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背后

“说真话”和“不说假话”

莫言演讲中的第一个故事说了他在念小学时的一次告密事件。在集体参观忆苦思甜教育展览时，几乎所有的同学都为了表示悲伤而努力装出痛哭的样子，只有一个同学没有这样做。很快灾难就来了，有十几个同学向老师告发了这个同学，其中也包括莫言。于是这个同学受了警告处分。莫言从这个事件中看到了：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人不哭。，我觉得，莫言的这个故事呼应了巴金先生生前呼吁的“讲真话”。在巴金看来，在中国的特定政治环境下要做到“讲真话”根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他说，如果在不能讲真话的时候，可以保持不说假话。“讲真话”和“不说假话”也是两个不同环境下的产物，后者是退而求其次的不得不为之的保持操守的措施。而莫言的这个“小学生装哭”的故事，又一次明确分清了两类“不哭”的允许范围和限度。

具有独立价值的人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三十多年前的军队期间，莫言一个人在看书，老长官推门进来找平时坐在莫言的办公桌对面的那个人，而那个人不在现场，于是老长官自言自语地说：“没有人？”少年气盛的莫言被这种漠视他存在的态度所激怒，于是冲动地抢白老长官：“难道我不是人吗？”但是，莫言在这里偷换了对话中“人”的概念：老长官说的“没有人”是指他所要找的那个“人”，敏感的莫言则把“人”泛化成为所有的人，概念的人。这是典型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人道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思维方式。

这是一个向体制要人权的寓言，其实是抗议老长官对他的漠视。但是，我们似乎也可以反问莫言：难道你是不是“人”还需要“问”老长官吗？这又回到了演讲的第一部分的故事，当莫言告诉母亲，别人都嫌他“丑”而欺侮他时，母亲对他说：“你并不丑啊！你五官不缺、四肢健全，为什么说你丑呢？关键还是你自己能否心存善良，能否多做好事。”所以，一个人是“丑”还是“美”，要通过自己的遗传基因、内心本能及其实践来证明，而不是依靠别人的眼睛来确认。

而从《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开始，莫言笔下的大多数人物几乎都没有被当作人看的，而是在他们自身的生活实践中，用那种大胆无畏、放荡无度的元气淋漓的生活方式（像余占鳌，九儿），或者不屈不挠、九死不悔的倔强的生活选择（像西门闹、篮脸），为自己谱写了一个大写的“人”字。这才是真正的人，具有独立价值的人。

人何以为善

第三个故事，是莫言从老一辈那里听来的。我以为莫言从小接受的是民间最普遍的有神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头上三尺有神灵。

在雷电交加面前，这八个泥瓦匠可能都是无辜的人，因为处境危急，才使人生出疑惑：需要选择一个“坏人”，通过惩处他来拯救其他人。这不是什么英雄行为，而是古代的活人祭祀的野蛮方式。于是集体就犯罪了。所以当八个无辜的泥瓦匠决定选其中一个无辜的人作为牺牲的时候，另外七个人就犯罪了，受到了神的惩罚。这个故事仍然没有离开忏悔的主题，但不再是莫言个人的忏悔，而是他把自己融入了这个有罪的群体，提出了集体忏悔的精神要求。人不是天生有罪的，而是在他人即地狱的人世间，你随时可能被当作有罪的人给抛出集体，也可能因为抛了别人而犯罪，被压死在雷电击毁的庙宇里。于是，你到底是做那个被选出来的泥瓦匠还是另外七个被压在废墟里的泥瓦匠，只能由你自己来选择。

【原载2012年12月21日《文汇读书周报》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