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花间集》编纂背景和原则看《花间集序》“清艳”的词学思想

[摘 要]在后蜀相对清明的政治背景和崇尚娱乐的社会时风影响下，赵崇祚编纂了主收文人恋情词的《花间集》，既注重体例匀整的形式美感，也注重题材和词调的多样化，风格同中存异。通过对近一个世纪的“诗客曲子词”的采辑取舍，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欧阳炯《花间集序》提出的“清艳”的词学思想。

[关键词]花间集；清艳；时代背景；编纂原则

欧阳炯《花间集序》是有词以来第一篇词论。《序》之主旨，历来词论家多以为与徐陵《玉台新咏序》相类，鼓吹词之香艳。如杨海明《唐宋词史》：“它是关于‘艳词’的一篇‘宣言’或‘自供’，这一点就和徐陵的《玉台新咏序》是‘艳诗’的宣言或自供一样。”[1]亦有一些学者一反传统，认为其否定轻艳华靡之宫体歌辞，肯定清雅，扬“清”贬“艳”。如彭国忠《〈花间集序〉：一篇被深度误解的词论》提出：“他称赞“清”，反对富艳，……所谓“清”、“清绝”，并不排斥文辞的优美，但这与“绮艳”、“浮靡”的宫体毕竟不能相提并论。”[2]近年来，随着对花间词研究的深入，对《花间集序》的主旨也有了更为客观的评价，一些学者折中了上述两种观点，一方面认为欧序肯定了花间词是高雅的艺术作品，而非宫体与倡风的结合物；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欧序提出了“清绝”的观点，认为欧序并不反对“艳”，而是扬“清”赞“艳”。如高锋《花间词研究》云：“存在浓艳密丽和端庄含蓄的两面性”[3]。彭玉平《与词体清艳观念之确立》认为：“《花间集》及其序言在审美倾向上具有两重性或折中性。《花间集序》从音乐特性解说‘花间’的意义，清艳的审美价值从中已得到确认。”[4]笔者认为，《花间集序》明确以“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来揭示对曲子词辞藻、声韵方面的讲究，认为曲子词应该“声声而自合鸾歌”、“字字而偏谐凤律”，批评南朝宫体“言之不文”、“秀而不实”，简单描述了自“有唐已降”曲子词创作主体由民间到文人士大夫的发展历史，强调赵崇祚编选的《花间集》乃“诗客曲子词”，目的是“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舟之引”。序中不但提出了“清艳”的词学思想，也强调了词应歌、娱宾遣兴的特点，表现出了“文质并重”、“崇雅黜俗”的理论倾向，并具有朦胧的词史观念和流派意识。

古代典籍的编纂者往往通过对作品的采辑取舍来表明自己的观念。赵崇祚作为唐五代曲子词的整理者，也必定遵循一定的原则，通过对当时大量“诗客曲子词”的精心剪裁来传达自己的文学观念。其编纂《花间集》时曾“广会众宾，时延佳论”，在赵崇祚的宾客中，欧阳炯属较特殊的一位，他因“粗预知音”，被赵崇祚请来作序。对于《花间集》的编纂，赵崇祚与欧阳炯之间应当有过充分的讨论，他们对词的理解，应当有共同之处，只不过“词选通过编纂标准，词序通过理论阐述，来体现它们共同的词学思想。”[5]因此，深入研究《花间集》编纂的时代背景和取舍原则，探究赵崇祚通过编纂表露出来的观念，也不失为理解欧序词学思想的有效途径。

一、《花间集》编纂的时代背景

（一）政治环境。陆游读《花间》，曾感叹道：“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明汲古阁本覆宋本陆游跋一）[6]生逢乱世，陆游自然会有如此感慨，但这种“乱世风月”的推测，并不完全符合西蜀的实际。《花间集》编纂于广政三年（欧序云：“时大蜀广政三年”），西蜀与当时中原很大的不同在于：战乱时间短暂，承平时间较长。广政三年前后，与中原、江淮一带“烽烟终日起”、“男孤女寡，十室九空”情形不同的是，孟昶在母后李氏等人的劝导下，汲取王衍荒淫亡国的教训，“孜孜以求”，致使蜀中出现了“边陲无忧，百姓丰肥”、“足食足兵，实天下之强国也”的局面，孟昶在刚即位的几年间，戒奢纳谏、重农兴教、励精图治，甚至被勾延庆称为“本仁祖义，允文允武，乃天下之贤主也。”广政四年，他颁行郡县的《官箴》云：“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7]

