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者林毅夫

金边眼镜，普通平头，林毅夫总是满脸微笑，自信从容。说到经济问题，他一贯谈锋犀利，没有寒暄，直奔主题，治学热情溢于言表。

初夏时节，北京大学朗润园古色古香，林木葱笼。林毅夫在办公室翻阅着手头资料，和《财经》记者分享收获：“不久非洲一些官员要到中国考察制造业，我要给他们介绍这些企业的情况，他们一定非常感兴趣。”他刚从浙江考察归来，这些资料是有关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最新记录。

自30多年前横渡台湾海峡至今，林毅夫始终是个传奇。他不仅是一位主张立足现实挑战传统理论的严谨学者，也是力主“用脚践行”理论自洽的现实主义者。

从上世纪80年代末求学芝加哥大学，林毅夫经历了20多年上下求索，经历了人生几次传奇跳跃，从中国到美国，从亚洲到非洲，成就了他环视世界的大视野。2008年6月2日，林毅夫到世界银行报到，就任主管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6月11日，他到非洲，开始创新发展经济学的新起点。

上世纪60年代，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非洲比亚洲更有希望，那里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多数国家原是殖民地，拷贝发达国家的体制。但近半个世纪过去，许多非洲国家还是原地踏步，有些地方的产业结构甚至出现倒退。南非政治评论家莫列齐·姆贝基感叹，非洲的一切是“从充满希望的开始到濒临崩溃”，他曾诘问：为什么资本主义需要改变？ 求索背后亦饱蘸泪水与辛酸。他离开台湾30几年，父亲林火树过世已经11年，他一直希望回乡祭父。但今年5月28日，台湾当局防务部门拒绝了他的返乡请求，他只好在北大朗润园设灵堂遥祭先父。

林毅夫在世行任上，正是冲此诘问而去。他希望在非洲播种希望，找到一条后发国家的繁荣之路。“中国的制造业面临升级，一些企业到非洲发展前景广阔。”他再次和《财经》记者谈起“领头龙模式”，认为非洲的要素禀赋符合承接来自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发达国家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把希望的火种传播给世界各地愿意接受火种的人。他坚信，繁荣求索之路在非洲等最不发达国家将越走越宽。 非洲实验

不久前，林毅夫又到了东莞华坚公司。这是他践行“领头龙模式”理论的一个实验。

这家制鞋企业自2011年在埃塞俄比亚投资，很快成为当地知名企业。“华坚的实践也证明中国传统制造业诸如纺织、鞋帽、眼镜等向非洲转移的经济合理性。”林毅夫说。

这要从他任职世界银行说起。林毅夫引导世行专家们研究中国、埃塞俄比亚、越南等国家制鞋业成本与生产率，考察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现状。2011年3月，他向时任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分析了其皮革制鞋业的比较优势：这个国家以牛羊放牧为主，盛产皮革。他建议梅莱斯到中国针对皮革与制鞋业招商。

2011年8月，梅莱斯利用来华出席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的机会，邀请一批中国企业家到埃塞俄比亚考察。应邀访问的华坚公司负责人在三个月后，即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郊区“东方工业园”投产，招募几十名当地员工到中国培训。不久，华坚生产的皮鞋装进了运往美国的集装箱。如今，华坚已成为埃塞俄比亚最大的出口企业，当地皮革品出口增长57%。

今年3月，林毅夫带领中国考察团再到华坚的埃塞俄比亚基地参观，公司已经雇佣了1600人，每天为GUESS等国际品牌贴牌生产几千双鞋。“加工贸易类制造业逐渐向非洲低收入国家转移是有空间的。”林毅夫说。

这是林毅夫在世行工作四年的一个缩影。那几年，他足迹遍布非洲、拉丁美洲、南亚等60多个发展中国家，去得最多的就是非洲——四年去了14次。

林毅夫发现，非洲仍有大约14亿人饿着肚子入睡，还有超过六分之一的人口在贫困中挣扎。如何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成为他在世行思考最多的问题。

林毅夫意识到，产业升级提高了中国的工资水平，推动中国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更密集的产业转型升级。这些产业将裁减劳动力，从而为工资水平较低国家启动劳动密集型工业化进程带来机遇，这一进程就是他提及的“领头龙模式”。

