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肉产品安全与产业链整合

【摘要】 肉产品的安全状况是令人担忧的，导致这种状况的基本因素是生猪产业集中度低、监管成本高，为此需要对生猪产业链进行有效整合，以提高产业的集中度。本文在阐述我国生猪产业链情况，分析其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产业链整合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猪肉 生猪 食品安全 产业链

一、猪肉产品安全与产业集中度

1、猪肉产品安全状况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食品质量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作为全球最大的猪肉生产及消费国，中国的猪肉质量安全问题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在全球化的今天，猪肉的质量安全不仅事关国内的消费，也对中国生猪产品的国际贸易具有严重影响。然而，众所周知，我国猪肉的质量安全状况令人担忧，猪肉安全事件频频出现。导致猪肉安全问题的因素很多，其中有些是生产、经营者无法控制的客观因素，比如环节污染、天然有毒物、化学物残留（农药、兽药、重金属等）。而更多猪肉质量安全问题则是生产、经营者人为造成的，包括注水肉、病死猪肉、泔水喂猪、“瘦肉精”等违禁药物添加。

不久前被央视曝光的“瘦肉精”案件令各界震惊不已。“瘦肉精”过关斩将，通过饲养、运输、屠宰、销售等层层关卡，从河南的猪场顺利抵达江苏的餐桌；甚至能通过中国肉类加工第一品牌――双汇集团的“十八道检验”。

事实上，在猪肉质量安全上，除了“瘦肉精”外，其他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比如注水肉。注水肉是伴随着生猪市场的放开而出现的，至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在猪屠宰前往猪胃里灌入大量水分以使其毛重增加；或在屠宰后往猪心脏注水，使水分通过循环系统扩散至肉体以使净重增加；或把猪肉泡在水中，以增加肉的含水量。由于一般注入水的卫生没保障，有些甚至使用工业废水或生活污水，所以注水肉不仅存在缺斤少两问题，也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在注水过程中，为达到保住水分不外溢或是延长保质时间等目的，工人还可能注入诸如矾水、阿托品、工业色素及防腐剂，甚至还注入致癌的硝酸盐类物质，这样对人的危害就更严重。

而这些猪肉质量安全问题的出现与产业集中度低、监管成本高密不可分。

2、生猪产业集中度低

食品是一个环节多、链条长的产业，从田间到餐桌，包括种植业、养猪业、加工、运输、储存、销售等很长的产业链。在这个长长的链条中，我国的产业集中度很低，尤其是生猪饲养环节。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都是以小农经济占主导，规模普遍很小，生猪生产也不例外。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生猪市场放开以来，生猪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养殖规模不断扩大。1999年年出栏50头以下的养猪场/户所占出栏比重为79%，到2006年这个数字已降至60%以下，2008年则降至50%以下（见表1）。然而，目前我国生猪生产以分散饲养为主的格局并没有改变。

而表2表明，到2008年，年出栏50头以下养猪场/户出栏的比重为44%，年出栏100头以下养猪场/户所占比重为57%，年出栏500头以下养猪场/户所占比重为73%，而年出栏1000头以上养猪场/户所占比重还不到20%。换言之，目前我国大部分生猪是由年出栏100头以下养猪场/户所提供的，其中绝大部分则是由年出栏500头以下养猪场/户所提供的。我国生猪产业集中度可见一斑。

分散饲养在技术、资本、管理等诸多方面都具有比较劣势，产业链上产供销一体化格局难以形成，各环节的利益分配矛盾突出，难以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小生产与大市场脱节，抗风险能力较弱。值得一提的是，生猪生产环节的低集中度是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基本矛盾，会导致产业链其他环节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3、生猪产业监管成本高

在生猪生产方面，饲养的分散化自然导致生产环节的监管难度大、监管成本高。以“瘦肉精”为例，这属于国家早已明令禁止使用的添加剂，但总是禁而不止。对于“瘦肉精”的检测成本不低，只能抽检，一般按0.3%～0.5%的比例抽样检测。但对于人力物力有限的基层来说，很难做到随机抽样，一般的做法是选取规模相对较大的养猪场/户作样本，这意味着对普通养猪户的监管就留有空白。从现实看，添加“瘦肉精”的一般都是小规模养猪场/户。

从生猪的上游看，以散养户为主的养殖结构造成了这一环节的混乱格局。很显然，对于广大养猪农户而言，他们无论对产品质量，还是技术服务，要求都相对不高，他们的真假辨别判断能力也相对不强。这种状况导致上游产品供应商的竞争主要停留在价格层面，产品的产业化程度不高，加之饲料及兽药等上游行业的进入门槛低，只要有一些经销商，即使是小企业也能生存下去。中国目前兽药行业经过了GMP认证的企业就数以千计，而饲料企业更多，但绝大多数是规模小、技术含量低、且不提供服务的。

