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综合改造是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强力推手

【摘要】2007年10月至今，作者全面负责了西安市小东门外星火村城中村（棚户区）综合改造项目的规划、拆迁、建设、安置、管理等工作，对西安市在推进城市化和国际化进程中，把城中村改造当作一场新的革命进行了扎实的实践和认真的思考，颇有几分认识。因此及时总结城中村改造的经验和教训，对进一步搞好旧城改造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城中村改造地域文化国际化

城中村改造是我国特定国情下一种城市更新活动,城中村改造是在我国城市化迅速推进、城市土地价值急速提升条件下提出与实施的,城中村改造的对象是广大老百姓拥有的平房,有些地方还要面对经过规划批准但已与时代不适应的旧式楼房或超期服役房。近年，许多城市在进行城中村改造的过程中积累摸索出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经验，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和谐社会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一、文化生存方式对城中村的改造分析

社会结构的变动会导致处于劣势地位的少数人群体的产生，当这个群体的存在不再是暂时，而是较长期的现象时，我们就得考虑其中的文化因素的影响。城中村便是包纳这个群体的载体，于是这些农民的文化和生存方式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城中村属于典型的、特定类型的非农化再组织村庄。它具有城市与乡村二元混合的特点，是一个“混合社区”。城中村的生活方式从表面来看尽管已经完全城市化了，但与完整意义上的城市相比尚有体制上的差异，一是土地制度的差异:城市的土地产权归国家，而城中村的土地归村落集体所有;二是社会管理制度的差异:城市社区由作为基层政府派出机构的“街道办事处”管理，费用由政府财政承担;而村落社区则由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管理，费用由村集体承担;三是户籍问题:城中村的村民虽然因为耕地的征用而几乎全部转为城市户籍，但他们仍然保留着“村籍”，同时也是强大的村集体经济的股东。因此看来，城中村农民有一套自身的文化和生存运行逻辑网。纵览城中村农民，他们是一群兼有特殊身份的被社会遗忘的群体，一个内心发生裂变的群体。处于城市与乡村夹缝中的这一群体在经受着扑面而来的城市强势文化的洗礼后，表层开始越来越非农化。一旦撕裂开他们的内心深处，却发现农民身份的强烈认同感使得他们一直秉承着农村文化的血脉，并试图延续农民固有的生活逻辑，在他们身上浓厚的农村文化气息还没有完全消失。是特殊的城市群体或特殊的农民群体。传统观念、宗族关系的维系作用在他们不可忽略不计，逢年过节、红白喜事、小孩满月等风俗也延续至今。但就经济收入来说却已明显地“去农村化”，招租的租金收入是他们经济来源的主要模式。理性思考后，更合理的解释便浮现在研究者面前，他们是游弋在城市文化边缘的一个特殊城市群体。这个群体既有“前一体化”的小农经济模式，又有传统的农民意识，还有变迁社会中的新身份认同。在外人看来，他们在收获城市发展带来的超额利益，但在他们眼里更是在承受着拆迁带来的所谓的不公。

二、经济因素对城中村的改造

社会改革开放路径走到今天,经济理性已经相当强势,甚至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有人指出,市场经济也将城市转化成了“机器内部成长和生产式的成长机器”,变成将政策形成和履行都向经济利益群体倾斜和转变的日趋成熟的成长机器,并同时认为,这种“成长机器”的内部结构和运作,远比发达国家要复杂得多,因在成熟资本主义社会里,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的建立及鉴别是很清楚的。而我国在许多领域仍然相当模糊的公私界限中,市场经济更是给这个经济机器的生长及复杂化创造了更多机会和条件。毫无疑问,城中村改造亦难逃离这一生长中的“经济机器”制约的宿命。

从直接经济原因来看,城中村改造之所以能在近年大规模地改起来,主要取决于城中村现区位及土地价值与其潜在市场价值之间有着比较大的差异度。即如果差异度大,所具潜在市场价值往往会形成巨大的改造压力与动力,并一定条件下成为改造的实际行动。具体而言,一方面,我国城市化上升期,随城市扩张,各种资源要素的聚集与配套日趋健全,城中村区位及土地价值同样获得快速的提升;但是,另一方面,社区建设发展的空间格局一旦定型下来,至少在很长的时期内,其物业及空间结构都具有了很强刚性效应,难以及时地改变与调整,并且,已建房屋及相关物业设施,都会因折旧而逐渐趋向老化,实际使用价值是呈下降趋势的。旧有的物业及空间结构之刚性效应随时间变迁而转化为滞后效应,即使社区起初的结构及功能是属于当时条件下的最佳选择,但随时间及其各种条件的变化,会陆续出现新的更为有效的功能及空间利用方式,此时的物业,实际利用价值与其潜在市场价值之间,就产生越来越大的落差。在当落差积累到相当的程度时,为求得市场价值最大化,社区内房屋设施及其空间结构的更新调整,就成为适应新条件的一种理性化选择。

三、政府因素对城中村的改造

政府为了提升政绩与提供公共服务,都有追求经济增长和财税收益极大化的倾向。在政府重经济的发展路径中,城中村改造的政府因素至关重要。特别是,我国现有制度所决定,城市土地属国家所有,但在抽象国家所有名义下,实际却是地方政府所有。地方政府为获得土地及经济效益最大化,政策上多会向纳税能力强者倾斜,甚至与房地产商达成默契,几乎成为城市政府的本能行为。这样的城市更新中,政府往往有意无意地做出一些让步,让位给那些经济回报比较高的商业性或住宅性物业建设,致使许多城区产生过度商业化与物业高端化现象。

当政府以经济增长为本的政绩目标激励与导向下,要政府作巨额经济投入,以换取城中村居民的合作,就几乎是没有多少可能的事,因城中村改造项目大多不能直接带来经济效益快速提升。换言之,当政府以经济发展为本的社会情境下,城中村改造只是政府经济增长与资本积累的工具,只有当改造能实现经济效益与强化资本积累时,才可能成为实际行动。

政府虽然是城中村改造的至大推手,没有实质性经济投入, 反而有借改造之机谋求经济增长之思虑。因此, 摆在政府跟前的“矛盾”就出来了,一方面,政府急于要改变城中村的面容面貌,以及与此相关并为社会所诟病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如市政府主要领导所言的与“现代城市很不协调”的“丑陋”空间形态,另一方面,政府又迫切地需要把有限资源投入到更能产生经济效益领域。。

城中村改造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长远的规划，要按部就班的进行，急于求成、贪大求全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对改造政策的曲解，只有结合本地实际情况，量力而行，适可而止，才能把这项工作最终落实到实处。

四、结论

城市更新改造的不同取向,对城市空间形态及其社会结构都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城中村的综合改造,核心是解决城中村改造中经济平衡的问题。我国现有制度与体制背景所决定,政府与社区均处于异常强势位置,而作为改造主体的城中村自身则被挤压到了边缘性的,在三者关系中反而扮演“配合”性角色。特别是我国不规范市场机制作用下,拥有强大能量的房地产开发商,往往与同样强势政府部门联合,借城中村改造之名,谋取丰厚经济利益,让本综合性很强的城中村改造成为谋利工具,最终损害到城中村居民,尤其是作为城中村居住主体的外来流动人口利益。

城市和区域发展的空间和结构功能关系,以及各种不确定因素,通常都需要时间的酝酿才能展现出来,只有在逐步改造中,才能更有效地审视阶段性效果,进行更具弹性的选择,避免盲目性和一次性建设带来的刚性约束,提升改造的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城市要推进城市化和国际化必然要大拆大建,只有综合改造好城中村，城市的主体才能慢慢的走向国际化大都市的行列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