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技术采用的研究综述

【摘要】(一)关于农民的假设:三种观点 对农民的假设,学术界存在三种观点,分别为非理性观点、理性观点和有限理性观点。这些假设构成了农民技术采用研究的前提。持有非理性观点的学者(A•...

内容提要:本文对国内外农业技术采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梳理,从发展脉络、内容体系等方面进行了对比和评述,发现国外农业技术采用研究从20世纪初诞生以来,在经历了多学科分散研究、研究体系趋同和领域拓展,研究者反思与自我批评之后,逐渐形成了完善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呈现出研究视角转向的趋势。国内研究虽然起步稍晚,并且经历了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一直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并且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国外相比,在研究视角、内容和方法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突破。

关键词:农业技术;综述;技术采用;农户行为

中图分类号:F32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1-0080-06

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是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推动农业产业发展的基础,而技术的供需吻合则是实现技术转化的必要条件。但是,长期以来,研究者普遍持有“技术应该由专家研究出来,并由推广机构不加改变的转移给农民,农民只能被动接受”的观点,所以将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自上而下的技术供给领域,而忽视了对技术需求的研究。事实证明,由于对农户技术需求以及采用行为和过程缺乏解,很多技术创新在推广之后,不能适应农民的实际生产需要,导致被放弃或者束之高阁。为此,学者们开始反思传统的线性研究思路,并迅速提高了对以需求为中心的技术采用的关注,希望通过自下而上的研究,切实满足农民对技术的需要,提高农业创新的转化能力。对国内外农业技术采用的相关研究进行必要的梳理和总结,是实现深化理论和方法的前提与基础。

一、国外农业技术采用研究

(一)关于农民的假设:三种观点

对农民的假设,学术界存在三种观点,分别为非理性观点、理性观点和有限理性观点。这些假设构成了农民技术采用研究的前提。持有非理性观点的学者(A•恰亚诺夫、斯科特、刘易斯)认为农民的决策行为不是基于理性,而是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家庭消费、风险、道德标准等,这往往会导致农民即使在劳动力的边际报酬低于市场工资时,仍会继续在其经营的项目上投入劳动力,并导致 “隐形失业”现象的存在 [1]。理性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他的“理性小农”理论认为传统农业中的农民并不愚昧,对待市场信号会做出积极而迅速的反应,对任何可能获利的机会都会精打细算,农民与企业主一样都是最大利润的追求者,所以应该从纯经济角度考虑农民的决策行为[2]。针对上述两种相悖的理论,也有学者提出了折中的“有限理性”观点。黄宗智(1985)就指出中国的农民长期以来都是理性和非理的混合体[3]。农民在经营规模较小时表现出“消费均衡”的偏好,经营规模较大时则成为最高利润的追求者。而中国的农民在受到“家庭劳动结构”②的限制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形成以家庭为主导的生产结构,介于两种偏好之间,所以他们的理性是有限的。弗兰克•艾利斯则将农民的有限理性归结于农民自身的属性和所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只有当市场运行的大部分条件――信息、投入、产出和消费品的多样化得到满足,农民才会表现出理性的一面,否则就是非理者[4]。从现有研究来看,“理性小农”理论是运用最为广泛的观点,特别是在计量分析中多数以此作为构建模型的基础,而针对于农民的非理和有限理,则主要是通过引入各种约束条件来进行解释。

(二)农业技术采用的研究脉络

农业技术采用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初期,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后,逐渐从一个边缘和分散的研究领域发展成为具有完善理论和方法的独立系统,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梳理,可以将这一研究进程分为四个阶段:

