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本科教育中的“教学资本主义”述评

摘 要：“教学资本主义”由美国学者斯洛特等人提出，是指美国本科教育中以市场规则和价值为指挥棒的情况下出现的本科教育边缘化、商品化、职业化和由此带来的大学权力结构的重组和教师地位的弱化。“教学资本主义”是美国大学教育过度市场化的负面表现，对大学的优良传统带来一定的冲击，对中国大学的发展有一定的警示和借鉴的作用。

关键词：教学资本主义；边缘化；商品化；职业化；去专业化

中图分类号：G649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3）05-0087-06

“学术资本主义”又被称作大学的“商业化”、“商品化”或大学的“创业”， 是目前西方大学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因此，它是高等教育学者日益关注的话题。

狭义上的“学术资本主义”是指一种现象或行为，包括大学、大学里的集体或个人的“市场或类似市场的行为”[1]6，即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大学本身作为行为者参与市场的形式多种多样，如美国学者斯洛特（SSlaughter） 和莱斯利（LLLesile）总结的那样[2]13：

大学投资公司，持有股份；大学以资金支持实验室里的研究走向市场，成为商业产品（专利）的开发者和所有人；大学以合伙人的身份将员工的活动、知识和产品卖给私人企业，与之签订商业合同； 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大学已远不是往昔的“象牙塔”， 其在私有化和商业化中的作用已远远超出国家实验室以外的任何其他公共组织。

而大学里的集体或个人“或为自己，或为学校赚钱”的现象也很多见，在理工科主要表现为与企业合作，包括“科研成果转化，开公司，拿专利，开办研究园，提供咨询”等等[3]。而在人文和社会科学则主要表现为教师参与校内外的各种“自由职业”，如办培训班、兼课、提供咨询等等。

广义的“学术资本主义”是指一种理念或意识形态，即是在全球经济化条件下，新经济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大学理想、使命、功能、性质和相关大学的政策制定等等的渗透，使之或多或少都带上创造财富和盈利的色彩。具体地说，又可分为“科研资本主义”和“教学资本主义”（或称“教学创业主义”）。前者是就学术研究的市场化而言，后者是指教学，主要是本科生的教学市场化而言。

在“学术资本主义”条件下，大学在实践其传统功能，如教学、科研、服务方面发生了深刻、迅捷又悄然无声的变化。研究大学“学术资本主义”现象的文章著作众多，大多数学者的目光都定格在大学学术研究的市场化，而比较忽略“教学资本主义”对大学本科教学的冲击和渗透。学者罗兹（GRhoades）和安德森（MSAnderson）区分了“科研资本主义”和“教学资本主义”，才引起人们对“学术资本主义”条件下教学的关注。美国学者斯洛特和罗兹在研究中发现，真正深入大学活动的方方面面，对大学的公共职能带来冲击，并引发大学内部的权利结构重组的不是科研而是教学的市场化。尤其是对一些人文社科的学科来说，他们参与市场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教学资本主义”。

本文拟深入剖析美国大学 “教学资本主义”在本科生教育上的四个方面的表现：进一步边缘化、商品化、职业化及以及教师地位相对于行政人员地位的弱化，目的是总结经验教训以便给中国大学提供借鉴。虽然“教学资本主义”的概念对中国大学相对陌生，但在实践方面，中国大学其实运用的是同样的理念，步入同样的陷阱和困境。

一、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边缘化

“教学资本主义”给本科生教育带来的最直接的冲击就是本科教育进一步的边缘化。教学，尤其是本科生的通识教育，在西方国家有悠久的历史，然而在美国大学中，科研和教学两大功能每每争夺学校资源和教师的时间，而教学渐渐被边缘化的状况也是有目共睹的。如学者费尔怀若（J.S.Fairwheather）的研究表明，在美国大学教师对教学的投入和收益成反比。教学时间越多也意味着晋升越慢，收入越低。而且传统的以教学为主的文理学院如今也以科研而不是以教学来决定教师是否能获得终身制、以及是否晋升、奖励等等[4]。

在“学术资本主义”条件下，科研和教学的互相挤压更为白热化。大多数的行政人员和教师更倾向于加大对科研的投入，因为科研能带来更直接的名声和经济收益。特别是一些有商业潜力的项目能直接使“大学教师的工资翻上好几倍。而一些资深的行政人员也希望能通过特许权使用费来增加收益，既能充实他们能直接支配的资金，也能向其他学校显示他们的竞争力”[1]89。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大学会减轻教师的教学工作量，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有商业潜力的研究。一些教师干脆“用科研基金和咨询的收益来‘买断’教学的时间”[5]。因此，教学活动被更深刻地边缘化、在大学里被视作繁重、无创造性的工作、终身制的教师们也尽量予以回避。

