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民政经验释解

“人民的自我规定”就是人民为了发展自身而使用的一种能力，由它主导之下的行为是对象性的行为。“国家制度是人民的自我规定”这个命题的意思就是说国家制度是人民这个主体为了完善政治生活结构，提高政治生活质量而建设的一系列产物。国家制度是应人民的需求而生，因为人民政治生活的发展而发展。所以国家制度不应该在产生后在政治生活中桎梏人民。如果桎梏人民，则人民的产物开始“生产”人民，阻碍人民的自我发展，大大降低政治生活的质量。需要说明的是，国家制度是人民需求的产物并不是说人民依靠主观臆想来创造国家制度，而是说人民会根据现实发展的需求将自身作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组成部分，通过国家制度反映出人民的客观需求。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通过“人民的自我规定”阐述民主制应该具备的特点，进而说明延安时期民主政治的成功经验。这个特点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国家制度只是人民的一个定在环节。而否定国家制度只是人民的一个定在环节，而是决定人民的力量的，就是不是民主制。这一点，在延安时期的政治生活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虽然受限于历史发展的阶段，整个人民自我规定的逻辑在延安时期民主政治的体现过程中难免有些粗糙，但其价值核心———“人民做主”是得到了贯彻的。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人民对选举权的行使。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本文认为延安时期的民主政治建设成功经验的第二点，就是当时的人是一个类概念的人。什么是类概念的人呢？马克思认为，社会的三种基本形态分别是：最初的人类以族群为本位，这时人与人之间主要是一种依赖的关系形态；尔后，人与人的关系会进入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阶段，这个阶段相对于前者的高度依赖来说，是一种独立性的存在；最后，人的发展的最高阶段到来了，那就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形态。这三个形态，是人或者说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是人类发展的实质内容，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路径。当人类从族群本位到个体本位，再到自由人联合体时，人的类本性在背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人的发展是不可能停留在群体本位或者个体本位的时期，而必须以全体人类的发展为发展，因此人是一个“类”的存在。因此所谓类概念的人，就是说这里的人是以类本性为发展动力的人。一方面，人具体体现为无数的生命个体，这些生命个体各有自己特殊的需要和利益，因而也各有自己特殊的目的和有目的的活动。另一方面，人又是社会的人，他们结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于是人成为社会关系的人，社会关系是人的社会关系。所以，任何人都不单单属于自己，还属于他人，属于群体；同时他人、群体也属于每个人自己。只有在全体的发展中，才能有个人的发展。要想成为“自由人”，须处在“联合体”中，而真正的“联合体”又必须是“自由人”的。因此，肯定人是一个类概念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基础定调。只是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都能够正面肯定人的这种类本性，肯定人是类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本位就被过分地高扬了，从而卡在人人发展只为自己的阶段。虽然说这时的人一定会经历扬弃的过程，最终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但就当时的整个社会环境而言，人的类本性虽未泯灭，但确是遭到了否定与打压。延安民主政治中的人，却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人的“类”特性虽在表现方式上不够精致，但却是得到了十足的彰显。这表现为，在延安时期的民主政治中，人民的发展是以个人的发展为前提的，而个人的发展又是以人民的发展为目标的。没有因为权力分配等其他的原因，使广大百姓成为个别群体的给养品，牺牲人民的发展以富足个别群体或个人的发展，而是以全体人民的发展为最终的发展。在当时物质条件非常有限的阶段，能够实现个体本位向后一个阶段的过渡（虽然过渡的实现程度受限于现实的物质条件而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可以说已是人的类本性的极大彰显。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在当时，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废除封建等级制度和特权思想，极力肃清过去凡事按领导人意志办的“人治”作风，树立法制观念，强化依法行政的意识，初步形成了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制度环境。各级干部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和群众打成一片，工作上吃苦在前，生活上享受在后。在当时“只见公仆不见官”，就是对延安时期党的干部群体作风的真实写照。在上下左右的相互关系上，同志式的平等关系是它的实质。比如当时党的领导人的伙食标准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每天3钱盐、5钱油，吃小米饭。这种党员干部为人民服务，党员干部内部称同志的景况，很好地彰显了人的发展的类本性，没有以个别的群体或个别的人的发展为目的，而是以全体人民的发展为发展。第二，严惩腐败，不允许任何个人侵害人民的利益。在当时边区政府惩治腐败的力度很大。1938年8月15日，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其中规定：凡边区工作人员贪污500元以上者，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死刑；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腐败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是高度对立的”这一认识为出发点，所带来的产物。在腐败行为的语境中，人的社会关系既是人与人相互合作的补充的关系，更是人与人相互利用，把别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相互对立的关系。而严惩腐败的背后，是对人民发展过程中公平正义的捍卫，更是对人的类概念的阐扬。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是对人的类本质———社会的人和“自由的自觉的活动”的否定。而不论是因为个别群体的利益牺牲全体人民的利益，还是腐败，都是私有财产这个始作俑者下的奴仆。

在“私”性横行的社会条件下，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每天都在上演，人成为利己的孤立的个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于是他逐渐成为脱离社会整体的个人的人，所谓利益也只是单个的利益，“全体人民意味着什么？”在这样的人眼里，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如此一来，这样的社会不再是“自己的社会”，人也不是“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而这样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普遍意义上的民主的。但在延安时期，人民当家作主是一项实践，而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因此在当时，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相左而非相悖的。正是在这样的定位上，发生了许多典型的反腐事例，产生了许多感人的“为人民服务”的行为；也正是在这样的事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以全体发展为发展的类概念下的人，民主政治方有了切实的根据。如果我们把民主理解为“在民”或“人民当家作主”，那么，民主至少要具备这样几点：政治制度和政治实体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普遍的人，即全体人民；在政治制度和政治实体与人的关系上，人是目的，前者是为人民而设立，而不是反过来；在政治过程或程序中，人民是决定性的环节。延安时期民主政治舞台上，对人自我规定能力的阐扬，对人的类本性的肯定，从最基础的意义上奠定了民主的基础。站在历史的今天，我们回顾当时的辉煌，为的是当下的建设和未来的美好。对于延安时期民主政治的经验的理解，从不同的角度会看到不同的风景，但不论从何种角度来看，双重维度下的“人”都是其之所以成功的一个基本原因。也只有在肯定了人是可以进行自我规定的，并且这种自我规定是为了类的发展，而非仅仅是自我的发展后，真正的、普遍的民主才能够落地、生根。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如火如荼的进程中，当年的延安民主试验中的经验、智慧和勇气将是极佳的建材。只有在解读过去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才能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进一步把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出来，使十多亿国人在民主中国的家园里共享自由、幸福和尊严的生活。

作者：刘岑鸟 斐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