有学者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走向非洲”提出质疑：中国制造业产能选择非洲的环境风险如何克服？非洲的基础设施能否承接中国制造业迁徙？比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仍然缺失建立制造业基地的基本要素，包括金融资本、创业技能、同全球市场的联系等等。

林毅夫不担心，这是他主张实施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用意所在。他曾给《财经》杂志撰文提出，对这些国家而言，外国直接投资是一剂灵丹妙药。创业技能和投资资本缺乏一直是低收入国家实现工业化的首要制约因素。如能获得外国直接投资，该地区将克服上述制约因素发挥“领头龙”作用，为参与全球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创造条件。

为此，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他提交了建议中国企业“走进非洲”、鼓励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投资非洲的提案，获得意料之外的高度关注。

事实上，林毅夫的发展经济学观点在非洲颇有市场，其理论正通过金砖五国创建的南南银行付诸实践。一位非洲学者评价：“他总能带来希望。”这种思路也促使世行对以往的援助进行反思：一群来自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研究出一个源于发达国家的最优方案，输出给发展中国家，这种方案未必适合当地实际。林毅夫则推动世界银行用一种新的眼光看待非洲，重构援助策略。时任世行行长佐利克曾评价，“他给世行留下了崭新的理念、视角和挑战。”

林毅夫多次强调实证检验，他看到中国经济学界比较普遍的缺陷是经验实证研究不足。对经济学家来说，养成经验实证的习惯是对理论发展做出贡献的一个重要素质。因此从世行归来后，他辞掉了大多数的社会职务，除了在北大教学，他愿意花更多时间到各地调研，希望掌握制造业的一线情况，并为中国企业投资非洲牵线搭桥。 世行赶考

回头来看，林毅夫在世行四年，等于是在国际经济学前沿望。期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林毅夫对全球经济变局有更切身体悟，他不仅研究经济发展问题，而且系统完善后发优势和产业升级的比较优势理论，并努力重构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提出“新结构经济学”。

那几年，每个工作日早晨8点半，他会到佐利克办公室参加晨会，与其他几位副行长一起讨论当天重点工作。2009年，一些经济学家曾认为金融危机是“昙花一现”，他的分析研究表明，危机可能更加深远，并提出反周期的“超越凯恩斯主义”以及“纸黄金”货币构想。

在林毅夫看来，世行主要通过提供知识来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做出更明智的政策选择，以加速减贫与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这涉及研究、数据收集、分析、全球监测、预测、统计能力建设以及政策评论与建议，因此他将任职世行看作又一次求学。

随着到非洲等贫穷国家的机会增多，他对减贫和发展有了新的思考。他看到，对于陷入困境的中等收入国家，世行此前开出的药方带来更多问题。他对流行已久的“华盛顿共识”深表质疑：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贫困，是否必须推行与发达国家一样的体制，即实施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

他为此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国的发展历程，探索并尝试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方法通常来自想象，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他发现，经济发展是一个持续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的过程，这取决于一个国家如何利用和整合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本和基础设施。要识别并扶持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同时认识到市场自我调节的能力，从而削弱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促进企业繁荣发展，并引领产业升级。

他曾多次谈到非洲见闻，一些场景触动他的心灵：那些渴望改变命运的非洲人民期待的眼神，刺痛了他的灵魂。

有一次他到莫桑比克参观农贸市场，那里有很多小商贩。在菜市场卖东西需要交税，很多小商贩于是在里面打“游击”。他看到一个10岁左右的小姑娘，提着篮子卖芒果。他向小姑娘走去，却引起了警察注意，为躲避交税，小姑娘仓皇逃去，芒果撒了一地。

林毅夫说，那一刻他很伤感，感慨这个正值上学年龄的小姑娘谋生艰难：“如果我们给她更好的机会，她就能获得更多的知识，将来长大了，对于社会就能做出更大的贡献。”在林毅夫看来，世界银行就是要帮助这样的穷人，因此他把去非洲看成是播种希望。在世行四年，他不停钟摆于数个时区间，其间没有休过一次假。