二、本科教育的商品化

“教学资本主义”的另一特征是教学本身的商品化，即如美国学者埃克尔（PDEckel）所说， “大学转向课程和教学活动来寻求盈利的机会，以期赢得市场中的一席之地”[6]。教学本身成为商品和盈利的手段，虽然从某种角度来说对教学改革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更多的是对教育作为 “公共产品”的目的和理想的背离，带来机会不平等，质量下降等等深远的忧患和社会问题。

教育商品化背后的逻辑是“谁出钱，谁受益”，这就和教育的公共性发生了深刻的矛盾。美国学者拉巴瑞（DFLabaree）指出教育是“公共产品”，不管个人有没有出钱，都有权受教育，因为教育的最终受益者是整个社会[7]。教育培养的是“有责任心的公民”和有创造力的劳动者。如果个人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受到教育，不仅个人丧失人生和经济的机会，社会也会因此承受损失和负担。

而教育商品化的结果与“扩大受教育的机会，保障多样性民主”的公共目的存在严峻的对立。美国学者罗兹（GRhoades）和斯洛特在对“教学资本主义”考察中发现很多大学都根据支付能力取舍服务对象，比如专门为有支付能力的人（如在职的公司员工）设置短期、方便、回报率高的课程。他们批评这种做法将“低收入和少数人种的学生排斥在教育之外。而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在半个世纪以来却在努力地扩大这些人群的受教育机会……这是对大学最基本的民主使命的背离”[8]53。这些学者为教育以营利为目的而排斥社会公平的现象敲起了警钟。

在“教学资本主义”环境下本科教育质量下滑的现象也受到人们的关注。教育商品化与教育质量的关系向来是有争议的话题。一般的观念认为教育商品化使学生和家长作为教育消费者的权利得到强化，学校作为服务的提供者会更加注重质量、创新、效率和服务的多样化。如美国学者斯洛特和罗兹发现美国自90年代末期开始把助学贷款发放给个体的学生和家庭，而不是直接拨款给大学，其隐含的逻辑就是赋予学生和家长“用脚选择”的权利，即是说在不满意的情况下就可以离开，以此来“惩戒院校，督促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1]45。然而这种看似合理的观点在“教学资本主义”的实践过程中受到人们的质疑；更多的学者提出“消费者满意”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教学质量提高。”

首先，由于信息不对称，学生作为消费者没有能力判断教育质量的高低。比如说，美国大学比较普遍地采用“印象管理”的策略，想尽办法维持良好的公众形象，建设公共关系，却忽略他们努力制造的大学形象是否和大学的现实相符。斯洛特和莱斯利在文章中分析说，美国招生部门每年花大力气吸引学生，如散发传单、邀请学生参观大学等等，却不注重教育服务的实质的提高，他们所能做到的只是让学生消费者“感觉很好”[9]。

其次，如今人们不看重文凭的背后个人有多少才能或技术（文凭的使用价值），而只考虑文凭能给他们来多少现实的利益，如好工作、高收入等等（文凭的交换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作为消费者并不真正在意教育的过程和内容。学者萨义德（ESaid）曾经指出，真正的大学教育就是要刺激僵化、定式的思维模式，大学教授最不应该的就是让听众的自我感觉良好。恰恰相反，要让他们难堪乃至恼怒[10]。而如今的大学教授却只想要迎合学生需要，让他们满意。学者莫莱（LA Morley）写道，她在课堂上“不邀请嘉宾做讲座，不鼓励学生演讲，不介绍有争议的内容”[11]。总之，作为大学教授，她本人不得不避免一些她本人认为很重要但学生可能不会适应的教学方式和内容。

再次，教育如果以盈利增收为目的，一些大学必然的做法就是降低成本，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目的。美国大学如今普遍大班上课、师生较少课外接触的时间、开设网络课程，“基本上是因为很多政策制定者和管理人员都相信网络授课能降低成本”[8]52。另有研究表明，暑期是大学开设短期速成的课程、增加收入的大好时机。这些课程周期短，学生能在集中的时间很快拿到学分，因而比长学期的课程还要受欢迎。同时，美国大学各院系还热衷开设短期的研究生课程，这些课程学费高，为期短，实用性强，尤其是“不用写论文”，招生的对象基本是各大公司在职人员。学者罗兹和斯洛特则把这些课程称作“研究生兼容”课程，即是说，为节约成本，学校通常都请研究生或兼职教师来授课[8]52。这种情况在美国不是个别的。