1.20世纪前半期:多学科分散研究

20世纪前半期,是农业技术采用研究的开端,所涉及的学科众多,而且各自都有独特的研究方法,但是多数成果是作为农业技术扩散研究的一部分而存在的。

最早的研究开始于人类学领域,主要以技术采用过程中的社会文化差异分析为主,包括威斯勒(1923)对西班牙开拓者向美国印第安部落引进马以及印第安人向欧洲殖民者传播玉米种植的研究。人类学最大的贡献是关于技术采用行为的参与式研究方法,即通过与被调查者共同生活、分享经历来获得研究的依据,这构筑了农户行为调查方法的基础。在人类学之后,农业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等更多学科都在农业技术采用领域开展了研究。其中农业社会学家瑞安和罗格斯 (1943)对衣阿华州杂交玉米的扩散研究是这一阶段的里程碑,他们的研究涉及技术采用者分类、农民决策过程,信息来源和渠道,以及人际网络对农户行为的作用等众多方面,是当时关于农业技术采用研究最全面和系统的论述。他们对杂交玉米研究进行的一次性调查访问法成为一种典型的模式,直到今天仍然使用。早期的经济学研究一般会追踪一项农业技术在某一区域内的采用轨迹。比如,格里列希斯(1957)考察了不同信息传递机制下农业技术采用率的时间规律,并提出了著名的传染模型,成为解释技术扩散S-曲线的主要方法。这一规律后由曼斯费尔德(1961)、斯通曼(1981)等人发展而趋于成熟,并在阿根廷杂交玉米、马来西亚高产水稻品种及乌拉圭新草品种的研究中得到印证。地理学传统的独特性在于它强调空间是影响农业技术采用的主要因素。哈格斯特朗(1952)是这一领域的先驱。他通过对无线电接收器在瑞典南部乡村的扩散研究,提出了著名“四阶段”模型,揭示了技术采用的空间变化规律。在创新扩散过程的开始阶段,采纳率在创新中心和远离中心的区域形成强烈的反差;随后在创新的扩散阶段,随着新的次中心的建立,形成更加强烈的极化效应;在扩散的缓和阶段,距离因素所带来的技术采用速度差异逐渐趋同;到最终的饱和阶段,技术的采纳趋于缓慢并逐渐地向当前条件存在的最大扩散范围逼近。哈格斯特朗把“极化效应、中心效应以及邻近效应”作为形成技术采用率空间分布规律的内在机制。

2.20世纪60年代:研究体系趋同和领域拓展

20世纪60年代以后,农业技术采用研究得到快速发展,学科间的界限逐渐消失,统一的研究范式也趋于形成。这一阶段研究者不但提出了许多新的观念和思想,并对已有研究进行了深化和细化。比如创新精神和观念领导者概念的提出(保罗.J道彻尔曼,1962;约翰尼斯范.埃斯1964)以及对不同系统间,不同技术采用速度差异的分析等(约瑟夫.基林,1966)。更为重要的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发达国家对农业技术采用研究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并把经济不发达农区作为研究的重点。欧美国家的研究机构和农业推广组织开始把大量的成果向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国家推广。比如,在美国国际发展机构和其他私人基金的资助下,美国的公立大学建立了海外校园。在那里,美国教学人员教书,进行农业研究,并向农业技术推广组织提供建议 [5]。

在发达国家将研究目光转向发展中国家的同时,发展中国家本土对于农业技术采用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成果大约占总数的30%。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比较研究方面获得了显著成绩。比如孟加拉的赛德.A.拉黑姆,哥伦比亚的保罗.J.道彻尔曼(1962)证实了在设施环境和文化环境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第三世界国家农民在技术采用方面与美欧国家具有的大致相同模式。

3.20世纪70年代:研究者的自我批评与反思

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学者们开始以批判的眼光评价自己的研究,探讨和反思已有研究存在的缺陷,并试图从根本上对农业技术采用领域进行革新。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就是对研究视角的反思,大多数研究者都承认长期以来忽视对技术需求者行为的关注,这种视角的偏差在研究过程中导致了很多的问题。唐斯和摩尔(1976)指出了过度偏见的存在,即认为所有的创新都应该被采用,而且传播的越快越好。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采用者认知过程的复杂性,并非所有的创新都具有适用性和吸引力,很多被拒绝或被终止的技术也应该受到重视。卡普兰和纳尔逊(1973)提出了个体职责问题,就是在传统研究中过多地倾向于由个体对问题负责,而不是由个体构成的系统对问题负责,这导致了农民成为技术采用失败的众矢之的。对于忽视技术采用的预期后果和非预期后果的研究也受到了质疑,这包括采用一项创新所能够带来的社会利益分配问题,如阶层平等性问题、妇女问题、贫困影响问题等。同时随着环境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争论,使用杀虫剂和其他农用化学制品导致的环境污染对农民和消费者健康的影响等与生态保护有关的技术采用研究也受到广泛的关注 [5][6]。

