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视线

中关村在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亮剑

在“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亮剑”,是中关村人的神圣使命。国际金融危机,既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困难,同时又带来机遇――催生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经济科技制高点,决定国家的未来,必须抓住机遇,明确重点,有所作为。当前的重点就是“要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信息网络和高端制造业。积极推进新能源汽车、‘三网’融合取得实质性进展,加快物联网的研究和应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成立一年多来,随着“股权激励”、“科技融资”、“贷款贴息”、“政府采购”、“高端揽才”等一系列新政策的出台,自主创新硕果不断涌现,示范效果波及到全市乃至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热潮涌动”,持续引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潮流。诸如在“物联网”、“云计算”、“新能源汽车”和“生物医药”等领域掌握了一批核心技术,成为领军企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取得显著成效”,不断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诸如“用友”的收购扩张增强实力,“中星微”的并购监控提高话语权,特别是“软件园”经济总量和出口额双双逆势上扬,都表明“自主创新示范”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按照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要求,中关村在落实“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全国规划时,特别是在实现“三网”融合和发展物联网等战略性任务中,责无旁贷,任重道远,尚须做出更大的努力。

中关村高新技术辐射向产业链高端发展

“两会”代表委员热议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

的辐射作用,正在发挥“示范效应”,开始产生

“全球影响力”。“用友”王文京指出,“国务院批复中关村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一年来,中关村科技企业在产品技术创新上有非常大的突破,专利申请增加近36%,营业收入增长约24%,利润增长28%。”“2009年中关村共输出技术合同近3万份,成交额近922亿元,占全国的30%以上;其中,60%以上输出到北京以外地区。”中关村成立20多年来的发展表明,从计算机生产、软件开发、集成电路设计,到互联网、移动通信、清洁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再到最新的物联网、下一代网络等,产生了一批世界领先的技术成果,持续引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方向。“神州数码”郭为感同身受,“从贸易为主转变到技术为主,从提供服务到开创新的运营服务模式,中关村在产业带动辐射方面已经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神州数码”去年与南方一家银行合作,为近百家合作的上下游中小企业提供了两亿元担保贷款。“一大批中关村企业通过在全国布局发展,利用当地资源,做强做大,实现对当地就业税收的贡献。”“华旗资讯”成立以来,目前已在全国14个省市拥有17个平台机构,还在海外成立了新加坡、法国等分公司。中关村的一些实力派企业,已经涉足国内外并购向产业链高端发展的探索。业界专家认为,“金融危机影响到了许多企业,但是中关村一批企业逆势高速发展,这表明自主创新知识产权对创新型企业的至关重要。”“可以说,中关村企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产生全球影响力或者说是向世界级迈进的阶段。”

邓中翰妙喻“两弹一星”

回答“钱学森之问”

中国“航天之父”、世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离开我们的时候,留下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一个伟大的“自然科学家”留给我们的却是一个“社会科学”的问题,被后人称为“钱学森之问”。钱老的这一问,充满着一个“人民科学家”的爱国热情,抓住了中国永续发展最重要的问题。一石激起千层浪,“钱学森之问”激发国人从老百姓到业界专家的大讨论。“两会”期间,代表们讨论教育规划纲要,核心议题就是围绕着“钱学森之问”寻找答案。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邓中翰博士的说法更形象――中国转变增长方式需要新的“两弹一星”。“两弹”就是“科学体制创新”和“教育体制创新”,“一星”就是“人才”。“谁来撑起明天的中国?人才!这是毫无疑问的。”“钱学森之问”中的“杰出人才”,通俗地讲就是“拔尖人才”。专家指出:按照测算,我国现有4000多万名科技人才,其中创新型人才也就是1万人左右,而且60%多分布在高校和科研机构等非生产领域。而国外发达国家恰恰相反,创新型人才多分布在企业。专家还认为,“人才”当包括技能人才。时下我国的7000万技术工人中,高级工仅站4%,而德国、日本等国家的技术工人中,高级工以上的人才占到40%。令人欣慰的是,国家实施的“百人计划”、“百千万人才工程”、“海外高端引进规划”等,已经产生“示范效应”,“以前各地都争项目,现在各地都仿效中央,先争人才!”中关村在引进高端人才方面独占鳌头。

