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既普通又不普通的人

成思危，既是一个普通人，又不是一个普通人。他能拿着麦克风很有韵味地唱一首《山楂树》，能在悠扬的圆舞曲伴奏下，优雅地跳一支交际舞；他能在电脑上写文章，能在英特网上查阅资料；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能用俄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进行简单对话；他喜欢喝可乐；他走路很快，别人常常需要小跑着才能跟上他......；他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主席，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的胸怀、智慧、胆识、气质不同凡响。他能够面对数亿美元的遗产不动心。他是一位孜孜不倦、建树颇丰的学者，一位始终不渝的坚定的爱国者，一位充满睿智幽默的朋友。

只有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己任的人，才能成为最杰出的学者

成思危12岁生日的时候，父亲成舍我送给他四个字作为生日礼物，这四个字成为激励他一生的座右铭：自强不息！

正是这四个字使成思危从一名普通的技术员成长为一名在我国化工界享有很高声望的专家，继而成为我国著名的软科学专家和管理科学专家，也是这四个字把他从一名学者变成一位政治家和领导者。

50年代，为了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成思危潜心研究硼化合物，这是用于冶金、核能、火箭等国防领域的化工原料。他先后翻译了《硼酸、硼砂和硼肥的制造》等专著，是我国硼砂工业的科研开拓者及学术带头人。成思危25岁被任命为化工部天津化工研究院无机盐研究室的副主任。1973年他调到北京，负责全国无机盐专业的科学技术工作。到1981年，他已经被公认为我国无机盐专业的技术专家。

70年代末，历史把中国推上了改革开放的轨道。人们发现，在百废俱兴的时候，国家不仅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更需要有一大批与国际接轨的管理人才。

1981年成思危毅然放弃了已成就的事业，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进修管理专业，两年后以优异成绩获得了MBA学位。中国有句老话，叫人过30不学艺，成思危46岁改换专业，这无疑是人生的一个挑战。

取得学位后，美国的一些大公司和研究机构求贤若渴地要聘请他留下来，被他拒绝了；他在台湾的已是耄耋之年的老父亲也希望这个唯一的儿子能留在美国，将来再去台湾继承自己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事业，也被他婉拒了。成思危始终把国家的需要放在第一位，什么也动摇不了他对祖国的执著！

回国后，成思危先后担任了化工部科技局总工程师、化工部科学技术总院副院长、化工部副总工程师、化工部副部长等职务。在担任化工部科技局总工程师期间，全面负责技术工作，主持了化肥、农药等专业的"七五"国家科技攻关的论证及实施。他负责的"全国磷资源开发系统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化工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他还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了上百篇文章，对有关行业及项目的研究开发提出一些带有方向性、指导性的意见，对科技体制改革及科技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发表意见，提出建议。

1988年，成思危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每次开会他不仅在小组讨论中踊跃发言，并至少作一次大会书面或口头发言。他的这些发言稿，像《没有研究就没有决策权》、《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决策体制改革》、《让科学技术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至今读来仍然可以领略到他的真知灼见。

1996年，成思危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科学部主任。他积极推动我国管理科学的发展，提出了管理科学"三个基础、三个层次、三个领域"的学科结构和发展战略，建立了中国改革与发展应急研究项目。成思危领导的管理科学部每年掌管着数千万元的科研基金，成思危作为主任，无疑享有很大的支配权，但管理科学部对所有课题都采取申请制度，由专家评审组投票决定课题承担人。成思危不参加投票，也从不为任何人说话。

1998年，成思危当选为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他对采访的记者说，软科学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为领导者提供咨询，要做到"尊重领导而不迎合领导，承认现实而不迁就现实，反对机械论和还原论的方法，提倡系统论，努力提高研究成果的针对性、可行性、时效性，为决策者提供及时可靠的支持。"这可以看作是他对所有软科学工作者提出的要求。

现在，在紧张的国务活动之余，成思危不仅担任着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科学部主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等学术和教育职务，他还是北大、清华、浙江大学等十几所高校的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他讲课非常生动，经常是连过道里都站满了听众。他赢得的掌声，常常是经久不息。他做事极其认真，现在带了几个博士研究生，无论工作多忙，也要对他们进行指导。这些学生对他们的老师感到由衷的敬佩。首先是三个没想到：没想到成老师的英语那么好，没想到成老师的学问那么深，没想到成老师那么爱上网！其次是三个感慨：感慨他殷殷以求的目标和孜孜不倦的勤奋；感慨他作为国家领导人的风范和作为专家学者的严谨；感慨他博闻强记的智商和出口成章的口才！是的，仅就勤奋来说，凡接触过他的人无一不产生如此共识。每次坐火车外出视察，他一上车，先在客厅与随行人员聊两句，交代一下工作，然后就走进包房，关起门来开始工作，一直到吃饭秘书去叫的时候，他才走出房间。吃完饭，看一会儿书(这是他最好的休息方式)，就又投入工作和学习。平时在北京，下班回家，他也是一头扎进书房，坐在电脑前开始研究和工作。如果往他家里打电话，无论是刚下班，还是深夜，电话铃只要响一声，听筒里就会传来他永不疲倦的声音。春节、"五一"、"十一"长假，多少年，他从未休息过一次。最近，他的又一本专著《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在英国牛津大学出了英文版，在国内出了中文版。