4.20世纪80年代以后:不断开拓新的研究方向

20世纪80年代之后,农业技术采用研究在自我批判和反省之下不断开拓新领域,在方法和理论上也突破了传统的樊篱。

(1)农户主体理论得到普遍认可。20世纪80年代中期小农发展与技术创新学派诞生,并迅速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理论体系之一。该理论提出从认识上、方法上以及途径上发展以贫困小农为中心的农业技术创新思想,建立外部人员和农民的互动关系。通过营造合作式的学习氛围,充分发挥农民的创造性,培育农民的试验能力和技术管理能力。(Chambers et al.,1991;Haverkort,1991)[7]。与此同时,农民评估与农民试验的方法受到提倡;“农事系统研究方法(FSR)”、“农民参与式技术开发(FPTD)”、“农民参与式研究(FPR)”等更加前沿的领域也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

(2)农业环境保护技术采用研究受到重视。由于环境技术具有较强的公共属性,学者们对传统的技术采用研究方法能否被运用在环境技术分析中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并从公共产品理论、社会心理特征和经济自愿性等方面进行论证。比如:Vanclay and Lawrence (1994)指出环境技术的公益性、高成本和外部性与农民的经济理性相悖,只有通过改变影响采用行为动机的传统观念,才能真正提高农业公益性技术的认可度

[8]。

(3)农业技术采用可持续性问题的提出。实现投入产出最优化的同时降低对资源的消耗,是农业可持续技术的目标。Dale Mackrell(2009)认为,通过适当的资源整合和科学管理,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转变为可持续发展农业[9]。但是,由于劳动机会、生产净收益、附带成本和技术风险等因素的影响,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对于仅注重于短期自给自足的小农来说并不是最优选择(Eswaran et al,1993;Olaizola, 2008)[10][11]。因此如何改变农民偏好、提高可持续性技术的适用性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4)农业技术采用研究的新方法不断涌现。为了摆脱农业技术采用研究局限于特征分析、比率分析和影响因素分析的传统范畴,很多学者都在积极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并将目光慢慢转向动态分析、不确定性分析、博弈分析等研究领域。比如Leggesse David (2004)利用期限分析方法研究了随时间改变的变量和随时间不变变量对埃塞俄比亚农民技术采用率的规律[12]。Carey(2002)利用随机动态模型,考虑了未来干旱程度的随机性和经济激励因素的不确定性对于节水灌溉技术采用的影响,发现只有当预期的交易收益大于交易成本,农户才有采用技术的积极性[13]。

(5)新型技术推广模式的研究越来越多。针对传统农技推广部门被盈利性公司或以项目为依托的推广组织所取代的现状。学者们在研究传统模式的弊端之余,指出必须开拓新型的技术推广模式(Guerin and Guerin,1994)[14]。因此,在以农户需求为中心的理论指导下,对于以信息反馈、农户参与、组织采用等“环形”推广模式的实践和研究越来越多。比如:Miller(2008)探索了以大学为依托的技术推广模式的适用性[15]; Marshall(2009)则考察了基层社区组织项目(NRM)的技术采用效果[16]。

二、国内农业技术采用研究

(一)国内农业技术采用研究演进

我国农业技术采用研究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和政策背景的演化,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

改革开放以前(1949―1978),我国广大的农民经历了由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小农生产方式向以生产队为单元的集体生产方式的转变。农业技术的采用也由个人行为变成了集体行为。由于制度上截断了农民通过发展农业生产而获得更多收益的可能,因此他们对于技术的需要完全依附于国家的供给,积极性较低。但是集体体制在获取信息、投入、信贷等方面具有规模效应,从客观上又有助于提高农业技术采用的效率

