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善至美 追求和谐

不管是在医学领域，还是在人才培养、行政管理等方面，他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把自己的医学思想、医学方法、医学知识融会在其中。这些都将永远地记录在中国医学史上

吴阶平 我国著名泌尿外科专家，中国医科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历任北京第二医学院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北京协和医科大学校长、名誉校长，北京医科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中华医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中央理事会理事、副主席、亚太地区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作为一名医者，吴阶平堪称一代名医，而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保健医生，或本身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吴阶平更是闻名遐迩。当我们试图从他人生道路中的某些点滴去思考和解读吴老的“知识、思考、实践”相结合的成长经验时，会发现其追求光明、追求和谐、追求完美的目标始终如一。

“起死回生”的新思维

“远见卓识反复实践，坚忍不拔不断奉献”正是吴阶平在医学领域中的真实写照。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结核病在亚洲极为普遍，泌尿外科在临床上最常见的是肾结核。如果是一侧病变，摘除结核肾，可靠另一侧健康肾存活；如果判为双侧肾结核，在当时则是不治之症。这是当时医务界的共识，而吴阶平却不甘于滞留在这种共识上。

当时，他注意到在部分被诊断为双肾结核的病例中，证据并不充分。他用肾穿刺取出无功能肾内的尿液，进行检查和结核菌培养、做肾造影。经过不懈的钻研和调查统计，他终于证实：最初被临床诊断为双肾结核的病例中，约有15％是可治疗的一侧肾结核，对侧肾仅为肾积水。

正是由于这一新认识，每年可使数以千计的肾结核病人起死回生。自吴阶平创新的见解公布于众后，迅速引起了国内外泌尿外科界的广泛重视。在吴阶平的专题于俄文杂志上后，前苏联医学界也报道了类似的病例，这更给新理论和新发现提供了国际上的佐证。

就这样，吴阶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一名医生在其生命的旅途中，若要确认一个病种或发现一个新的并发症，没有辩证的思维方法和百折不挠的毅力是做不到的。

吴阶平的思维方法还突出地表现在把自己的工作与国情和社会的需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上世纪50年代中期，计划生育工作受到重视，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医学界的注意力都放在女性避孕的研究方面，而吴阶平则对有百余年历史、已标准化了的输精管结扎提出了改进意见并提出了一套完整、科学的手术方法。1958年后，这种手术方法在全国得到推广应用，为国家推行计划生育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一成果与“肾结核对侧肾积水”成果，一起荣获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被载入中国医学史册，成为了光辉的一页。

吴阶平为社会所做的贡献还有很多，仅在临床科研方面，已七次荣获全国科学技术奖，撰写医学科学论文百余篇，担任编著的医学书籍有几十部。

总理的保健医生

长期以来，吴阶平一直承担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工作。他从1957年开始担任总理的保健医生。在与总理相处的日子里，总理伟大的人格和周密思考的习惯给予了他榜样的力量。吴阶平在谈起总理时总是满怀深情，“总理实在是了不起，只要和总理在一起，就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使我思维高度集中，不容我 忽略总理说的任何一句话、一个字，事后我还要仔细推敲，思考、领会总理的意图，这是一种真正结合实际的教育。当总理审查上交的病情报告时，他一句、一字、一个标点地进行修改，并加上他的批注。”吴阶平也没有辜负总理的信任和重托，他曾几次受总理派遣，率领医疗组为友邦国家元首治疗疾病，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62年，委派吴阶平率队为印尼总统苏加诺会诊，吴阶平等人仅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就消除了这位总统摘除左肾之苦。从此，苏加诺连看伤风感冒这种小病也非要请吴阶平不可。1965年1月2日，为了感谢中国，表彰医疗小组，苏加诺授予吴阶平“伟大公民”二级勋章。

吴阶平经常向人推崇总理的一句话“医生应该很好地学习的《实践论》、《矛盾论》，医生最需要辩证法。”他深有体会地说：“建国以来，我初步学习了《实践论》、《矛盾论》，觉得自己比过去清醒了点、聪明了点，开始懂得事物的复杂性和辩证性，对于把归纳、演绎、分析、综合、对比、推理等逻辑思维方法用于临床实践有了一点体会。临床工作所需的思考正是将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历史上很多科学家都是在业务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后才感到哲学的重要性，才认识到没有正确的哲学指导，工作很难继续深入开展。不仅业务工作需要，人的一切活动都需要正确的哲学思想指导。”

赤子之心

从1946年任北京医学院教师到1960年创办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及1985年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纵览自己近50年的教学生涯，吴阶平始终认为：实践是第一位，只有通过实践和思考，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才能不断提高，而知识不通过实践和思考就不能成为真正的知识。

1982年出版的《性医学》一书就是吴阶平遵从总理的嘱托，指导研究生编译的。当年，这本医学专著居然成了畅销书，被倒买倒卖后，价格竟能翻好几倍。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有关“性”问题的第一本正式专著。上世纪80年代，人们受封建思想的影响，思想观念较为保守，“性”还是一个不能谈及的。当时，有几位研究生看到国内没有一本有关性医学的专著，就想根据国外材料自己编写一本。吴阶平赞同他们的想法，为他们指定了参考书目并指导他们从这些书上选择适宜的内容来编译。这本书出版后的畅销程度出乎吴阶平的意料。他认为，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突破守旧的性观念，普及基础性知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与此同时，作为医生的吴阶平不仅认真负责国家领导人的保健治疗，而且以同样的热情服务于百姓。患者王继宗是一名普通工人，尿频多年，求医多处被判为肾结核，在其求医无望的情况下，吴阶平成功地为他实施手术，切除了结核，改造了他的泌尿系统走向，王继宗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经由吴阶平领导的泌尿科治愈的类似病患者就有200余人。对此，吴阶平总结的行医指导思想是：“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艺术的服务”。

假如有第二次生命

事实上，吴阶平不仅是一位医学家，还是一位社会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善于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用自然科学的成果不断更新人们的意识和观念。他努力宣传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多方推动青春期教育的开展，强调开展青春期教育必须正面进行性教育，并强调性教育既要包括知识教育又需包括道德教育。由于他的努力，从上世纪80年代起，青春期教育被列入中学生教育计划之中。

吴阶平在教学中一直突出认识论，他不仅注重言教，更注重身教。例如，为协和医科大学学生讲授《临床实践与思维》时，他总是用陆游的“纸上得来总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来鼓励临床实习医生，强调认识论的重要性，同时进一步说明“知识、思考、实践，三者紧密相关，只有自觉运用、循环往复，才能在学习、医疗、教学和科研中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987年，北京医科大学向吴阶平颁发了首届“伯乐奖”荣誉证书和闪烁的银鼎。吴阶平感慨万分，他说，“我平生获得的奖励不止一种，但我最重视授予我的‘伯乐奖’，因为这涉及到培养下一代的问题。”

1988年，吴阶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愿意总结自己一生的得失，特别是不足之处，写一本小册子给青年朋友们，名字就叫《假如我有第二次生命》。”

吴阶平除了经常总结日常工作中的失误和教训并借以告诫他人外，他还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严格的反思和剖析。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位为国家和民族做出巨大贡献的领导人追求完美、锲而不舍的人格魅力。

吴阶平在医学界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与国家、社会和科学事业的命运紧密相连。1993年，他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是医学界担此重任的第一位临床医生，从而更好地诠释了他即为良相又为良医，一生追求光明、和谐和完美的生命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