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知识文本的观照与整理

时间:2022-08-29 01:42:09

论对知识文本的观照与整理

[摘要]编辑学研究的出路在于以哲学为指路航标。在现代社会,编辑学为知识传播的社会化操作提供理论指导与技术规范。编辑学原理是在编辑行为中对知识文本的观照和整理。观照的层次是倾向与位置、面目与方法、框架与知识。观照需要通识,在知识层面是文献意识。文献意识的内容在高等教育体制中分属不同学科,因而有必要建立“编辑文献基础”课程。整理是以理性思维为编辑行为对象建立新秩序,完成新样品。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已经深刻改变了编辑行为的效率和效果。在此基础上以系统科学理论建立图书系统工程概念,有可能为今后出版行业的深度企业化提供新命题。

[关键词]编辑学 观照 编辑文献基础 整理 图书系统工程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

最近30年,编辑学理论建设向深度与广度大踏步推进的表现主要有三个。第一,中国编辑学会主导,先后由阙道隆、邵益文主编的《中国编辑研究》自1997年至2010年逐年出版,收录上一年编辑学研究的重要文章,特别是《理论探讨》《学科建设》栏目,留下了编辑学理论建设不间断发展的轨迹。第二,丛林主编的《中国编辑学研究述评(1983-2003)》于2004年出版,兼具辑览与评述功能,成为阶段性总结。以编辑规律、编辑学科体系与地位为论题发表多位时贤诸说的文章《编辑学研究:路在何方》于2011年发表,也是具有集约规模的综述。第三,中国编辑学会编,邵益文、周蔚华主编的《普通编辑学》于2011年出版,是标志近年编辑学理论更趋成熟的专著。受此影响,本文略述作者关于编辑学的主张和认识,行文间或采用李景和先生的“编辑行为”概念[1],所论以文史哲特别是文物博物馆考古领域的图书编辑为背景。文或不当,尚祈方家教正。

我们主张,编辑学研究的出路在于以哲学为指路航标,编辑学的原理是在编辑行为中对知识文本的观照和整理。

为说明编辑学的研究出路和编辑学原理,首先需要澄清前提,划清界限。

第一,编辑学是怎么办的科学。在人类知识谱系中,哲学是追问为什么的问题;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回答是什么的问题;编辑学和社会科学其他各个学科及工程技术中“基于现实思考的解决问题的方案的研究”一道,应对怎么办的问题。在现代社会,编辑学为知识传播的社会化操作提供理论指导与技术规范。编辑学研究的对象是编辑行为,研究的方法是实证的方法。

第二,编辑学活跃在编辑史当中。一代有一代的学术。一代有一代的技术。一代的学术和技术必然在一代的编辑范式[2]中留下自己的烙印。中国传统的治书之学古典目录学、校雠学产生和形成于整理写本群书的编辑范式。在版刻图书通行天下的时代,出现并形成了古典版本学。从近代印刷技术在中国通行之后,伴随着出版行业的日益商业化、规模化,形成编印发三足鼎立格局下的近代编辑范式。信息技术革命浪潮的到来,特别是一大批文字、图像处理技术的高歌猛进,在大幅度压缩从原稿到印前工序自然时间长度的同时,极大地扩展了艺术想象与形象的空间,造就了现代编辑范式和图书系统工程的产生。

第三,编辑是思想的事业,出版是资本的战场。在资本、信息全球化的时代,现代编辑范式正在形成。现代编辑范式包括:陈述明确的编辑学基础原理,把基础原理应用于各种类型编辑(或者称之为部门编辑)的规范方法,处理文字、图像、影像、音频信息的设备、技术和操作规范,最基本的通过投入产出实现资本增值的市场意识,关于知识产权、出版管理、国家标准的通行观念和操作规范。

第四,编辑是从属于社会文化产业的子系统。编辑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旗帜下以协奏主旋律为首要任务,同样也有社会文化传承的责任,二者融为一体。编辑的主干在出版行业,典型表现形态是图书。编辑表达的内容以知识为主,覆盖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各个领域。编辑的工具学科是语言文字学、艺术学、逻辑学、法学、心理学,内部分工类似医学学科,传播对象类似教育学学科,制造产品的手段需要工科技术,达到目的的途径依靠经济学的法则和社会学的智慧。当前编辑学科教育正在高等科学研究教育和高等职业技能教育的路口徘徊,编辑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在重大问题上尚待业界取得共识。

