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王朔:中国文化的双面变脸

人们消费着王朔，幻想自己是王小波

冷眼客

王朔评论过很多人，但没有评论过王小波。有一次记者非要他说两句，他说：“他都红成那样了……”还是没有评论。

但许多评论家都把他们捆绑在一起评论，进行类比或者对比，这也许是对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地位的一种肯定。但对他们的联合评论，经常得出一个最后的结论：他们看着有些一样，但实际上完全不同。常常在报刊上撰写文学评论的刘淼，在上世纪90年代第一次读到王小波的作品，看到其中的反讽与黑色幽默时，他还以为是王朔的手笔，但读完后，他陆续地给这两个人下了一个定义：他们一个是作家，一个是知识分子。

北大中文系教授、评论家戴锦华说“王小波与王朔有天壤之别。王小波的作品是先创造而后流行的；而王朔的绝大多数作品则是为流行而制造的。因此王朔、或王朔一族必然地成为大众传媒的宠儿，并事实上成了上世纪90年代大众传媒的主流制造者之一；而王小波则是在偶然与误读中被纳入了传媒文化人网络，为传媒所钟爱。”

在上世纪80年代的风云作家中，王朔几乎是唯一的继续存活到上世纪90年代，并在90年代继续大放光彩的人，在商业化、娱乐化得到大力提倡的年代，王朔的作品尤其适合这个时代，他在80年代就写出了90年代需要的东西。当然对他的批评在上世纪90年代也日渐强劲，学者朱学勤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不遗余力地攻击了王朔，说他把痞子文化带给了中国大众，为这场文化批评引发了文学的大争论，保王与讨王成为上世纪90年代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

而对王小波的批判，在他死后若干年，一直停在很浅的范围，他获得了惊人一致的叫好，以及哀婉的叹息。每个人都说，他的思想是深邃、自由的。

但王小波以及他的门徒，从来没有获得王朔以及他的模仿者那样大的传播力，戴锦华将王小波的特征归结于他的原创性与非大众性，这种特质显然阻碍了他伴随着时代一起顽强地生长。

对王小波的叫好停留在传统的严肃纸媒和书籍上，而王朔们攻克的是电视、电影，还有娱乐新闻。王朔从来不寄希望于人们崇拜和模仿他，但实际上，由于暗合这个时代的某种气质，他的文化发生了“传染”，并潜移默化地从一个“贫”字衍生出了痞子文化、无厘头文化，直到21世纪的哄客文化、骂客文化。20世纪90年代不是属于王小波的，它属于王朔。

骨子里我们都希望有王小波的气质，或者说是拥有那些美好的字眼，比如自由地思想之类的。于是人们匆匆忙忙地搬回了王小波的作品，准备着当作一瓶珍贵的酒来品尝，而在平日的生活里，我们豪饮了一杯又一杯的王朔主义，而最要不得的是，我们还虚假地做出鄙视的样子。有什么东西干扰了我们的思想往深处去，它没法往深处去，于是只好浮在繁华中，在反讽与否定一切中，寻找和王小波一样的未来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