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声(节选)

在所有的乐器中，鼓同我这一生关系似乎更为密切。

倘若你闭上眼睛使劲回忆，总可以追想出自己孩提时代玩过的一两件玩具。我曾经这么试过。浮现在我眼帘里的，总是一只拨浪鼓，鼓面大约只有铜钱那么大，是杏黄色的，两边各拴着一根红丝绳，绳端是颗透明或半透明的玻璃珠子，鼓槌是比筷子还细的竹棍，攥在手心里只要轻轻那么一摇撼，两颗珠子便甩动起来，拨浪拨浪地在鼓面上敲出细碎响声。拨浪鼓给我带来过无限快乐，它那清脆的声音曾冲破我儿时的孤寂。

四五岁上，在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另一种鼓进入我的生活了。当时，北京有一种穿街走巷收购旧物的商贩。不同于一般的商贩，他们不是短打扮，往往身穿长褂，右肩上搭着条细长的钱口袋。那是他们用以夺走穷人最后一点生活用品的资本。他们一只手里握着个鼓槌，另一只拿的是比我幼时玩的那种大不了许多的小鼓，北京市民通称他们作“打鼓儿的”。

在我心坎上，“打鼓儿的”是一种文雅的强盗。每逢这种人进家门一趟，我们就少一件家具。“打鼓儿的”吆喊的是收买珍珠翡翠，玛瑙玉器，可我们那一带连见也没见过那种贵重物件。通常请“打鼓儿的”过目的，不是现由娃娃腕子上剥下的镯子，就是家里仅剩的一件木器――炕桌。“打鼓儿的”料到卖主都是些揭不开锅的，走进来脸上照例是那副不屑一顾的神情，然后撇嘴摇头说：“值不得几个大钱，还是留着使吧。”经过卖主再三央求，他才丢下几吊钱，过不大多会儿，掸瓶呀，条案呀，就随着那清脆的鼓声永远地消失了。（一九六六年八月至一九六九年秋天下干校的那段日子里，“打鼓儿的”好像又在生活中出现了，而且不是他来取，是卖主送上门去。一时卖主太多，又太急切了，站在委托商行柜台里的人把脸拉长，嘴撇了起来。见什么他都说声：“不要。”有个朋友好容易借到一辆平板三轮，把上百部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珍本书拉到旧书店去了。柜台里的人说：“不要！”“可我怎么好再拉回去呢？五间房子只剩下一间啦。你随便给个价儿吧，给价儿就卖。”“你准卖？”“准卖。”“那好，我给你一毛钱。”一毛钱也卖了。因为那毕竟比再拉回去的沮丧好受些。）

我母亲“接三”的那个晚上，鼓声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更为可怕的阴影。大概是为了体面吧，家里请来了一台由两三个和尚组成的“焰口”。我作为“孝子”，跪在灵旁。也不知道他们诵的是什么经，反正咚咚嚓嚓闹腾了一宵。我又哆哆嗦嗦地站在一条板凳上，扒着棺材沿儿同母亲告了别。然后，棺材上了盖，斧头就把它钉死了。多年来，鼓声给我带来的是棺材、和尚和死亡的影子。

鼓声再度出现在生活中，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那一天腰鼓队走过天安门时，我才体会到鼓声的雄壮，鼓声的优美。多少世纪以来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搬掉了。还有什么乐器比鼓更能表达人们的喜悦，更能表现出一个重生的民族坚定而自信的步伐呢？成千的腰鼓队员排列着，整齐得像棋盘，个个头上用毛巾扎着麻花。咚――咚――咚咚咚。声音单调吗？一点也不觉得。因为每一声咚咚都敲出对旧事物的诅咒，敲出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美好的祝愿。

接着，一九五0年的冬天，我在湖南岳阳县筻口镇又听见鼓声了。咚咚咚，一大堆浸着世世代代农民鲜血的地契燃着了。除了鼓，还有什么乐器更能表达从奴隶变成主人的狂喜呢！

（选自《冰心与萧乾》）

（注：本文节选的是作者所描写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前的“鼓声”。）

品味鉴赏

鼓声，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有着不同的意义。人的一生可能听到很多鼓声，萧乾先生选取了几个典型时段的鼓声来构建全文，将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用精当的选材，以新颖的视角，以小见大地写出了自己不同于他人的感受和思考，体现了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