正是在世行四年的经历，林毅夫对世界经济格局有了更广阔的认识视角，分析问题并不拘泥于经济学派，思考和主张更加自主自信。这在同行们看来，非常宝贵。他说，在世行就像农村学生考上繁华都市的大学，他是到世行赶考。

四年里，他亦不时伴随着激烈的思想交锋。“人们都知道他将做什么：向世界展现中国的成就。”“华盛顿共识”的执笔人约翰·威廉姆森此前这样评价林毅夫的到任。“并非所有人都对此深信不疑。”世行经济学家安·哈里森曾对媒体说。甚至82岁的诺奖得主加里·贝克尔也加入激辩之伍：“林的观点引发了争议，但极具启发性。”

林毅夫索性通过世行博客“让我们谈谈发展”，使讨论扩展到更广范围。从世行回归北大之际，他带回了对世界经济更深刻的理解，带回了更多国际经验和研究范式，也带回了他最新的研究成果——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对此，世行前首席经济学家、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戏称之为林毅夫在世行任上的“毕业论文”。 学术争议

2012年6月18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新结构经济学”学术演讲。这是林毅夫从世界银行卸任回国后的首次亮相。

他的观点让学界耳目一新，亦引发经济学界多年未见的激烈争论。

7月21日，北京大雨。北大朗润园万众楼，上下两层人员爆满。屋外电闪雷鸣，大雨滂沱，楼内灯烛辉煌，思想激荡。从各地赶来的企业家、学者围绕“新结构经济学”展开激辩，林毅夫身处其中，乐于其间。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现代经济发展在本质上依然是一个技术、产业、软性制度和基础设施结构不断变动的过程。一个国家的要素结构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都是特定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所以它们应该想方设法增加资本在其禀赋结构中的比例。这就必须利用其现有的要素禀赋结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最有竞争力的产业，创造最多的剩余和最快的积累，从而提升要素禀赋结构。

产业升级、技术变迁都有一定风险，政府要给先行尝试的企业一定的外部性补偿，鼓励企业“先行先试”。因此，政府在产业升级中要扮演引导及弥补外部性的角色。

林毅夫用这本370页的著述，颠覆了传统的结构主义和华盛顿共识。他提出的发展经济学3.0，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结果的决定因素和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变迁，以及政府、市场在此过程所起的作用，以弥补当前发展经济学的不足。

在他看来，随着中国经济在国际地位上的不断提高，中国的经济现象会越来越重要。中国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上面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他相信，只要努力，应该有机会迎来一个中国经济学大师在世界上辈出的时代。

林毅夫因此被称为 “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人”。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说，这是一位自信的中国学者，也是一位地道的中国人：专业、爱国，最重要的是务实。

虽然如此，林毅夫的新学术观点引起的争议之大，亦出乎其预料：他提出“超越凯恩斯主义”，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为政府干预经济和乱花钱提供“合理的经济学说”；他预测“中国未来20年经济还可能保持年均增长8%的潜力”，一些学者认为林过分乐观，并将其与“末日博士”鲁比尼对比而封“繁荣博士”的名号；他认为中国30年来实行了谨慎的“双轨制”改革，避免了“休克疗法”产生的巨大动荡，一些学者则认为其对“双轨制”下的政府干预与垄断视而不见；他反对过度消费，提出投资比消费更具有拉动经济增长的潜能，一些学者质疑投资拉动是一派疯话。

他提出的建立更有效的市场机制、完善收入分配、鼓励中小企业壮大等观点，却被湮没在一片鼓噪声中。对于理论求索中遇到的是与非，林毅夫淡然处之，但继续“固执己见”。

回顾20多年来的学术生涯，林毅夫庆幸自己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个见证者、跟踪者、研究者和参与者。

上世纪80年代末，他的研究从农村经济开始，逐步深入到发展战略、宏观经济、国企改革、金融改革、“三农”问题、对外贸易以及经济学研究与教学等诸多领域。从他出版的书籍可以看出他的理论沿革与思想变迁：《经济发展与转型》《中国经济专题》《解密中国经济》《从西潮到东风》《繁荣的求索》《新结构经济学》《本体与常无》等等，由农村经济到制度经济，由比较优势论到发展经济学，他有着连贯的理论脉络。