[17]。从研究领域来看,当时国家的科技目标是提高粮食的单产和总产,因此研究人员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农业技术创新和引进前苏联等国外的经验之上,成果相当显著,而关于农业技术采用的研究主要以集体制度下的地方性农业试验介绍和劳模经验总结为主。后来由于“”的影响,我国的科研体系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科学活动被泛政治化 [18],但是在农业生产的现实需求和以粮为纲的政策推动下,对于良种研发和推广的步伐并没有停止,比如小麦品种碧蚂系列、小偃6号都是当时的成果,其中碧蚂1号推广9千余万亩,创我国小麦品种种植面积最大纪录。由于很多科研人员插队落户在农村,他们积极扶植群众科技试验活动,运用示范、宣传媒介等方式进行了新品种引进和新耕作方法的推广。农业技术采用研究的内容也随之集中在“学大寨”、“样板田”等以群众性试验为中心的基层技术示范和采用之中,农业技术优选法就是当时提出的 [19][20]。

20世纪80年代,农村集体经济解体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广泛推行,使农民再次以独立经营者的身份出现,个体的技术需求首次通过市场行为体现出来,需求的种类也随之不断地多样化。与之相对应的是农业技术供给体系则形成了以恢复五级农技推广组织体制③和农业技术市场化改革并行的局面,以此来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的技术满足。这一阶段关于农业技术采用的研究数量增长较快,宏观视角的成果居多,比如农业技术选择的地区适用性研究,农业生产技术区划的国际比较(美国、日本、匈牙利等)、农业技术运用的经济后果和贡献率研究等 [21]。而从微观视角出发的农户行为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农户生产、投资和消费领域,技术采用行为方面却少有涉及。

20世纪90年代,伴随市场经济的成熟,农民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简单的生产者变为融生产者、经营者、管理者为一体的经济决策主体;同时,农户对技术需求的多样化和多层次性特点也逐步加强。但与此同时,以行政驱动为主的技术推广体系所固有的高交易成本和低反应速率弊端日益显现,技术供给主体与农户之间出现“脱节”的现象,这最终导致了我国农业技术的有效供给和需求不足的双重矛盾

[22]。在这种背景下,以需求为中心的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研究开始受到学界的重视。相关研究的内容大体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户技术采用特征的研究,即从需求角度分析农户技术采用过程所呈现的特点,包括行为和心理特征两个方面。比如查世煜(1994)将农户技术采用的行为特点归纳为创新型、求稳型、从众型和守旧型四种类型[23]。杨大春(1990) 将阻碍农户接受新技术的原因归结为经验型排他心理、短视型实惠心理、谨慎型从众心理、盲目型过急心理和迟钝型麻木心理[24]。二是农户技术采用动机和诱因的研究,该领域可以分为效用分析和风险分析两类,前者认为农户采用新技术的决策取决于采用行为带来的效用大小,当采用新技术的预期收益大于新技术的边际风险或者当农户对新技术的预期净收益大于现有技术的净收益时农户就会采用新技术 [25]。后者认为在受到信息约束的条件下,农户在风险和利润之间进行谨慎权衡的结果往往是收入稳定,因此风险最小化是农户选择技术的动机[26]。针对农户技术采用诱因的分析,研究者主要是在不同约束条件下,探讨速水―拉坦假说④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比如林毅夫(1991)证明了只要技术投入市场是有效的,速水―拉坦假说同样适用于一个不存在初级要素市场的经济系统。三是农户技术需求意愿的研究。研究者主要通过农户技术需求的排序,来明确技术创新的目标和推广的合理方式。比如,凌远云(1997)验证了农户技术需求的地域性偏好 [22]。黄季(1999)对技术供给主体(政府、科研人员、推广人员)与农户对于技术的需求认知进行了比较 [27]。四是农户技术采用影响因素的研究。从宏观层面可以分为驱动因素和阻碍因素两种力量[28]。从微观层面则可以分为农户特征因素、经济因素和环境因素三个方面。农户特征因素包括农户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耕地禀赋、劳动力资源等。农户的经济因素包括家庭收入水平、经营规模和结构、兼业情况等。环境因素则主要指制度、信息、区位等外生因素。该研究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实地调研,构建二元选择模型来分析各种因素对农户决策的影响方向和程度。

