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面板模型的城镇化经济绩效区域分异研究

摘要：利用2000~2009年新疆15个地州市的面板数据探讨了新疆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经济贡献，研究发现：新疆的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城镇化质量不足，综合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较之于人口转移的速度存在滞后；不同地区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不同，东疆最高，北疆次之，南疆最低，经济绩效存在明显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推动新疆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城镇化；经济绩效；面板数据；新疆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2）05-0076-05

Research on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Urbanized Economic Performance Based on Panel Data Model

——Taking Xinjiang for Example

MA Yu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ihezi University, Shihezi 832003;

School of Economics, Xin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Urumqi 830012)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use 15 cities’ panel data in Xinjiang to analyze the contribution of urbanization to economic grow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urbanization of Xinjiang plays obvious role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urbanization is short of quality. Comprehensive level of urbanization lags behind the rate of population transfer.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has different leading effect in economic growth, east Xinjiang highest, followed by northern, southern lowest. It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economic performance. At last, we giv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Xinjiang urbanization.Key words: urbanization; economic performance; panel data; Xinjiang

一、引言

在中国经济过去20年取得的年平均9%的增速中，劳动力流动的贡献占了21%［1］，城镇化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和劳动力大国，对城镇化的研究不仅必要，而且迫切。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不断增加，城镇人口规模与地域规模不断扩大的一种自然、社会历史过程［2］。人口集中、资本聚集、空间集聚是城镇化的外在体现，而交易费用的节省和规模经济的效用则是城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正如埃文斯所言：在城市劳动者之间的分工和专业化加强，距离缩短使得运输费用更为节省，彼此间的交流更为方便，聚集在城市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进一步享受到规模经济、城市化经济所带来的收益 ［3］，实现了城市经济的规模效应，带动经济发展。

城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途径具体来说可以归纳如下：（1）城镇化促进农业现代化，进而带动农业发展。随着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城镇居民对农产品的数量需求和质量需求不断增加，客观上促进了传统农业向质量效益型的方向发展。农业现代化需要农业机械、化肥等工业产品的投入以及农业科技的支持，而这些是建立在城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基础上的。城镇化在实现人口集聚、产业聚集过程中，极大地提高了资本的利用效率，使得技术创新与技术转移速度加快，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良好的软环境。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使得集约化、规模化生产成为可能，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业发展实现跨越。（2）城镇化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从而带动经济发展。城镇化过程使得农村人口不断转化为城镇人口，对工业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增加刺激着二三产业的发展，推动了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在这一过程中，要素的配置效率明显提高，生产效率明显改善，从而带动经济发展。(3)城镇化是刺激内需的重要手段，进而带动经济增长。城镇化进程使得农村潜在的消费需求逐步转变为城镇居民现实的消费需求，与此同时城镇居民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会对非城镇居民形成一种“示范效应”，使得内需在原有的基础上明显增加，对于人口规模庞大的中国来说，内需的增加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二、文献综述

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就曾指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等因素［4］，而城镇化正是促进这些因素的形成的重要方式。克鲁格曼(2000)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和报酬递增的假设下将外部性内生化，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人口和经济集中便于经济活动利用相互间技术和金钱的外部性，提高生产率，带动资本形成，推动经济增长［5］。段瑞君、安虎森（2009）认为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相反经济增长对城市化的影响是很有限的。城市化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扩大内需而实现的，也就是城市化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机制是内需的扩大［6］。程开明（2010）则发现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互促共进，但两者关系在不同阶段、区域表现出不同的模式及特征，并利用关联协调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开展全国、省级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度分析，发现全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总体协调性较强，但波动明显，两者的协调度在省份之间差异较大，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7］。张景华（2007）指出城市化和经济增长是紧密联系又互相促进的，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国民产出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城市化推进是其运行中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城市化驱动经济增长的机制。中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满足了城市化的需要，城市化通过刺激投资规模扩张、产业结构优化和人力资本提升作用于经济增长［8］。沈坤荣、蒋锐（2007）通过对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指出：城市化能够通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产业结构这四条途径来影响经济增长；而且，在现阶段人力资本和结构变革是城市化与人均产出之间的显著影响渠道［9］。