（二）社会时风。蜀都成都，天府之国，因“土肥沃，无凶岁”，有“少愁苦而轻易淫佚”的风气。唐时成都己成了全国数一数二的繁华之都，有“扬一益二”的美称，卢求《成都记序》甚至认为：“（益州）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熟，较其要妙，扬不足以侔其半。”由于城市经济的繁荣，前后蜀喜好游乐集的风气比前代更盛。上有帝王与内臣执板唱曲、酣饮达旦，下有贵门公子华轩彩舫、歌乐掀天，甚至一般的富贵人家也有“弦管歌诵，合筵社会，昼夜相接”的风尚。繁华的都市生活，使酒筵弦歌成为了众多官宦文人娱宾遣兴的重要内容。在这样的宴乐游赏之中，衍生了各类以娱乐为目的的文艺形式，配乐而歌的曲子词无疑是其色鲜明的一种。

（三）文学环境。五代时期，政治衰落，社会动荡，文人生活道路和人生追求发生扭曲与变异，文学审美思潮也发生了变化，以表现艳情为主的艳诗创作出现了繁盛的局面，文人作诗填词，内容上逐渐转向较为单一的闺阁生活，用语逐渐典雅华丽。随着唐王朝的衰败，文人官宦大量流寓西蜀，不仅将中原审美思潮带到蜀地，也促进了蜀地文学创作的繁荣。但在广政三年前后，由于孟昶君臣的有意抵制，淫艳之风并不像后人所想象的那样浓重。孟昶虽也喜好曲词，却没有前蜀王衍“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醉妆词》）[8]那样的劣迹，孟昶曾对近臣李昊、徐光溥表白：“王衍浮薄，而好轻艳之辞，朕不为也。”[8]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常著书作文以劝诫警世，如杨士达著《拟讽谏诗》，何光远撰《鉴戒录》等，欧阳炯也“尝拟白居易讽谏诗五十篇以献”[10]，并得到了孟昶的奖赏。

受这样的时代背景限制和影响，再加上赵崇祚本人身份的特殊性（崇祚父庭隐，官至太师中书令，崇祚官至银青光禄大夫行卫尉少卿），决定着他只能也乐于采辑那些“用助娇娆之态”的“清绝之词”，但也不至于选择王衍《醉妆词》那样的“轻艳之辞”，更不至于如肖鹏推测：“就像梁简文帝后悔早年大作艳诗，为了掩饰行迹，让徐陵选《玉台新咏》以大其体。”[11]

二、《花间集》编纂的原则

（一）主收恋情词，但很少收轻艳之作。如前所述，特定环境中产生的《花间集》，以选辑恋情词为主。据肖鹏统计，《花间集》500首，属于“闺情”和“艳情”的就有330首，但《花间集》也并非如肖鹏所言“呈现出一种轻倩艳丽的格调”。其所收恋情词在取材上多以情人和思妇为主体，在表现女性情感世界的同时，也“托寓着超乎传统‘闺怨’这一概念的、对于人生和对于时代的深切的绝望感与孤独感”[12]。也就是说，这些恋情词既表现出嗜艳适俗的审美取向，也曲折地反映着诗客们的人格境界和审美意识，隐现出文人清雅之韵。不可否认，晚唐五代确有很多艳词，花间十八家所作艳词也不少，但赵崇祚收录时却尽量避免。《花间集》中，“描写男女幽会亲昵的作品只有20首左右，约占全集的4%。”[13]我们试将入选与没入选的词作一下比较：温庭筠与裴诚所制《新添声杨柳枝词》，据说连一些歌伎都不愿意演唱，可《花间集》选录66首温词多为客观的叙写，没录这首《杨柳枝词》；和凝有《香奁》、《金》词集，所作艳词不少，但《花间集》选录的20首，牵涉到艳情的只有《柳枝》一首。《尊前集》多选录《花间集》以外词作，选录词人有十三位与《花间集》相同，然《尊前集》雅俗并陈，其中张泌《江城子》、孙光宪《浣溪沙》、和凝《江城子》等或直接涉及，或语意庸俗。《花间集》择词标准，由此可见一斑。

（二）不单选蜀地作家，具有时代意识。《花间集》中几个重要词人都不属于西蜀词坛，如：温庭筠、皇甫松是晚唐人，和凝没到过西蜀，孙光宪虽曾漫游蜀中但主要仕履不在西蜀。而西蜀的一些词人如庾传素、欧阳彬、许岷、王衍、孟昶及赵崇祚本人等都没有入选。因此，虽然赵崇祚受制于生活区域，所选十八家以蜀人居多，使得词集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但“花间词派不宜又名西蜀词派”[14]。《花间集》选域上限是温庭筠《菩萨蛮》十四首，这组词作大致作于宣宗大中四年至十三年，下限是欧阳炯《花间集序》题署的“大蜀广政三年”，前后将近一个世纪。赵崇祚将时代相近的十八位词人的词作编纂为一集，有展示和总结当代词坛面貌的意味，具有时代意识。