三、本科教育的职业化

本科教育的商业化必然导致教育的职业化，如美国学者岗波特（PJGumport）所说，热门好找工作的专业必然要扩张，而其他专业要缩减。学生和家长希望他们的教育投资能有所回报，最直接的回报就是找到满意的高薪工作，那他们也就顺理成章地要求本科教育传授与工作相关的技能，甚至把工作技能看本科教育惟一的内容和目的。不光是学生和家长，国家、地方、学校的政策的制定者有时也把毕业生在工作市场上的表现看作评估本科教育的重要标准。如今教学评估只重结果不重过程，如不再问是否教授治校、是否面对面授课、全职教授的比例多少，图书馆设施怎样，只问“输出性”的指标，如毕业率和就业率。而本科教育的职业化，就造成教育内容和理念的狭隘，导致和传统通识教育的对立，如美国学者咖卜（WNGrubb）和拉若森（MLazerson）所指出的，如今“大多数大学生可不认为本科教育和公民教育、学术教育和道德教育有什么关系”[12]9。

许多通识教育的坚定支持者认为本科教育职业化是大学的短视行为，是以短期的经济收益换取了长期的社会效益的结果。如学者埃克斯勒若德（PAxlerod）认为，所谓特定的工作技能很容易过时，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的要求；他还通过数据说明从长远来看，文理学院的毕业生比应用专业的毕业生事业更成功，挣钱更多[13]。美国学者咖卜和拉若森认为本科教育职业化深化了美国大学的分化，进而强化社会的等级分化[12]9。如果说处于美国大学最底层的社区大学传授最基本的技能，而州立综合大学和一般的私立大学教授稍微高级的技能，而知名的大学培养高级的管理和专业人才，那么学生以后收入和社会地位就在跨进校门的时候就决定了，以后很难改变。虽然大学从来都是社会再生产的工具，但是如果说大学的等级决定了“技能”的等级，从而进一步限定了学生人生轨迹和经济机遇的话，那么大学教育在社会再生产、阶级分化中的作用就会无限强化。

虽然批评者众多，但本科教育职业化还是被看作教育发展不可阻挡的潮流和趋势，正如美国学者咖卜和拉若森所说，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市场和自由选择的逻辑就会占领大学。大多数大学就会沦为高级的商业学校”[12]16。这一看法是很对的。

四、大学权力结构重组与教师地位弱化

“教学资本主义”的盛行，即教学活动以经济规则组织起来，以赚钱为目的，大学就自然分化成管理、决策阶层，决定教学活动的市场营运、预算、规划、评估等等，而教师则成为实践管理决定、承担教学任务、接受考察的被管理者。这一现象又被称作“新管理主义”或“去专业化”（Deprofessionalization）。它表明在西方大学有悠久和深远历史的“专业自治”和“共同管理”传统的式微，在本科教育领域表现尤其明显。

“专业自治”是指既然大学的主要日常活动和功能都依赖教师的专业知识进行，大学教师就有权组织起对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内容、形式、过程、结果等自决，无需接受外来干涉和监督。通常大学教师的自主自治权通过“终身制”得到制度性的保障。“共同管理”是指大学教师和行政人员共同参与管理大学的日常事务和运作，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对教师和行政人员两大群体如何各司其职又如何相互协作做了明确的规定，“教师的职责范围包括以下基础领域：课程，学科，教学方法，研究，教师地位和与教育相关的学生生活”，而行政人员的权力范围包括“财政及其它非学术性的领域”[14]。由于大学的核心功能是教学与科研，行政起的作用是协助、协调保障核心功能顺利地完成，所以教授处于中心的地位。

由于美国大学体系的多样化，精英私立大学与等级结构底层的社区大学的组织和管理模式大相径庭，很难用语言准确概括曾有的模式及其变化轨迹。但许多学者指出，美国大学在“学术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同程度地经历了“管理革命”，即教师中心地位失落和管理阶层的兴起。这一情况在现时的美国大学具有普遍性。

大学教师“自治”的基础――“专业”因本科教育的边缘化、模式化而失落。传统意义的本科教育，类似于师傅带学徒的过程，教师传授知识的内容和过程都是个性化的、创造性的、独一无二和不可替代的。而新条件下的教学追求的是效率和效益，教师课程的内容变得重复、可以替代，教师和学生之间不再是长期、密切、有深度的关系。教师不再掌握学生教育的全过程，而只是学生也许会选、也许不会选某门课程的任课教师。学者温特（RWinter）形象地把过去的大学教师比喻为手工业者，而现在的大学教师则是流水线上的作业工人[15]。手工业者掌控从选料、到生产、到产品面市的整个过程。而在新的条件下，学生的教育过程被分割成许多简单独立的部分，个体的教师只是不断地重复其中一部分简单的劳动，因而教育过程对教师失去意义。