国内外学者对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一致的结论，即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不同地区由于区域的差异性城镇化的经济绩效，即带动经济增长的能力是存在差异的，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何在，如何增强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带动能力，缩小城镇化地区差异则成为本文的研究重点。本文以新疆为例，探讨新疆城镇化进程，[尤其是西部大开发以来的城镇化发展对新疆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新疆南、北、东疆的城镇化经济带动作用的差异。

三、实证研究

2000年以来，新疆的城镇化发展保持了年均1.86%的增长速度，GDP的增长速度则保持在13.54% 左右。从图1可知，新疆的城镇化率与GDP增长速度基本保持同步。新疆的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如何，南疆、北疆、东疆由于经济基础、社会环境的差异，城镇化对三者的影响有何不同、原因何在将成为本文研究的问题。

1.模型、变量与数据

为了考察新疆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选取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扩展形式作为基本模型，考虑到资本、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并引入城镇化水平作为内生变量，得到模型形式如下：

Y=AKαLβUγ

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A代表技术水平；K代表资本，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示；L代表劳动力，用劳动力总数表示； U代表城镇化水平，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衡量。为方便求解，将模型两边取对数得：

LnY=φ+αLnK+βLnL+γLnU+ξ

式中，α、β、γ表示各个变量的弹性系数，ξ为残差项。国内生产总值（GDP）、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劳动力总数、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等数据来源于2001~2010年《新疆统计年鉴》及《新疆50年》。为了对北疆、南疆、东疆地区进行比较分析，探讨城镇化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本文选取新疆15个地州、市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其中北疆地区包括：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州直属县(市)、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南疆地区包括：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东疆地区包括：哈密地区和吐鲁番地区。

2.面板数据模型设定

面板数据通过增加样本数量提高了数据分析和模型的解释能力，较之于时间序列数据要有优势。因此借鉴张晓峒［10］面板数据模型形式的设定方法进行模型设定。

首先用F统计量来判断是建立混合回归模型还是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其中原假设为：真实模型为混合回归模型；备择假设为：真实模型为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F统计量为：

对全疆而言，F统计值为15.835，给定5%的显著水平拒绝原假设，因此应建立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同样的方法可以判断北疆、南疆地区均应建立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而东疆地区应建立混合回归模型。在此基础之上，运用豪斯曼（Hausman）检验进一步确定是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3.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与协整检验

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下面进行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以检验每个变量及计量模型的稳定性。本文采用LLC和PP法进行单位根检验，给定10%的显著水平，两种检验均通过即认为不存在单位根。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不管是全疆数据还是分区域数据，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劳动力总数、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国内生产总值4个变量都存在单位根，其一阶差分变量在10%的显著水平下同时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这4个变量是一阶单整Ⅰ（1）。由于变量存在单位根，需要进一步判断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本文主要采用卡奥（Kao）检验方法对计量模型进行协整检验。全疆和东疆、北疆、南疆地区的卡奥检验ADF值分别是-5.832246、-4.878210、-5.299422、-2.976082，均通过协整检验，表明4个模型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4.回归结果分析

（1）基于全疆数据的分析

对全疆15个地州、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城镇化弹性系数达到了0.593611，即城镇化水平提高1%，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0.593611%。通过比较不难发现，劳动力的弹性系数为1.446590，明显要高于资本的弹性系数0.441704，这也说明在新疆劳动力增长对新疆经济的带动作用仍旧发挥着最为关键的作用，新疆的经济仍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资本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并不高，这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在新疆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主要是石油化工行业，其余产业主要是以农产品加工为主，呈现出劳动密集型的特点；另一方面新疆地方融资能力不强，资本的趋利性使然决定了新疆难以形成资本投入的规模效应，而资本投入又必须是在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才能发挥经济推动作用，这也成为资本弹性系数偏小的重要原因。同时，城镇化的弹性系数较之于全国平均水平尚存一定差距。这说明新疆的城镇化发展尽管保持了相对较快的速度，但是城镇化质量是不足的，综合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较之于人口转移的速度存在滞后，说明新疆今后城镇化发展应逐步向质量效益型改进。