在这样的前提与界限明确之后,我们主张,编辑学研究的出路在于哲学。首先,哲学是人类“建立在通晓思维历史及其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形式”[3]。任何部门编辑或者类型编辑的行为对象,都在人们“思维历史及其成就”的范围之内。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哲学思维的参与,没有从常识思维跃迁到哲学思维,就无法对编辑行为进行理论的反思与概括。其次,编辑学研究的是知识的社会化传承的规律与方法。一般说来,编辑学不产生新的元知识,而是产生派生知识,也包括此前既有知识的新的形式。简言之,编辑学是关于知识传承的科学。编辑学把既有知识经过改变形式或者重新组合再次传承。这里的新形式要符合时间、空间、语言、文字、社会阅读习惯、传播方式、适宜形态、商品交换的市场价格等新的要求,满足具有针对性的时代需求。在这里,同样需要从科学思维升华到哲学思维,从而指导编辑行为达到目的。再次,没有哲学的社会科学,无法建立自己的体系和划清界限。既然承认编辑学属于社会科学,编辑学毫无疑问必然需要哲学的概括与指导。编辑学只有按照哲学的思维方式反思自身的历程与现状,才有可能建立科学的编辑学理论体系。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社会,编辑行为都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第一,编辑行为的有限独立性。例如,刘向、刘歆父子校书,自觉地以主流思想儒家理论为宗旨。《四库全书总目》纂成,奠定了清代以汉学取代宋学的学术风气转向;但清高宗“寓禁于征”,大批禁毁、铲版图书,暴露“稽古右文”的真实意图,是改造汉族文化以适应清代皇族统治的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虽然是否符合主旋律是编辑行为的价值取向,但由于出版业商业化日益成熟,劳动的增值也成为编辑行为的先决条件之一。第二,编辑行为具有鲜明的操作性。这种操作性在信息革命浪潮中越来越增加编辑行为的技术含量和对相关设备的依赖程度。在生产、交换、流通、管理和消费等关键性经济活动已经基本信息化的社会条件下,编辑行为成为遍布社会各个角落,以劳动增值为目的的日常性的知识操作。直接说,编辑行为的操作者,实际上是不直接创造纯粹物质财富,而是编订造办社会必需文化商品的知识工人。[4]编辑行为的这两个规定性,决定了编辑学的原理是在编辑行为中对知识文本的观照与整理。

人类的知识,有默会知识,有口头知识,也有文本知识。当文本知识产生并且积累到一定规模,人们按照一定的观念对这些文本进行整理和校雠,最初的编辑行为从此产生。古往今来,所有的编辑行为对象不超过以下范围:事实的记载,理论的表述,现象的描述,情感的表达,以及对既有文献的诠释、考证、补充、重新组合和制造伪文献。从孔子编订六经“述而不作”,到今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MEGA2)的编辑出版,认真审视所有的编辑行为,一层一层去掉所有表面现象进行高度概括,最后能够留存在严格审查目光之下的,只有观照和整理。这就是编辑学的原理。

观照,佛教语,指主体静观世界以智慧照见事理。五种般若之一有观照般若。它和观念、觉悟一样,是中古外来语。民国初年,近代佛学家吕澂撰写中国第一部美学专著《美学概论》,在第五章《美的观照及艺术》把这一佛学概念引入美学,用以探讨艺术审美问题。吕澂给观照所下的定义是:“盖观照者,非以静止之自我与生动之对象相对待,乃依对象之要求与之俱动者也。与对象俱动,而后对象之生命乃得尽流向吾人之内,而其真价始显然。观照之所以为观照者,即在乎此。”[5]作为现代学术术语,观照是“在无所为而为中对对象进行审视”[6],有一种主体对于客体的超然态度。这种超然态度和“依对象之要求与之俱动”的方式,确切概括了编辑行为的规定性和有限独立性。

我们主张,作为编辑学原理的观照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观照倾向与位置。首先,看编辑行为对象与主旋律的关系。在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占据意识形态的绝对主导地位,但是并不等于没有别的声音和倾向。[7]所谓位置,是观照编辑行为对象在学术研究序列中的位置,也可以理解成水平、高度。