当年，他曾经整箱复印英文资料，希望取回西方经济理论的真经。如今，他力主不盲从西方理论，而应立足于本革实践，构建符合实际的理论体系。

他向《财经》记者表示：“对当面质疑的意见，我总劝他们先好好读读我写的书，然后再讲。”他说，自然科学证伪相对容易，因为可以做可控试验。社会科学证伪要难一些，各种质疑、争论在所难免，这也是证伪的过程。 跳跃求索

在同行和学生们看来，林老师的传奇人生经历，实际上是一个求索繁荣的梦想历程。其间实现了三次跳跃，每一次都拓宽了新的视野。

第一次是从海上游过来，那是九死一生的一跃。

林毅夫生于台湾宜兰县，原名林正义，后改林正谊。幼时家境贫苦，母亲以洗衣谋生。1971年大学联考后，他就读于台湾大学农学院农业工程系水利组，这年冬天，大学新生赴成功岭寒训，林正义即投笔从戎，一时间成为军方宣传的“热血报国”的明星。

此后，他到台湾陆军军官学校（承袭原黄埔军校）就读，1975年他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留校担任学生连排长。

1978年夏他进入部队后，因与长官同名而改名为“林正谊”。1979年2月16日，他成为金门防卫司令部284师马山连的上尉连长，驻防地距中国大陆的角屿仅约2公里。

1979年5月16日夜，探亲回到金门约一周后，他趁着大退潮从金门泅海约2公里来到厦门，实现了他回归大陆的惊人一跃。

30年之后，林毅夫接受美国《纽约客》杂志采访时表示，他在金门时只想着要让中国富强，但是绝大部分中国人在中国大陆；回到大陆，他可以有更大贡献。林毅夫也首度说出泅海游往大陆的经过，他用自由式游了近三个小时，上了岸，因认为海滩必埋有地雷，不敢擅自走动，便用手电筒打信号，直到驻防部队派出一名士兵抓住他。

他改名“林毅夫”，辗转到达北京，成为北大经济系硕士生。

他人生第二跃，是从北大到美国求学。这是许多人熟悉的故事，1980年，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到访北大，校方指派林毅夫做翻译；舒尔茨对他颇为赞赏，回到芝加哥后便推荐林毅夫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读书。

1986年林毅夫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毕业，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被舒尔茨教授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其后他又在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其间，他与分离已久的家人团圆。

1987年结束在耶鲁大学的研究后，林毅夫成为新中国第一位“海归”经济学家。1994年8月林毅夫与易纲、海闻、张维迎、张帆和余明德等六人在北京大学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搭建起当代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前沿平台，亦成为中国决策者的智库之一。

林毅夫第三次求索跳跃，就是2008年到世界银行任职。作为世界银行第一位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带着对中国30多年经济发展的深入了解”前往华盛顿。在同行看来，这四年是他经济理论的萃取过程，也是他视野拓宽的“龙门”之旅。

学术研究虽忙，林毅夫始终未放弃教书育人。在北大多年，他总结出一套教学方法，从“填鸭式”到“激辩式”，并结集成《论经济发展战略》等书。2012年他在北大重执教鞭，乐此不疲与学生们探讨。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新出版的《本体与常无》反映了他的教学思想：不迷信经济学理论，而应立足实际，从现代经济学的理性人基本假设出发，研究经济新现象。

求索背后亦饱蘸泪水与辛酸。他离开台湾30几年，父亲林火树过世已经11年，他一直希望回乡祭父。但今年5月28日，台湾当局防务部门拒绝了他的返乡请求，他只好在北大朗润园设灵堂遥祭先父。

故乡回不去，求索却有门。林毅夫坚信，“士不可以不弘毅”，帮助各国实现持续的动态增长，以消除贫困和实现繁荣，是他的人生新使命。从30多年前游过台湾海峡之后所开启的每一次选择，都彰显他经世济民的家国情怀。这个求索繁荣的执着追梦者，远未停止新的追逐和跳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