2000年至今是农民生计改善最快的阶段,也是农民对技术需求最高的阶段,这不仅体现为对实现经济收益技术需求的空前提高,还表现为对关乎农村生产、生活的公益性技术和新型技术供给模式要求的提高。与此对应,国家的农业科技政策目标也将单一追求粮食安全的政策内容转变为促进多元化生产、缓解贫困和保护环境等内容,并提出建立多元化农业科技推体系的目标(农业科技发展纲要2001一2010年)。这一阶段对于农业技术采用的研究在前期成果的基础上不断的深化。比如:将机会成本、采纳风险、预期和信息等因素引入到农户技术采用模型之中 [29][30]。通过对农户技术支付意愿的研究,讨论市场规律化解技术供需矛盾的可行性 [31]。对技术主体间利益关联所产生的相互影响进行分析 [32]。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前沿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尝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比如,何德华(2009)在电子商务接受模型的基础上,对我国农民接受移动信息服务的行为进行了研究 [33]。张岳君(2006)对技术采用行为的不确定性约束和流动性约束进行了理论探讨,提出建立农业技术保险的设想[34]。王绪龙(2008)和邢美华(2009)研究了我国可持续农业技术推广和采用所存在的问题 [35][36]。李伊梅(2007)对农村社会网络与农户技术采用关系进行了分析 [37]。曹建民(2005)设计了一个针对水稻氮肥适地管理(简称SSNM)技术的农民参与式试验,并对农户的“技术互动”意愿进行了研究 [38]。

(二)国内农业技术采用研究方法

1.定性研究方法

定性方法可以分为两个大类,一类以心理学方法和案例分析法为主,研究者通过选择典型地区,与被研究主体进行实地访谈和参与式的生活,了解农民对某种新技术的看法,并由此总结归纳出内在的心理和行为规律。例如:李伊梅 (2007)运用发展研究方法,选择湖南省高水村的30个农户进行了社区网络中技术采用行为的案例研究[37]。另一类是通过构建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农户技术选择模型,从理论上对影响农户采用行为的因素做出定性结论的方法 [39]。比如,黄季(1994)在生产函数中加入技术决策转换变量构造了一个受技术采用预期影响的投入产出模型 [27]。也有学者将此模型进行改进,比如引入信息变量、风险变量、机会成本、政策变量等,来分析在特定约束条件下农户的技术采用过程 [26][40]。此类模型不考虑时序因素,属于静态模型的范畴。但是技术的采用和扩散往往是动态过程,所以还需要对模型进动态化转换,普遍的做法是在函数中引入经验变量,假设由自己或观察他人所积累的经验能够提高生产函数的产出水平并改变价格的预期水平,由上一期的决策影响下一期的决策,形成技术采用的周期波动。林毅夫构建的技术采用有价证券模型就是一个动态模型[17]。对于多主体技术采用决策分析,现有研究主要运用博弈的方法。方伟(2005)在探讨农户技术跟风行为时,运用贝特兰德函数解释技术后采用者的成本收益,并通过古诺双寡头垄断模型分析不同主体间的决策均衡[41]。韩青(2005)则运用“囚徒困境”理论分析了激励机制在农户节水灌溉技术选择中所起的作用[42]。2.定量研究方法

定量研究的方法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方法是利用年鉴数据对技术采用的时间和空间规律进行分析的方法,主要包括技术采用率和技术效率的研究。技术采用率是指某项技术在一定区域内的采用比例,它可以反映农户对待技术的态度和采用技术的过程规律。比如,王崇桃(2006)以县域数据为基础建立回归模型,证明了我国地膜玉米技术的采用率呈“S”型曲线分布的规律,并测算了采用率的峰值和时间跨度[43]。技术效率分析是指从投入产出角度衡量生产单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运用技术达到最大产出的能力。技术效率分析可以分为参数法和非参数法两种。参数法通过估计前沿生产函数中的未知参数,求解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比如,曹慧(2006)和李谷成(2007)分别运用该方法对江西省和湖北省农户家庭生产的技术效率进行了测算。非参数法是参数法的一种改进模型,最典型的是包络分析法,该方法所给出的前沿生产函数具有投入和产出结构的最佳性[44][45]。涂俊(2006)采用DEA-Tobit两步法对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农业创新系统效率进行了比较,分析了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46]。

