并进行生产，这样便有效抑制了盗用行为的发生。

2．重复博弈中企业信用选择的分析

在重复博弈中，企业作为博弈的局中人不再只有一次决策机会，而是会面临着多次的抉择。这时，是守信还是背信也不再单一地依靠法律的制约，而是可以通过博弈双方在下一回合的决策预期自觉进行自我约束，即博弈的一方如果在这一回合中选择背信，则必然在下一回合中遭到对方背信的报复。

重复博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限次的重复博弈，它将产生与一次性博弈同样的结果，即博弈双方均选择背信，因为双方都预期对方会在最后一回合中背信，因此提前一回合便选择背信，以此类推，在每一回合中，双方都会同时选择背信；重复博弈的另一种情况是无限次的重复博弈，由于没有人能够预期博弈何时结束，便不敢轻易背信，怕遭到对方报复性行动，从而博弈双方不知不觉地同时选择守信，将良好的经济秩序维持下去。正如重复博弈的无名氏定理说明，对于相同的个体进行无限次重复博弈，如果参与人具有足够的耐心，则互利的合作均衡可以作为子博弈精炼均衡出现。也就是说，只要交易具有长期性，且交易双方对未来收益的贴现足够高，则双方将从长远利益出发维持相互的合作。信用是在重复博弈中，当事人谋求长期利益最大化的手段。若博弈重复发生，则人们会更倾向于相互信任，从而自觉选择守信。

（二）政府信用缺失的博弈分析

如前所述，我国目前政府信用缺失的现象十分普遍。从含义上讲，政府信用是指政府实现其对公众承诺（包括法定的政府职责、政府自身制定的公共政策等）的诚意、能力及实现状况，它是现代民主和法制条件下责任政府的重要标志[2]。实际上，政府是由政府官员构成的，政府的行为需要政府官员具体实践。根据社会学理论，每个人的角色都是多重的，每个人每天都在不断进行着角色转换。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官员也是 “理性人”，也会以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只是这时的“利益”含义是多方面的，权、钱、色都可能成为其追求的目标。

政府官员是守信（遵规守纪）还是背信（）决定了政府信用能否实现，而政府官员的决策行为可以用博弈分析来说明，以政府官员守信抑或背信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例，其决策过程可用表2所示的博弈矩阵加以诠释。

（1）如果政府官员A和B都遵规守纪，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完成本职工作并领取应得的“俸禄”，则二人均可得到12单位的净收益；

（2）如果其中一人仍选择守信――遵规守纪，而另一人选择背信――，则守信一方将由于被剥夺了晋升机会等原因导致净收益下降至6单位，而背信一方的净收益却上升至15单位；

（3）如果政府官员A和B都，欺上骗下、行贿受贿、只捞政绩、不办实事，则二人付出的显性成本（行贿）和隐性成本（时间、精力、心理压力）都会相应增加，同时，相互竞争使得二人都宁愿付出比对方更多的成本。因此，可以认为二人得到的净收益都只有8单位。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对于博弈双方来讲无论对方如何抉择，背信永远是占优策略，因此，双方会不约而同地选择背信，从而（背信，背信）成了最终的“纳什均衡”，尽管这时双方的收益均低于同时选择守信时的收益[5]。

政府官员背信行为还有很多，均可用类似方法分析。政府官员个人的信用缺失导致了政府信用缺失，而政府行为几乎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最终使得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发生混乱。

三、我国信用缺失的治理对策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信用越发显示出在经济运行和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信用体系的完善迫在眉睫。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如果一种制度为了达到某种社会目标被设计出来却无法自我实施，那么就需要附加一种额外的实施机制，让背信者的外部性内部化，这样才能改变博弈双方的支付矩阵，从而改变其后果。因此，探索并建立与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守信激励机制十分重要。

1．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市场运行规则

制度作为博弈的规则是建立和维护信用体系的关键。如果制度安排使得当事人选择守信比选择背信能够获得更大净收益，则人们就会自觉抵制短期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社会信用体系便可逐步建立起来。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秩序的制定者，在制度建设方面，首要的是尽快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各种社会主体的行为有法可依。同时，监督部门严格依法对社会主体的行为进行监督，将各项法律法规落到实处，使社会主体自觉作出守信的选择。

2．对政府行为实施有效监督，从源头上杜绝信用缺失

各种社会主体的信用缺失形成原因不尽相同，但政府信用的缺失产生的后果是最为严重的，政府的背信会使利益受损的社会主体将自己的损失转嫁给其他人，从而形成信用缺失的恶性循环。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信用缺失的现状，必须从规范政府行为入手，而且要避免以往对政府监督的形式主义，而应把监督落到实处[6]，对政府的背信行为同样要依法惩处。

3．充分发挥经济手段的制约作用，加大对背信行为的惩罚力度

背信行为之所以会产生并逐步增加，其原因可以说是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使然。为了彻底消除这种倾向，排除社会主体选择背信时的侥幸心理，必须加大对背信行为的惩罚力度，特别是对企业的背信行为应大胆采用经济手段，用高额的经济处罚直接提高背信的显性成本，以迫使其作出守信的选择。

参考文献：

[1] 吴荻枫．完善我国信用制度的法经济学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6，（3）：232－234．

[2] 魏延明，张洁梅．政府信用缺失的经济学分析[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增刊）：12－17．

[3] 包宗顺．诚信失范的经济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02，（10）：26－28．

[4] 黎诣远，李明志．微观经济分析[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378－382．

[5] 何显明．转型期地方政府信用缺失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4）：90－96．

[6] 李新庚．我国当前的信用状况与发展对策[J]．湖南社会科学，2002，（5）：2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