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虫小史 5期

“鸣虫”是一个比较雅的说法，天津民间更通俗的叫法是“叫虫”，二者的含义都是鸣叫之虫，是相对于蟋蟀的“斗虫”而言。其实这两个名词都有很久的历史。早在一千多年前，南朝诗人沈约有诗写道：“远林响咆兽，近树聒鸣虫。”后世的文人甚至还写过几首《鸣虫赋》。“叫虫”的说法起自宋代，当时的画家李澄叟撰《山水诀》，谈到画虫的方法：“夫画花竹翎毛者，正当浸润笼养飞放之徒。叫虫，问养叫虫者；斗虫，问养斗虫者；或棚头之人求之。”本以为“叫虫”、“斗虫”是俗之又俗的民间口语，没想到在宋代文人的著作中就已经出现，这可真有点出人意外。

养虫一般认为始于唐代玄宗时。玄宗是历史上有名的享乐皇帝，斗鸡、走狗一类娱乐大都被归到他的头上。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有“金笼蟋蟀”条：“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此则资料有一定真实性，养尊处优的宫女们，百无聊赖之际，用金笼畜养一只小小的蟋蟀，听着悲切感人的虫鸣，聊以，以度过漫漫长夜，是可信的。但说百姓们养虫也是跟宫女们学的，恐怕不对了。实际上是养虫娱乐早已有之，来自民间的宫女把此法带到宫中而已。史书载事有一个毛病，不少民间艺术都被说成是“传自宫中”，其实是颠倒因果。

此后，有关养虫的记载渐多。宋代除了养斗蟋蟀，还养能叫的纺织娘，这是一种南方鸣虫，北方很少见。到了明代，当时的京师北京城里，养虫之风大盛。据当时寄居北京的文学家袁宏道记载，北京人喜养蝈蝈：“有一种似蚱蜢而身肥大，京师人谓之聒聒，亦捕养之；南人谓之纺织娘。食丝瓜花及瓜穰，音声与促织相似，而清越过之。余尝畜二笼，挂之檐间，露下凄声彻夜，酸楚异常，俗耳为之一清。”还有金钟儿：“又一种微类促织，而韵致悠扬，如金玉中出，温和亮彻，听之令人气平，京师人谓之金钟儿。”直到现在，北京人也是最喜蝈蝈，看来是有传统的。

到了清代，有几个皇帝也成了鸣虫爱好者，各府王爷们也以畜玩鸣虫怡情养性。比如康熙皇帝就很喜欢鸣虫，灯节赏花听虫鸣是他每年一项重要活动。据清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载，当时宫里“秋时收养蟋蟀，至灯夜则置之鳌山灯内，奏乐既罢，忽闻蛩声自鳌山中出”。还在宫里架设暖室，进行蟋蟀、蝈蝈等鸣虫的孵育，“每设宴，则置绣笼中，唧唧之声不绝”，即使在严寒的冬月，宫里也到处响着鸣虫欢快的叫声。《清宫词·鳌山蛩声》描写了这种怡然自乐的太平景象：“元夕乾清宴近臣，唐花列与几筵平。秋虫忽向鳌山底，相和宫嫔笑语声。”康熙帝曾有诗咏曰：“秋深厌聒耳，今得锦囊盛。经腊鸣香阁，逢春接玉笙。物微宜护惜，事渺亦均平。造化虽流转，安然比养生。”（《络纬养至暮春》）据这首诗的题目可知，康熙皇帝养的蝈蝈居然能活到春末，可知他养鸣虫是颇得法的。乾隆也喜欢玩赏鸣虫，他在一首题为《上元后一日小宴廷臣》的诗中说：“向筵仙卉发，隔座草虫鸣。”此后的几代清帝，似乎都培养了对鸣虫的特殊爱好，电视剧《末代皇帝》说溥仪从小就受此风的影响，乃至上朝时怀里还揣着蝈蝈葫芦呢！由此看来，鸣虫玩赏不仅是民间习俗，也是“官家”们的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