（2）基于南、北、东疆的比较分析

进一步对新疆南、北、东疆城镇化发展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进行比较分析。从模型回归结果来看，东疆、北疆、南疆资本和劳动力这两个变量均通过1%显著水平下的t检验，资本的弹性系数与劳动力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314682、0.557863、0.328908与2.110415、1.118601、2.030585。资本对经济的影响是北疆最强，南疆次之，东疆最弱；劳动力的影响则呈现出东疆最强，南疆次之，北疆最弱的特征。这与经济规律相符，资本与劳动是经济生产中的两大核心要素，资本投入增加会对劳动力产生替代，也就意味着资本对经济带动作用增强则劳动力的影响就会削弱。实际上，北疆地区尤其天山北坡地区由于本身区位优势以及已经相对良好的基础条件，对于资本的吸引力要明显大于其他区域，而资本的投入必须要达到一个阈值才能逐步发挥作用，这使得北疆的资本发挥了较高的经济带动力。而东疆和南疆则发挥了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尤其是农产品加工业成为这些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尽管吐哈盆地以及塔里木盆里拥有十分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但是石化产业尚不足以对东疆、南疆的经济产生决定影响。城镇化水平的弹性系数是东疆最高，北疆次之，南疆最低，这也意味着东疆地区城镇化的经济集聚作用最为明显，这可能与东疆人口较少、地域较小有着一定关系。同时也说明南疆相对于北疆来说，无论是城镇化率还是城镇化质量都不如北疆地区，人口转移对经济的影响并不突出，一方面劳动力转移缓慢，一方面难以形成优势产业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劳动力空间平移的效应要强于经济带动效应。但南疆城镇化水平的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通过模型实证发现，新疆的城镇化进程对新疆的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城镇化是推动新疆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结合表5可知，新疆城镇化水平的变动不仅与经济总量指标（GDP）保持了同步性，同时伴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是在缩小的，二三产业比重是在提高的。正如前文所述，城镇化通过聚集效应与规模经济的作用，减少了交易的成本，加快了要素的流动与使用效率，从客观上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新疆的城镇化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新疆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还不强，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新疆城镇化发展的质量不足。其次，新疆南、北、东疆的城镇化经济绩效存在明显差异，相对落后的南疆地区城镇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最弱，不利于全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当前新疆城镇化发展阶段来看，加大对南疆城镇化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加强政府力量推动具有重要意义。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新疆城镇化的经济绩效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新疆的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城镇化质量不足，综合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较之于人口转移的速度存在滞后；（2）不同地区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不同，东疆最高，北疆次之，南疆最低，经济绩效存在明显差异。基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以产业发展带动城镇化进程，推动新疆城镇化向质量效益型改进。新疆地广人稀，土地资源丰富，具备城镇化发展的要素优势。但与此同时由于绿洲经济的相对分散性制约了产业的集聚。城镇化是产业发展推动的结果，尤其是工业化是带动城镇化的核心动力。产业既是吸引人口转移的关键，更是支撑城镇发展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新疆的城镇化发展要实现劳动力的空间平移效应不断强化经济带动效应，这同样要依托于产业的发展和升级。因此抓住当前对口支援新疆的机遇，加强各地产业发展是推动新疆城镇化向质量效益型改进的重要途径。

第二，因地制宜地推进城镇化进程，探寻符合当地实际的城镇化路径。城镇化发展路径的选择往往因地制宜，不同的区域应该依托于本地实际开展城镇化建设。从当前新疆的经济发展阶段来看，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仍旧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因此，新疆各地的城镇化发展也应该以资源为依托，如依托于石油、煤炭等资源的资源型城镇化路径，依托于口岸优势的边贸型城镇化路径，依托于旅游资源的旅游驱动型城镇化路径，依托于特色农业资源的农业产业化带动的城镇化路径等等。总之，尽管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但其发展归根结底离不开当地的资源禀赋，尤其是产业的拉动，因此新疆的城镇化发展必须因地制宜地选择合理的城镇化路径，增强经济增长的带动能力。

第三，加大政府在新疆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带动南疆地区城镇化发展。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资本、人口、产业等关键因素，但是由于要素趋利性使然阻碍了这些因素向落后地区流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必须有一种强有力的外力作用才能打破这种不利局面。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多文化共存的特殊地区，新疆的城镇化进程必须更加重视政府的作用，尤其是在当前南疆地区由于经济基础、生态条件等因素制约下与北疆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加强政府的干预与引导是打破原有的路径依赖，推动南疆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是实现新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更是维护西北边疆稳定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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