这种状况还造成了饲料和兽药等上游产品销售的“散、乱、差”局面。面对成千上万的养殖场/户，上游饲料、兽药企业只能依靠经销商，而经销商一般为当地农民。从这次“瘦肉精”事件看，这些经销商从地下渠道获取“瘦肉精”，然后分散包装暗中销售给当地养猪户，并传授使用技术。这些经销商大多属于散兵游勇，监管难度非常大。

从下游看，生猪饲养的分散化，使产品的流通环节难以监管。生猪饲养的分散性意味着流通的分散性，生猪或猪肉的源头寻找困难，产品难以追溯。另一方面，生猪生产的分散导致流通的中间环节多，有猪贩子，也有经纪人。这些中间商的出现，成为生猪产品供求的中介，有利于缓解生猪的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有利于搞活流通。但他们像上游的经销商一样，一般也是当地农民，流动性强，监管难度大。中间商的流动性也导致生猪产品质量追溯困难。

二、生猪产业链整合

上述分析表明，导致猪肉安全问题的基本因素是生猪产业集中度低，因此，要提高猪肉产品的安全度，需要提高生猪产业的集中度。提高产业集中度，最直接的方式是提高单个生产经营单位的规模化程度，但这并非一蹴而就，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提高产业集中度的另一种方式是对产业链进行有效整合。目前生猪行业的主要问题是生产的分散化，因此生猪产业链整合主要是对广大养猪户的整合，即对广大养猪户的经营组织进行有效整合。

1、生猪生产经营组织情况

目前我国生猪生产经营组织主要有下面几种方式。

（1）“养猪户+养猪户”。这是一种养猪户根据自愿、互助、互惠原则联合起来的一种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它在产前、产中、产后等环节为组织成员提供一项或多项，甚至系列化服务。由于目前中国农民的合作意识相对不强，难以自发地有效组织起来，一般需要由农村中的能人或某种外部因素来促成。

各种类型的农村养猪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运行中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具有明显的群众性、专业性、互利性和自；二是大多体现了“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三是根据市场需求和成员的需要开展力所能及的服务；四是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内部经济关系有的较为紧密，有的较为松散，紧密度取决于农民的认识和需求、有无资金以及服务能力等多种因素。

（2）“公司+养猪户”。这种方式是生猪产业链中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的实体企业与养猪户通过契约的方式建立起的经济合作方式，这是生猪产业中较普遍的方式，但目前饲料、兽医等上游企业作为龙头企业与养猪户进行合作的不多，而屠宰加工等下游企业与养猪户合作的相对较多。

“公司+养猪户”又有两种基本的方式。一是松散的合作关系，公司与养猪户签订供需协议，约定农户饲养的生猪只能销售给公司，而公司则必须收购农户的生猪，即基本是一种供求关系。二是紧密的合作关系，公司与农户不是一种简单的供求关系，产前、产后都由公司负责，包括向养猪户提供种苗、饲料、兽药、技术等要素，产品也由公司收购，养猪户只负责饲养。

（3）“公司+中介+养猪户”。该方式就是公司通过中介与养猪户签订合作协议，而不直接同养猪户打交道。中介主要包括养殖大户、中间商或经纪人、专业合作组织、基地、园区、政府、村委会、供销社等，他们在产业链中起桥梁作用。

在“公司+中介+养猪户”的模式中，常见的主要有以下几种具体方式：一是“公司+中间商+养猪户”。这种方式的中介是中间商，包括生猪产业链上游的饲料、兽药等经销商和下游的猪贩、经纪人等。这些中间商还会提供生产技术、市场信息等方面的帮助，甚至通过赊销等方式为猪农提供金融方面的服务。中间商一般都是本地农民，熟悉当地环境，无论对于饲料、兽药等的销售，还是对生猪的流通，都能降低交易成本。当然，就合作程度而言，无论是企业与中间商，还是中间商与农户，这种组织的合作都较为松散。

二是“公司+合作组织+养猪户”。这种方式是公司通过合作组织同农户打交道，是以合作社为平台同农户进行经济合作。当然，生猪饲养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农户身上，不过鉴于合作组织的性质，这些农户之间会增加互助内容。

三是“公司+基地+养猪户”。这种组织形式的中介为自然村、行政村，甚至整个乡镇。企业通过这些基地同农户合作的程度一般也是比较松散的，企业通过基地为猪农提供必要的技术、信息等方面的服务。这种形式的优势在于可借助行政的力量建立合作关系，可降低交易成本，但其弊端在于行政力量的参与，有可能违背农民的意愿，背离合作的初衷。

四是“公司+养殖小区+养猪户”。这种组织形式的中介是养殖小区，但小区的建设有两种方式。一是政府主导。政府负责规划园区，征用土地，建设基础设施，并制定有关优惠政策，吸引养猪户进入。企业通过现成的养殖小区同养猪户合作，小区相当于一个基地，所以这种方式类似于“公司+基地+养猪户”。二是企业主导。当然企业还是要依靠当地政府征用土地和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并制定相关优惠政策，但小区的投资主要靠企业。企业对进入小区的养殖户进行全方位的管理和服务，企业提供种苗、饲料、兽药，甚至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务，防疫和排污也由企业统一处理，产品由企业按事先约定的价格统一收购。很显然，这是一种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小区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企业的一个养殖场。