（三）专收文人雅词。“花间”十八家，除皇甫松、阎选外，其他十六人都有官职在身。赵崇祚编选时以人为序，且词人署名皆列官衔（如温助教庭筠、韦相庄），通过这种署名方式，强调了作者们“诗客”的身份，也表明了其希望用这些“诗客曲子词”来代替民间曲子词的用意。贺中复指出：“《花间集》不选民间词，也不选录诸王狎客词，这就表明，编集的目的一是用以在歌坛上取代粗俚未精的民间作品，进一步提高词体的表现力，使其格调趋于规范美听。”[15]《花间集》所选大多是“情真而调逸，思深而言婉”的作品，其专收文人雅词的原则，使词逐渐趋向雅致，标志着词开始由伶工之词向士大夫之词的转变，并间接影响到南唐冯延巳等人，至李后主而蔚为大观，形成风气，逐渐走上了词体雅化的道路。

（四）风格同中存异，题材内容较为宽泛。《花间集》在所选词作总体风格相对统一的基础上，又展现了部分作家创作的不同特色。邹啸于一九三四年就提出了“《花间集》不仅丽一体”[16]，如集中温、韦二家词就各具特色，其他部分词人也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如李冰若认为李应与温、韦并列：“抱朴守质，自然近俗，而词亦疏朗，杂记风土者，德润一派也。”[17]詹安泰认为：“孙孟文是一大家，与温、韦可鼎足而立。”[18]郑振铎也说：“（欧阳炯）为《花间》里堪继温、韦之后的一个大作家。”[19]这些论述揭示出了《花间集》的丰富性，表明花间派词人风格虽相对统一，但主要作家也各具特色。据肖鹏统计，《花间集》题材有闺情、艳情、风土、羁旅、写景、怀古、闲愁、隐逸、边塞、交游、神话、宫廷、科举、人物、宗教、咏史、节序、闲适、哲理、亲情、咏怀十八个类别。[15]《花间集》题材类型广泛由此可见一斑。当然，从数量上看，花间词仍以闺情、艳情题材为主，但认为“题材比温词更狭窄，内容也更空虚”[20]，则多少有些与事实不符。

（五）使用词调较广，创调较多。《花间集》一共使用了七十七个调名，七十四个词调。除当时流行的《菩萨蛮》、《渔歌子》等曲调外，还另外选了31个冷僻词调，每个词调仅有一个词人使用，可以看出，《花间集》词调覆盖面是很大的。“花间”词人中，温庭筠、韦庄、欧阳炯等均有数量不等的创调，他们的创调注意发挥词体的优长，着意于优化词体的组合，探索词体组合规律与奥妙，为两宋创调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六）多收小令，体例匀整。《花间集》五百首，除毛文锡《甘州遍》等六首为中调外，其余皆为小令。造成《花间集》等早期文人词选集中小令占绝对优势的原因，刘尊明认为：一方面与小令本身具有的轻灵优美、便于歌唱和传播的特征有关，另一方面也是中唐以来酒令伎艺同燕乐歌舞的密切结合，从而进一步选择和促成了小令的流行和发达的结果。[21]在编纂体例上，赵崇祚为了追求形式美观和体例匀整，将五百首词平均分割为10卷（其中卷六为51首、卷九为49首，当为刊刻时疏忽所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惟一人之词，时割数首入前后卷，以就每卷五十首之数，则体例为古所未有耳。”[22]这种指摘也从反面印证了赵崇祚刻意追求精巧别致的良苦用心。

从《花间集》的编纂原则可以看出，赵崇祚既在意形式美感、卷帙的整齐划一，也注重题材、风格和词调的多样化；既注重词的音乐性，也强调词的文学性；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欧阳炯《花间集序》“清艳”、“诗词分体”、“崇雅黜俗”的词学思想。其主要意图是：通过编纂《花间集》，保留具有“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功能的文人士大夫词作，展示当时词坛的审美风尚和创作现状。这也表明，在五代时期，虽然人们耻于以词著称的想法依然存在，但是另一方面，将词作为文学作品鉴赏的风气已经萌芽。那种认定《花间集》与王衍编选的《烟花集》是“最亲近的姊妹篇”，与《玉台新咏》“宛如异代姊妹篇”[15]的说法，是有失偏颇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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