这即是说，在“学术资本主义”条件下，教师只需完成简单、重复、可替代的劳动，无需“专业”的深度、原创和唯一性。所以传统的教师“专业自治”失去了“专业”的基础。而且出于成本考虑，美国的大学虽然没有像英国大学一样直接取消终身制，但开始大量雇佣临时教师授课，而且逐年呈大幅增长趋势。这些教师与大学一年签一次约，虽然工作经年也不会拿到“终身制”。与“终身制”的教授不用担心被学校解雇而享有最大程度的学术和言论自由不同，这批临时教师是大学里“有弹性”的员工，即大学随时可以根据需要增招或裁员。所以对他们来说，想要掌控教学的内容、形式、过程和结果基本缺乏制度的保障。

相对于教师地位的衰落，大学里“管理”群体的力量却在不断地崛起。这种管理的力量来自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富有官僚色彩的“行政”，也来自于大学里新兴的“管理”阶层，他们是大学员工里“拥有高学历，既不同于教师，也不同于行政人员”[8]50的第三群人，即是指大学里的专业的管理人员。“他们有[管理]专业协会，学术会议，学术期刊，有指导他们业务的专业知识……美国的管理模式就是越来越倚重的专业管理人员，而大学教师相对于他们成为被管理的专业人员”[16]16。比如大学里负责科技成果转化，负责招生，负责教学评估的部门员工，都隶属于这所谓的“第三群人”。在“教学资本主义”条件下，专业的管理人员在大学的市场营运和对大学教师的监督的工作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曾经在美国大学占主导地位的“共同管理模式”，即学术和行政共同决策管理学校日常事务的模式因本身的弊病和遭受诟病而逐渐式微。首先，让大学里大大小小的教师、教授委员会决策大学大大小小的事务，即让平常秉承互不干涉原则的教师达成共识，是相当大的人力和时间的消耗，被看做是提高大学管理效率和效益的首要障碍。尤其是在“效率”当先的市场运作规律之下，大学教师即无市场的经验，又不能快速决策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要求，所以甚至连“课程”这样在传统上认为当之无愧隶属于教师权限范围的决策权也旁落到了管理人员手里。

再者，许多学者批评教师作为利益团体很难理性地做出有利于大学市场发展的决定，如埃克尔在研究大学如何裁减专业等“艰难决策”过程时，转引对大学教师的批评时说，“教师不会也不准备做出艰难决策，相对于考虑整体利益，他们更倾向于维持现状”[17]。即是说，美国大学教师曾经享有大学和公众最大程度的信任，认为他们会在专业知识和公益心的基础上做出正确选择因而赋予他们最大限度的自由的传统，已经渐渐消失了。美国大学教师不仅在大学日常事务的管理权渐渐衰弱，还会受到学校内部和外部（如州政府）的层层监管和问责。他们的确在“学术资本主义”条件下成为罗兹和斯博恩（BSporn）所说的“被管理的专业人士”[16]16。在美国大学，这一情况还在进一步发展。

五、结 语

本文介绍了美国大学“教学资本主义”现象，即市场逻辑和价值在教学领域的应用，导致本科教育的边缘化、商品化和职业化，以及教师地位的弱化。虽然学术资本主义在美国大学乃至全球许多国家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许多学术资本主义的批判者也都认为不可能也不需要再回到大学“象牙塔”的理想状态，但美国本科教育的过度市场化还应当引起高教研究者及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尤其是因此给许多优秀的传统，如教育公平、通识教育和“共同管理”模式等带来的冲击。美国学者莫和曼（KMohrman）指出，世界许多国家大学的改革都以美国模式为模板，而中国追求国际化和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也常常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和超越的目标，然而美国大学有许多“不可学习”的地方[18]。“教学资本主义”恰恰是美国大学在全球化竞争中陷入的误区和具有警示作用的一个方面。

中国大学自1992年来经历了相当程度的市场化，尤其是在国际化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与美国在本科教育乃至整个高教发展方向上有趋同的倾向，如本科教育的边缘化、商品化和职业化。而且，中国大学与美国大学相比具有缺乏自治传统、过度行政化等特点，中国大学教师的地位在 “教学资本主义”条件下进一步弱化。但与美国本科教育完全依照市场逻辑操作不同，政府管理在中国高教的一系列市场化的改革中起到既促进又阻碍的作用。所以中国本科教育的变化相对于美国呈现更复杂、矛盾更多的特点。尤其是政府和大学的行政在解决市场负面效应的过程中，加重对大学教师问责制度，把教师看作本科教育质量的惟一承担者和严厉问责对象，没有考虑本科教育在市场作用力下的系统变化，其实是加重了本科教育市场化的负面效应。虽然中国的许多学者对本科教育市场化的一个或多个方面已有研究，但目前鲜有学者从比较的角度系统研究中国本科教育市场化与国外教育变化的异同及从中汲取应有的启示和经验。本文系统述评美国大学“教学资本主义”的情况，意在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引起对“教学资本主义”的关注，更深刻地揭示美国大学在市场化方面的问题和对我们的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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