1998年，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采访成思危时，他说自己非常赞赏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以身报国、忧国忧民的传统美德。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有更高的精神境界，更广阔的胸怀，既要看到国家发展良好的一面，也要看到存在问题甚至问题严峻的一面，更要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为此，必须深入实际，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问题。惟其如此，才能对国家安危、人民忧乐和历史进程感同身受，荣辱与共，才能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意见。

成思危的客厅里有一幅自勉联："勤奋学习自强不息，淡泊名利知足常乐。"这是他，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心态的真实写照。

一位享有很高威望的派主席，一位尽心竭力

为人民勤奋工作的国家领导人

"慷慨陈词岂能尽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这是成思危参政议政的行为准则。

1998年，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在中国民主建国会主席成思危的主持下，民建中央向大会提出了《关于加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建议》的一号提案，从而引发了全国的风险投资热潮。

自80年代初期开始，成思危就努力将风险投资的概念引入中国。他认真考察了美国的风险投资及二板市场的发展情况，并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思考和提出建议。他为中国风险投资事业呕心沥血，被业内人士和舆论界公认为中国风险投资的积极倡导者。从1998年开始，每年4月，成思危都要主持和召开中国风险投资论坛，这一论坛已成为国内最有权威和最具影响力的风险投资论坛。他主编了《科技风险投资论文集》、《中国风险投资运营机制探讨》等著作，还到各地做了多次有关风险投资的报告。在他的指导下，一些民建会员发起成立了中国风险投资公司，按照他提出的发展中国风险投资的理念规范运作。他推动出版了《中国风险投资》杂志，正在推动成立《中国风险投资研究中心》和《中国风险投资协会》。

"作为一个派的领导人，应该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想得深一点，抓得实一点。"成思危总是将参政议政工作放到大的时代背景下去考虑，胸中装着全局，工作才能把握住方向。2001年底，他在民建七届五中全会上，把当前的时代特征概括为六个方面：一、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科技、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进步不断改良其制度，来缓和社会的基本矛盾，延长其寿命。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还处于艰苦的探索之中。三、发达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已经脱离了绝对贫困，大部分成为中产阶级。四、剩余价值的分配，已经由资本家独占逐步向社会化发展。而且，随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及股份制的普及，资本家对企业所拥有的股权也在不断地下降。象美国的杜邦公司，现在杜邦家族占的股份不到3％。五、知识已经成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在发达国家中，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所占的比重已超过60％，知识在生产力的构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六、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文化冲突，已经超过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冲突。世界上15％的人口，占有了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80％。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穷国与富国间的矛盾加剧。

就当前的经济特征和走势及未来发展，他认为，以知识经济、虚拟经济、网络经济为特征的新经济将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其特征是，知识经济是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是新的经济活动模式，网络经济是新的经济运行方式，知识工人将成为新的生产力的代表。

学者出身的成思危，在支持政府工作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这是他多年治学和从政的体会。他认为，在派中有许多专家学者，怎样认识和发挥这些同志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是值得探讨的。他说，我们不可能为政府设计出一套完整的方案，也不能要求政府采纳所有的建议，但可以从四个方面做出努力：

一，探讨理论基础。一项政策的出台，政府总是考虑它的实际效果方面多一些，理论上的研究会有欠缺，而学者在理论上是强项，有条件深入研究。因为在理论上搞清楚了，才有助于指导实践。二，评介国外经验。学者可以将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教训介绍过来，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和借鉴。三，完善总体设计。对政府的方案进行研究，帮助完善，提高可行性。四，分析实施难点。学者要分析研究方案实施中的难点，帮助政府解决问题，推进方案的贯彻实施。

他的全部理想和信念都渗透了"爱国"两个字

1935年成思危出生在北京。当时，他的父亲成舍我的事业正处于鼎盛时期，由于日本侵华野心日益昭彰，华北危急，故为其子取名思危，寓"居安思危"，不忘国事之意。少年时代，有一件事给成思危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激发了他永志不忘的爱国信念。当时随家人居住在香港的成思危，去电影院里看电影，电影开始前，观众要全体起立，奏英国国歌。香港是中国领土，却要毕恭毕敬......50多年后的1997年，成思危在香港回归祖国的交接仪式上，眼望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心潮澎湃，他在为祖国日益强大而骄傲的同时，也为自己当初选择的人生道路的正确而自豪。