微观方法是利用调研数据,建立模型找出影响农户技术采用的因素及影响强度的一类方法。运用最广泛的是二元选择模型,即probit、logit模型以及tobit模型,这类方法可以有效地分析影响技术采用与否以及采用比例的因素。但也有学者尝试采用其他的方法研究农户的行为,如邢美华(2009)用多元选择模型中的排序选择模型对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来判断特征因素对技术采用的影响[36],何德华(2009)运用心理学方法――Davis技术接受模型(TAM)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农户技术需求的心理感知特征[33],方兰(2006)采用GAMS方法建立了一个空间水资源模型,通过对模型的优化寻求项目区最优的水资源配置、管理和个体农户对灌溉技术的选择[47]。

三、国内外研究的比较和结论

纵观国内外农业技术采用的研究,可以看出,国外的研究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后,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在方法和理论上都已趋于成熟。从研究的趋势来看大体呈现如下特征,即从宏观研究向微观研究转向;从静态研究向动态研究转向;从传统技术研究向可持续技术研究转向;从过程研究向结果研究转向;从个体研究向组织和系统研究转向。这些转变体现了在信息化、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研究者对于农业技术采用领域新的共识,也是农户技术需求的新反馈,为未来农业技术创新、推广、采用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我国关于农业技术采用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虽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在许多方面还落后于国际同行。从研究视角上看,国内研究多数仍停留在对个体农民行为的静态分析上,针对不同主体间的互动行为,以及农户在组织和集体中技术采用行为的研究比较鲜见;更缺乏对农民进行长期的跟踪研究和连续时间演变视角下的行为研究。从研究内容上来看,国内的研究过于集中在个别方面,如农民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重复率较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对国外理论和方法的推介较多,原创性的研究较少;特别是具有实用性、操作性的研究成果还比较缺乏。从研究的方法上来看,国内的学者多数还停留在利用简单的统计方法、线性方法、Logit和Probit模型上, 而国外的研究已经开始运用期限分析、SPM模型、实物期权投资模型、博弈模型等更为复杂的分析方法。对于调查对象和方法的选择,国外学者偏向于通过案例和试验的模式来考察一项技术从推广设计到采用行为,再到技术影响后果的整个过程研究;而国内的方法还主要以一次性调研所形成的事后分析为主,案例式的过程研究才刚刚起步。

综上所述,农业技术采用研究从20世纪初诞生以来,在经历了多学科分散研究、体系趋同、领域拓展,研究者反思与自我批评之后逐渐形成了完善的体系。并在近十几年内出现了研究转向的趋势。相对国外而言,国内研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快。在农村集体经济时代,温饱是头等大事,因此良种的试验和引进是放在第一位的,而关于技术采用的研究则是以生产队为基本单位,以集体经验和群众性农业试验研究为重点。改革开放以后,农民成为独立的决策主体,对技术需求出现多层次,多样化的特点,而关于农户个人技术采用行为的研究也逐步受到重视。研究者在借鉴国外经验,结合具体国情的基础上,进行了诸多领域的探索,在农户特征、动机、意愿以及行为影响因素等方面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就目前而言,国内研究与国际水平间在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些差距还有待在进一步的研究探索中缩小。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业科技园区技术创新的空间扩散及其地理模式研究”资助项目(40871068)。

注 释:

① 罗杰斯将这一过程命名为“创新―决策”过程,是指生产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各种知识和信息对生产中可供应用的所有技术作出的选择和决定的过程,包括认知阶段、说服阶段、决策阶段、实施阶段和确认阶段。现有文献较多用“adoption”一词,翻译为技术采用。

②黄宗智认为在土地资源稀缺的条件下,中国农村的人口增长和分家制度使大规模农场难以形成。

③五级农技推广组织体制是指以乡镇农技站为纽带的国家、省、地、县、乡五级农技推广组织体制。

④速水、拉坦假设认为农户所拥有或可获得要素的稀缺程度是其选择和采用新技术的动力。比如:在劳动稀缺、土地充裕的经济中,农民寻求的是能够在节约劳动力的新技术;在劳动充裕、土地稀缺的经济中,农民试图通过采用新技术以提高土地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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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满明俊 (1983―), 男,辽宁大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人文地理 。

李同(1960―),男,陕西岐山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城乡关系与城乡一体化发展、技术创新的空间扩散与区域发展、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及其优化调控。

[收稿日期]2009-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