段永平捐赠善款的原则是“伸手可及的地方”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校友、旅美华人企业家段永平、刘昕夫妇,将3000万美元捐赠给母校,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这几年做投资运气比较好,赚了些钱,又不希望过多地留给孩子,而回顾自己这些年的发展,觉得教育对自己的帮助很大;我们捐赠的原则就是“伸手可及的地方”,别的领域不熟悉,所以把钱投向教育。人们对段永平这个名字也许陌生,可是对“步步高”和“小霸王”却耳熟能详。这两种全国知名品牌的电子产品,正是段永平20多年前在人大读完研究生南下广东创业之初的发明创造。刘昕也曾就读于人大新闻学院。这次捐赠的3000万美元,主要用于设立发展基金,诸如自学与留学贷学金、摄影与视觉传播发展基金和图书馆建设等。其实,早在2006年,段永平就联袂网易总裁丁磊向浙江大学捐资4000万美元,其中段永平夫妇共捐3000万美元,丁磊1000万美元。这个捐赠数额创下了国内高校接受捐赠之最。据悉,段永平、刘昕夫妇是“非常低调的人”。接受记者采访时感到“压力很大”,主要是国内官员往往对捐资行为“重视过度”。有一次在一个省城捐资500万美元,参加仪式的领导有一个长长的名单,而捐资人却作为一个“附带”被放在最后。又如,注册一个慈善基金会,竟然遭到不下10次的追问――“你们设立这个基金会到底想干什么?”这种尴尬的局面,让人感到在中国“做好事很难”。年初,著名企业家陈发树在“打工皇帝”唐骏的支持下设立“新华都慈善基金会”,也曾遭遇一些无端“猜疑”,很是让人伤心。“做好事难”的这种氛围必须改变,否则,“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草木皆兵,寸步难行矣。

张朝阳放谈“惟有保护竞争才能鼓励创新”

搜狐掌门人张朝阳在“2010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上的讲演中,对如何保护竞争提出独家见解,引起关注。“我们的主流语境经常是大讲‘整合资源,优势互补,统筹兼顾,积极进取’等等,惟独没有‘保护公平竞争’这样重要的语句。”这表明我们缺乏对市场经济的深刻认识,很难培育充分的市场经济环境。张朝阳明确指出,“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时刻在妨碍竞争。”“如果中国用‘勤奋的儒家精神+不完全的市场精神’与拥有‘个人主义精神+完备的市场经济’的美国进行PK,那是无法胜出的。”张朝阳认为,时下的中国“只有民营企业才真正地参与全方位的竞争”,国有企业在国资委的支持或垄断的前提下,不存在消亡之虞,“长子效应”富不过三代;相反,“活下来的民企一定是最优秀的”,因为是由市场选择的。国人过于迷信计划经济的“举国体制”,诸如飞机、汽车、石油、银行等,特别是军工领域,“非国莫属”,都是“钦定”的产物;相反,美国的波音、休斯、雷神、通用等公司以及高盛、摩根等银行,都是百年竞争的产物,因之更有生命力。鉴于此,张朝阳疾呼:矢志不渝地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不改革没有出路!没有充分、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就没有品质,没有优秀,没有稳定,也就没有中国真正的崛起。一个基本点就是“对政府权利的限制和对公平性的执着追求”,惟此,方能人才脱颖而出,企业充满活力,经济持续发展,人民幸福安康。

不能让“公平竞争”

只成为一个“传说”

“两会”期间,代表委员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之路,议论最多的就是“不能让‘公平竞争’成为一个传说”。根据全国工商联提供的数据:目前民营经济对我国GDP的贡献率已超过60%,企业数量占全国的70%以上,85%以上的城镇新增就业岗位,90%以上的农村转移就业源于民营经济。可是,民营经济的许多“老问题”依然如故,又面临着新的“挑战”。诸如,民营经济在高回报率的垄断行业、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领域仍然存在“玻璃门”、“弹簧门”等市场准入障碍;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也存在重大轻小的“规模歧视”和重公轻私的“出身歧视”。特别是一些垄断的国企不仅“鸠占鹊巢”,而且借势在房地产、酒店等领域无度扩张。这种现象虽说是个别的,但影响很大,导致民营企业在这些缺乏公平竞争环境又无利可图的领域“不愿、不能、不敢”投资。在今后的各项政策中,继2005年出台“非公经济发展36条”后,更应明确提出“要着力营造多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更好地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关键是要各部委要把政策落到实处,“不能让好政策只成为一个传说”。如何打破“玻璃门”和“弹簧门”,“解铃还需系铃人”,关键还是在政府的各执行部门。尤其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彻底破除经济发展中的“血统论”和“出身论”。须知:志在中华,无须分“公有”还是“私有”;谋求发展,何必看“国营”还是“民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