第二个层次是观照面目与方法。这里的面目,指编辑行为对象的基本面貌,通常大多数是中规中矩的专题研究,但是也有几种比较特殊的情况。一是平行跨界研究,即通常所说的交叉研究。二是以高就低介绍,即通常所说的普及。最令人心惧的是学术功力不足,硬扛大题,看似锦绣,涉嫌泡沫。这种面目,最易误诱编辑行为人身陷泥沼。基本面貌,还包括有无对于论题的学术回顾。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是具有决定性的金标准。所谓方法,即编辑行为对象的路数。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第十三节总结了清代朴学的十条特色。这十条特色对于今人治学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现在取来略加改述,作为观照编辑行为对象治学方法的参照标准。一是凡立一题,必凭证据,臆度无证据者不取。二是选择证据,以真为尚。凡有第一手材料存世并且可以找到,不取第二手材料。三是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存疑。四是回避或者隐匿、曲解证据,皆为不德。五是尽量搜集同类事项材料,竭泽而渔,广泛比较,即归纳法中的追求大样本、大数据,以便结论相对可靠。六是凡引据前人旧说或者时人之说,必须明确说明所据,抄袭、剿说为大不德。七是观点不同,平等讨论。八是争论以论题为范围,词旨温和,互相尊重,如有讥讽,是为不德。九是研究贵精而深,结论当如铁铸。十是文字贵朴实简洁,忌节外生枝。[8]

第三个层次是观照框架与知识。这个层次要强调一个前提,熟元典,具通识。元典,即中国古代基本的和常用的典籍。通识,最为关键。通识的知识层面就是文献意识。文献意识的内容包括:掌握历史年代学以建立时间概念,掌握历史地理学以建立空间概念,掌握古文字学、文字学特别是20世纪以来文字改革和规范化历程以建立对文本字形的感觉,熟悉古典金石学、版本学以清楚文本的载体、材质、形制的历史沿革,熟悉古典目录学以掌握古代典籍的分类沿革,熟悉《四库全书总目》以掌握古代典籍的一般体式。这六个方面构成通识的知识层面,即文献意识。在今天的一般知识谱系和高等教育的专业划分中,这六个方面的知识都不在编辑出版学的名下,而是分别归属于历史学、中国语言文学类下的古典文献学、考古学以及文物与博物馆学。一般说来,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行为,都需要文献意识。因此,高等院校的编辑出版专业教学,有必要把这六个方面的基础知识集成传授,课程名可以为“编辑文献基础”。在熟元典、具通识的前提下,观照编辑行为对象的逻辑结构有无问题,框架是否均衡合理,有无畸轻畸重现象,知识上有无硬伤,用字体系是否合理,等等,大致不会出格。

观照的基本特征是“依对象之要求与之俱动”[9]的审视。没有深厚的背景知识,谈不上理性的观察。这里的思维方式,第一是跨界思维,第二是类比逻辑推理。跨界思维是一种具有系统论色彩的思想方法。这种方法的前提,是确认世界上任何系统内部紧密联系,外部与其他系统互存互动,构成世界的普遍联系。跨界思维的主要方式,是以一个知识关键点为基点,逻辑串联系统内部和外部的知识,跨越概念、学科的界限,从而成为知识增长的重要途径。[10]跨界思维对于编辑行为中的选题策划是极为重要的思想方法。类比逻辑推理的主要环节是联想和比较。这种推理有局限性,是不够严密的或然推理,不一定具有必然性。

整理,就对象整体或者外部关系而言,即通过归类、排比,确定对象在类中间的次序;就对象内部而言,则是调整结构,加工完善。

作为编辑学原理的整理,是在编辑行为中以理性思维为对象建立新秩序,完成新样品。这里的前提,是以系统科学理论对编辑行为对象进行解剖和改造。

《物种起源》的作者达尔文曾经描述科学的定义:“科学就是把事实分门别类,以便从中得出普遍的规则或结论。”[11]这里的科学指自然科学。把事实分门别类,就是整理,即把经验层次所获得的感性材料,抽象出内在规定,上升到理论层次。这种升华依靠理性思维方式,通常采用的方法有归纳法、类比法和数学方法。