1951年，16岁的成思危怀着建设新中国的满腔热忱，只身从香港回到祖国大陆，当时他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只小箱子，里面仅有几件衬衫。他在担任校长的南方大学学习了四个月后就到广东省总工会工作。他在广州的民船上和贫苦的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1952年成思危以调干生的身份公费先后进入华南工学院和华东化工学院学习化工，毕业后被分配到沈阳化工研究院工作，不久又调到化工部天津化工研究院工作。""期间，成思危被撤消了研究室副主任的职务，受到多年的"政治审查"，还被下放当了三个月的锅炉工，但他的爱国热情和意志始终没有动摇过。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成思危在美国的妹妹成露茜来大陆访问，受到总理的接见。1973年成思危被调入北京化工部石油化工科学研究总院工作。1983年，以访问学者身份在美国学习并已拿到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成思危，又面临着人生的一大选择。一贯以"三不干涉"（不干涉子女的政治倾向、不干涉子女的职业选择、不干涉子女的婚姻家庭）为教育子女原则的老父亲，希望他学成之后能留在美国，以便再去台湾："毕竟我们家族的事业在台湾......"诺大的一份家业等待他去继承。

成思危曾对采访的记者说："如果在‘‘期间，我可能会选择继承家业，去过安定富裕的生活。但是现在，祖国大陆方方面面都在向好的方面转变，我已经有了施展才华的可能。在最严酷的时期我都没有放弃过希望，机会来临时我当然应该把握住机会。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面前，我个人的一切都算不了什么。我认为自己的志向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我之所以大半生都能为理想而奋斗，与小时候的家庭教育有关。"

成思危的父亲成舍我（1898-1991），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报坛巨擘，从15岁向报馆投稿开始，经历了长达78年的办报、兴学生涯，先后主编了《益世报》，创办了《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并多次开办新闻专科学校，毕生致力于中国的新闻事业。他历经坎坷，一生创办的报纸有10余家，为公正办报坐牢数次，报馆遭封门多次，但他始终没有动摇。他一生培养的新闻人才达数万之众。成舍我年轻时结识了陈独秀、，在他们的指点下报考了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毕业后用节衣缩食积攒的200块大洋，办起了第一张属于自己的报纸--《世界日报》。成舍我为人刚正不阿，讲原则，讲信念，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从来都是将民族大义放在前面，威武不能屈，甚至不惜"舍生取义"。

早年，因为他抨击时弊，被张宗昌下令逮捕，险些被枪毙，得孙宝琦先生营救才幸免遇难。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时任北平警察局长的大汉奸潘毓桂组织维持会，将成舍我的名字列入名单，并极尽威胁之能事："你如果畏首畏尾，不但事业维持不住，连人身的安全都可能成问题。"成舍我即刻将爱之如生命的报纸停办，离开北平。

在南京，由于他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得罪了时任副主席、行政院长的，被关押了40天，他所办的《民生报》被责令停刊。派人对他说，只要他向写一封道歉信，汪就可以收回成命。成舍我严词拒绝，并说："我可以当一辈子新闻记者，汪先生不可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

在重庆，请他吃晚饭，他不去赴宴；在台湾，由于他"不识抬举"，亲笔批示"此人不宜让他在台湾办报"；蒋经国也由于他不识时务，坚持做"社会贤达"，而甚为不快。

台湾实行报禁，但可以用钱买执照。成舍我绝不肯折腰，"报禁一日不解除，我成舍我一日不办报"。直到1988年，台湾解除了长达37年的报禁，成舍我才实现了再办报的夙愿，时年91岁高龄。

成舍我的爱国情结，贯穿了他的一生，对成思危的影响极其深刻。1985年，成思危在美国与父亲会面，老先生说："在统一问题上，我是乐观派。历史地看，中华民族历来就是心向统一、反对分裂及异族入侵的。"70年代，有人劝成舍我把台湾的财产转移到美国，并申请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他说："我的事业在中国，绝不会到美国去当寓公。"在成舍我逝世的前一年，成思危到台北去看他，他还在为自己年轻时的爱国行为而感到自豪。成思危相信，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对祖国的热爱与眷恋仍是矢志不渝的。

成舍我有四女一子，在他的教育下各有成就。长女成之凡，是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和政治家，曾多次举办个人音乐会、绘画及服装设计展览会，并三次参加法国总统竞选。二女成幼殊，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45年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三女成嘉玲，是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台湾东吴大学商学院院长、成舍我创办的世新大学校长、台湾"中国新闻学会"理事长等职。四女成露茜，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博士，该校的终身教授，台湾《立报》社长兼发行人。无论身处何地，他们的根都在祖国大陆，都在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贡献绵薄。

成思危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从小"男儿当自强"的意识，就深深地扎根在脑海中。成思危的母亲是留学法国的知识女性，给他以良好的熏陶。父亲对他要求很严格，4岁就教他读唐诗，6岁时就讲《资治通鉴》里的故事给他听，告诉他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教他爱我中华，为我中华。成思危深受父亲"自强不息，刚直不屈，爱国不渝，情深不移"精神的影响，不负父望，成为成氏家族中取得成就较大的一位。

成思危曾在一篇文章的结尾写道："我毕生的抱负就是能为振兴中华、富国强民做点事。以前，这个想法帮我闯过了人生一道又一道关口，今后，这个志愿还将使我的余生过得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