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我们明天就出发

2013年4月15日，周一早晨，社区医院初诊怀疑爸爸得了肝肿瘤。

医生没有将结果直接告诉爸爸，只是说情况不严重，需要去大医院进一步检查。区医院进一步检查，确诊为肝脏多发肿瘤。我们又到上海一家三级甲等医院再确诊，大夫看了一系列检查单，又问了一些情况，在一张纸上详细写下进一步要做的检查。

一番辗转，预约检查、付钱。爸爸跟着我们，在医院迷宫一样的廊道里兜来转去。为了赶在医生下班之前办完一切手续，我们走得很快。我常常回头看爸爸，爸爸紧紧跟着，但总和我们保持一段距离，就像许多次我们一起外出一样，爸爸喜欢保持一段距离跟在后面。我很想和爸爸走在一起，挽着手，但他一定会坚决将我推开，就像许多次我曾经尝试过的一样。

姐姐去付钱的间隙， 爸爸坐着，我蹲在他身旁。他问：“情况怎样？”“爸爸，你希望我告诉你实情吗？”爸爸看着我：“当然。”我突然在爸爸的目光下瑟缩了：“情况不是很好，还要进一步检查肠胃。”

核磁共振检查预约在一个晚上，在一个老式大楼的地下室里。爸爸进去检查，我坐在外面等。爸爸出来后，坐在我身边，看上去很忧伤。我对爸爸说：“一家人在一起，什么样的难关都能迈过去。”爸爸没有看我，但我知道，他很认真地听见了我的话。

一项项检查结果出来，都是最坏的。为什么是我的爸爸？我一时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躲在卫生间里哭泣。晚上无法入睡，我想起小时候的许多场景：大热天，家里的母猪下了小猪，我坐在三轮车上，和爸爸一起去卖；家里收的稻谷要送去脱壳，爸爸划着船，我坐在船舷边，看到河里有蛇游过，大声尖叫；妈妈生病住院，爸爸骑一辆自行车载着我们去看她，后面坐着姐姐，前面坐着我，我们喊着口号，为爸爸加油……多少爱，都融在了过往的记忆中。

检查结果出来后，妈妈和姐姐都反对将病情如实告诉爸爸，怕爸爸心里承受不了。家里的气氛开始变得凝重起来。饭桌上，所有人都担心爸爸问起病情，怕他说绝望的话；和爸爸独处变成一件让人尴尬的事；爸爸也更加沉默，欲言又止。

但突然有一天，好像一个神秘的转换器转动，爸爸、妈妈、姐姐和我，在一次饭后的谈话中，被调到了同一个频道。我们详详细细地向爸爸解释他的病情，只有事实，没有情绪。我们很悲伤，但气氛豁然开朗。

之后，走了几家医院，见过不少医生，所有的医生都判定无手术机会。爸爸对我说：“我不怕，心里很平静，就是有一点，不要让我痛苦。”同事递给我一份关于世界卫生组织倡导安宁缓和医疗的报道：“不推迟自然来临的死亡，解决临终者所有的不适和痛苦。”这就是我想要给爸爸的，但去哪里寻呢？病中的时光如果不用寻医问药来填满，那该用什么来充实呢？

必须做点儿什么。我提议：“爸爸，我们出游一次吧。”“蛮好的，去哪里？”“香港或三亚，你选吧。”“三亚不错。”要避开客流高峰，爸爸又希望一大家子人都去，于是上班的、上学的都请了假，老老小小11人，住到了美丽的亚龙湾海滩边。

爸爸兴致很高，和3个外孙一起在沙滩上玩沙子，下海游泳，站在齐胸深的海水里久久远眺。

我也恍惚回到了从前。那时候，我们的家就是爸爸妈妈、姐姐妹妹，一家4口。妈妈是个很有主见的人，很能干，好面子，心气很高。在那些经济窘迫、境况艰难的年月，我和姐姐都觉得，是妈妈在掌舵，将我们这个风雨飘摇的家，一步步撑出来。

但真的是这样吗？也许我从未真的认识爸爸。

有一段时间，家里特别艰难。妈妈得了肺结核住院，我只有10多岁，和姐姐一起上学，爸爸一个人工作。他一直做着辛苦而收入微薄的工作，农民、保安、门卫、押货员、送货工、流水线工人。我和姐姐同时上高中的一段时间，是家里经济最紧张的时候。那时爸爸做着两份工作，每天看到爸爸上班下班，我心里就安定些，心想，爸爸绝对不会因为家里经济困难就不让我上大学的。

丈夫说他很敬重爸爸，觉得他幽默、隐忍、宽厚，心态开放，很愿意接受新事物，内心有柔情，是一个大丈夫。这就是为什么，长久以来我总觉得奇怪，爸爸贫穷，没有多少文化，却始终保持着一种尊严——原来使他保持这种尊严的，不是懦弱，而是包容。

三亚回来的路上，爸爸对我们说：“如果有机会，北京是要去一次的。”

好的，爸爸，我们明天就出发。

（摘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