编辑学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既有相通之处,又有重要的区别。编辑行为为对象建立新秩序,包括外部秩序与内部秩序。外部秩序,是在观照的基础上,为编辑行为对象定位,针对时代新需求,确定对象在知识谱系、社会形象序列和市场价格序列中的位置。首先,知识谱系定位,即对象的知识层次归类,一般有基础记载类、专题研究类和知识普及类。基础记载类有选择性记载、全景式记载,形态有排录、影印、图录等。专题研究类有专著、个人文集、会议文集、定期连续出版的多人文集以及翻译著作等。知识普及类即大众读物,各个学科都有这个层次的图书。其次,社会形象定位,包括对象的开本、装帧形式确定。开本与装帧形式密切相关,是知识谱系定位的外在表现。特别是在装帧设计中封主、封图、封眼的确定,既要体现内容与特色,又要在浩如烟海的新书中跳进潜在消费者的视域,需要设计师超凡脱俗的才华与智慧。再次,市场价格定位,是对象在社会商品交换中实现自身价值的尺度定位。所有编辑行为的对象都要在完成产品形态之后实现商品交换,从而保证增值。因此,社会形象定位与市场价格定位一道,成为联结编辑行为与文化消费之间的感性的纽带。社会文化消费者何时何地受到吸引打开感性纽带联结的另一端的窗户,取决于社会形象定位是否准确,市场价格定位是否适应目标消费者的购买力,以及其他的营销渠道与策略。

内部秩序,一般说来是体式和体例、正文结构、图文配合方式、前后零件次序等。建立内部秩序的过程,一般包括编辑加工、校对通读、色彩管理和核红、蓝纸检查、样书检查等,必要时需要印刷跟色、特种装帧材料和工艺的流程跟踪。在这里,特别要强调指出,编辑加工的定律是:清晰思维,精确表达,合理统一。

完成新样品,是建立新的内外秩序的直接表现与结果。把出版行业的编辑、出版、发行看成整体的三个局部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认识。这种认识包含一种观念,即把编辑和出版当做彼此独立的上下游衔接的两个环节。我们认为,前文所述编辑行为的操作性,正在从技术和工序上把这两个环节整合为一个联系紧密的完整流程。这个流程的起点是选题,终点是图书产品入库。我们主张,以系统科学的理论为方法,把这个流程看做一个整体,名为:图书系统工程。

编辑行为物质条件的变化决定编辑范式的变化。甲骨金文是前书籍形态。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以墨或者漆书写在简牍、绢帛、纸张上面;又刻字上石,进而拓墨技法出现。[12]文本的形成是单独书写或者铭刻,复制的方式是抄录或者传拓。在这种物质条件下的编辑范式,产生出目录学、校雠学。自从初唐出现最早的印刷术产品佛经和印纸,两宋以下官私版刻盛行。在这种条件下的编辑范式,形成印刷字体通用、字形逐渐规范、版本学渐兴的特点。晚清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莫绳孙《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新中国郑振铎创编北京图书馆增补《中国版刻图录》,联合奏响雕版时代的“渔舟唱晚”。西方传教士带给中国的不仅是基督教义,还有近代印刷术。铅活字、平版印刷和铜锌版印刷技术先后传入中国,造成图书形态的日新月异,版面构成的多样变化和纸墨色彩的丰富精致。这个时代,形成编辑、印刷、发行的三足鼎立,编辑的案头以字书、红笔、剪刀、糨糊、直尺为操作工具,文本符号从原稿到成品的转移需要多遍精校,图文合并的效果无法直观,编辑和印刷成为各自相对独立的两个部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信息革命的浪潮开始席卷全球,改革开放深刻影响了中国出版业,出版业的结构性革命开始静悄悄地推进。这种结构性革命的核心内容有两个。第一个是形成文本的符号在理论上可以与复制印刷的符号实现无缝对接。这种无缝对接,以文本形成符号与印刷复制符号是同一个来源为前提,大大缩减了原稿文本与印刷复制文本之间符号转移的排字、校对环节占用的大量人力劳动,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效率。第二个是图像复制与图文配套技术的高歌猛进。这种进步的直接结果是出版物中图版数量的巨增,色彩精致,版面构成变化丰富。人们感慨“读图时代”的惊呼,赞叹的是编辑行为效果的革命性改观。有学者总结这种技术进步带来的感性直观的变化,并上升到理性思维,概括为“书籍形态学”[13]。这一主张认为文字、图像、素材、色彩是构成书籍形态的四要素,对四要素感性和悟性的把握,凝聚成表现力,构成知性的智慧网,体现有条理的秩序之美。毫无疑问,这种主张的客观依据,是编辑行为向现代印刷技术的印前工序渗透,已经包含了把书籍整体看做一个完整系统的前提。