（4）“公司+中间商，中间商+养猪户”。在“公司+中间商+养殖户”的组织方式中，公司通过中间商与养殖户打交道，但在现实商业活动中，有些商贩自立门户，向养殖户销售的饲料或兽医等产品，其进货渠道并不是特定的生产企业，因而也不受这些企业的约束，当然这些企业也不对养殖户承担相应的义务，结果只是公司同这些商贩进行合作，而商贩再同养殖户进行合作。在生猪产业链的下游，有些商贩也是自立门户，向农户收购生猪，但并不销往特定的屠宰加工企业，因而也不受下游企业的约束。当然这些下游企业也不对养殖户承担相应的义务，结果只是商贩与养殖户进行合作，而这些商贩再与屠宰加工企业进行合作。

2、经营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

（1）组织内部力量不均衡。在生猪经营组织中，主要涉及两个行为主体，公司和养猪户。在两者的博弈中，公司显然处于强势地位，养殖户处于劣势地位。公司不仅技术先进、资金雄厚、消息灵通，而且市场意识强，属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广大养猪户规模小、技术落后、技术匮乏、信息闭塞、市场意识淡薄，还对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法律法规不甚了解，属于矛盾的次要方面。分散的养猪户一般也缺乏有效组织，基本上是“土豆一筐”，各自利益相互独立，在同公司的博弈中，还往往各自为战，养猪户之间相互竞争，恶性循环。这种力量悬殊的状况导致“公司+养猪户”的组织形式中养殖户在与公司的交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养殖户的利益易受到损害。在中间商与养殖户的博弈中，情况也类似，作为小规模、分散的养猪户总是很难摆脱劣势地位。

（2）合作方之间的约束力不强。事实上，目前中国生猪经营组织中，无论是养猪户之间的合作，还是公司与养猪户的合作，其关系都是比较松散的。加上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即使签订了合同，也对合作各方的实际约束力不强。对公司而言，其处于相对强势地位，当企业效益不好时，企业往往会将损失转嫁给农户。另一方面，当产品供不应求，市场价格高于合同约定的收购价格时，农户容易违背合同，私自将产品出售到市场。因此，合作各方之间需要形成一种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

（3）政府错位，市场扭曲。公司与养殖户的合作本来是一种市场行为，根据自愿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各自在合作中的权利和义务，政府要做的是进行有关的基础设施投资，维持市场秩序，确保协议的贯彻执行，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必要的话还可为各方合作提供中介服务。然而在现实中，政府往往越俎代庖，干预各方的合作行为，有时甚至违背农民意愿，强迫农户与公司合作。尤其是在“公司+基地+养猪户”的合作中，政府为了建立基地，有时采取整组甚至整村推进的方式，要求有关农户全部加入基地。政府的强制行为，会导致市场扭曲，合作失去基础，其持续性往往很差。

3、整合产业链的政策建议

（1）组织内部力量均衡化。产业链组织模式的好坏关键要看其效率高低，参与各方力量不均衡的组织运行效率是很难提高的。作为生猪生产经营组织两极的公司和农户，两者之间力量的不均衡是一种非均衡的博弈结构。当然，我们很难人为改变两者之间的实力，但可以通过将养殖户联合起来，即建立合作组织的方式来间接提升养殖户的实力。势单力薄的养殖户可以通过联合，将“公司+养猪户”的非均衡结构组织改造成“公司+合作组织+养猪户”的均衡结构组织，这样小农就可以同公司进行平等谈判，也会增加对双方的约束力。

（2）政府功能本位化。政府需要认清自己在生猪产业链整合中的作用和定位。首先要回归政府本位，即政府的职能主要在于为社会提供公共品，比如确保食品安全、防控疫病等等。而对于生猪产业链的整合，政府主要要在政策上加以引导，而不是进行直接干预。政府需要在产业政策上促进生猪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在推动生猪规模养殖发展的同时，促进产业链的整合，尤其是生猪生产经营组织模式的优化。

（3）制度创新。生猪产业链的整合不能局限于现有模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开拓创新。从广义的范围看，生猪产业链包括养猪户、实体企业、金融机构、中间商、合作组织、政府等各要素，应当将这些要素进行有效整合。在这方面四川省资阳市的经验值得借鉴，该市在“猪链球菌病”爆发后，痛定思痛，在董家坝创立了一种叫“六方合作”的组织模式。这种模式就是在政府的主导和统一协调下，集金融支持、贷款担保、政策保险、风险防范、技术服务、良种繁育推广、农户养殖、饲料供应、加工企业订单收购、协会协调服务为一体的系统工程，在“六方合作”框架中，各主体之间实现了有效联接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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