在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中,技术条件已经具备,人们的实践活动已经是真实的自在,缺少的只是人们的自为与共识。我们主张,图书系统工程包含三个子系统。第一个子系统是内容系统,这是最主要的子系统。这个子系统的主要内容,一般情况下就是文本符号有序而且精确表达,可以理解为正文和前后零件及附录;如果是图录、画册、工具书、影印书、论文合集,则需要单独制订子系统的运作方案。第二个子系统是形态系统。这个子系统是指书籍形态的整体设计。这两个子系统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在操作过程中互存互动,在不同具体表象中各分主次。“一切设计都是围绕特定内容展开的造物活动,任何内容都不会脱离一种形式而独立存在,内容和形式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在任一思想内容从原有状态变成某种应用形式的过程中,都存在着转换的环节,并且不管结果如何,新的形态语境必定会赋予它新的意义。”[14]第三个子系统是工艺合成系统。这个系统包括材料、工艺方案、色彩管理、形态定型等。三个子系统构成完整的图书系统工程的流程。这个流程的完成,既是整理的完成,也是新样品的产生。在这里,特别要强调指出,图书系统工程的定律是:进度服从质量。

在出版行业企业化的形势下,本文所称图书系统工程概念,具有现实意义。第一,中国的现代图书出版,艺术含量日益增加,单册印数越大潜在重印概率可能性越高。这些品种是否贯彻图书系统工程观念并在其间控制成本和精细打造形态,关系到这一品种的社会形象与留存时段,即重印再版的次数。第二,越来越多的图书品种依靠出版社与设计工作室之间原稿加设计的合作模式。这种合作模式下的双方,如果以图书系统工程作为双方共同认可的操作平台,在质量、结算等方面更容易协调,并达成共识。第三,今天出版业从业人员的流动性和归属感存在潜在矛盾。在出版单位贯彻图书系统工程观念,不仅关系到打造品牌,而且有利于对后继力量的培训与锻炼。这无论是对本单位还是对全行业后继力量的素质培养,都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因此,图书系统工程观念,有可能为出版业深度企业化提供新的积极性命题。

四、结论

我们根据编辑学的前提与界限,论证编辑学的原理:在编辑行为中对知识文本的观照与整理。观照的定律是依对象之要求与之俱动,从中推导出编辑文献基础。整理的定律是建立新秩序。为编辑行为对象建立内部新秩序的定律是清晰思维,精确表达,合理统一。从整理的技术进步和书籍形态学这两个新条件,推导出图书系统工程。图书系统工程的定律是进度服从质量。

恩格斯说:“我们的主观思维和客观世界遵循同一些规律,因而两者的结果最终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支配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这个事实是我们理论思维的不以意识为转移的和无条件的前提。”[15]恩格斯在这里指出了理论思维与客观世界“必须彼此一致”的强制性。这种强制性“绝对地支配”理论思维服从这个“不以意识为转移的和无条件的前提”。

本文提出的原理和定律,同样必须服从这种强制性。这种服从就是,毫无保留地接受编辑活动社会实践的检验,既接受证实,同样也欢迎证伪。

注释:

[1] 李景和先生在阐释编辑行为的概念时说“‘行为’指明‘编辑’的性质,‘编辑’指明‘行为’的方式”。详见:编辑之友,2011(9):11.

[2] 范式是美国哲学家托马斯·艾斯·库恩(Thomas S.Kuhn,1922—1996)于1962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关于范式的内容与构成,英国哲学家A.F.查尔默斯(A.F.Chalmers,1939—)有概括性介绍,见: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鲁旭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35.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99.

[4] 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孙相东,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70;陈学明,俞可平.用另一只眼睛观察当代资本主义.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21.

[5] 吕澂.美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48.

[6]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763.

[7] 参见程恩富.意识形态对立并未真正弱化.环球时报,2013-6-3;张飞岸.评析当代中国五大社会思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5-10.

[8] 参见梁启超,朱维铮.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7-48.

[9] 吕澂.美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48.

[10] 参见保罗·法伊尔阿本德.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周昌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1-5.

[11] 裴蜀译文。此语出自英文版《达尔文自传》,英文为:“Nothing before had ever made me thoroughly realise,though I had read various scientific books,that science consists in grouping facts so that general laws or conclusions may be drawn from them.”(The 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by Francis Darwin,The Echo Library,2007,p30.)

[12] 参见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05.

[13] 吕敬人.书的形态学.装饰,2008,S1.

[14] 赵健.范式革命:中国现代书籍设计的发端(1862—1937).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3.

[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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