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与长三角比较分析

把广东外经贸放在全国发展的大背景下，与其他地区，尤其是与近年来发展较陕的长三角地区的省市作比较分析，从产业结构、开放模式、区域整合、人才创新等角度进行深层次思考，对我们应对挑战寻求推进外经贸科学发展的思路和对策将提供一定的启示。

透过金融危机看珠三角与长三角经济结构的差异

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经济运行特别是外经贸发展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其内在经济结构的异同。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产业结构：近十年来珠三角地区转型升级步伐在一定程度上慢于长三角地区

从静态比较看，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三次产业结构的比重差异不大：20a7年，广东第二产业比重为51.3‰低于江苏(55.9％)和浙江(54％)，但高于上海(47.3％)；广东第三产业比重为43.3％，高于江苏(37.4％)和浙江(40.4％)，但低于上海(51.9％)。目前，两个地区都处于由劳动密集型工业向重化工业转型的阶段，重化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断提高，2007年广东重化工业产值比重(77.5％)低于上海(86.1％)和江苏(77.6％)，但高于浙江(48.5％)。

但从动态比较来看，近年来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内部变化不大，而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成效明显。近十年来，广东产值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制造业行业没有发生变化，分别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设备制造业以及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两大行业总资产收益率较低，分别仅有5.9％和5.1％相比之下，上海2007年产值排名前三位的制造业与十年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资产收益率分别为3.6％、12.5％和10.8％，普遍高于广东。2007年江苏产值排名前三位的行业也发生了改变，总资产收益率分别为7.2％、6.9％和11.1％，总体也高于广东。即使在制造业结构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的浙江，排名前三位的行业其总资产收益率分别为7.6％、9.6％和11.6％，总体也超过广东。

从服务业占比看，2008年虽然长三角地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挑战，但江浙沪三地服务业所占比重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但珠三角地区却与此不同，据测算2008年广东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由2007年的5.4：51.3：43.3调整为5.5：51.2：43.3，第三产业的比重基本没有变化。

(二)对外开放模式：在应对金融危机中表现出不同的抗风险能力

在改革开放初期，珠三角地区以低成本的劳动力和土地率先承接我国港澳台地区的产业转移，加工制造业获得大发展，与之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垂直分工模式，逐步走向了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早期珠三角地区吸收外资以“三来一补”方式为主，投资领域主要集中于轻型加工装配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主要采取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方式。随着大量跨国公司的进入，外商在珠三角地区的投资不断优化，高新技术产业兴起，培育了IT和家电两大产业集群，目前珠三角地区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和日用消费品的制造和出口基地。虽然珠三角地区也提出了适度重型化的工业发展战略，但是石化、钢铁等重化工业发展与轻工业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这种以加工贸易为主、市场相对集中、附加值相对较低的开放模式，暴露出了率先遭受危机冲击、中小企业倒闭多、出口下滑速度快等问题。

长三角地区虽然也是发展外向型经济，但是江浙沪的对外开放路径与珠三角地区截然不同。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更侧重于改革、走内源性增长道路。该地区以乡镇企业发展为特征的苏南模式和以民营企业发展为特征的浙江温州模式，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推动了长三角地区的市场化和工业化。随着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长三角地区对外开放进程大大加快，通过大量承接国际机电产业转移，积极发展以微电子、光纤通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目前长三角地区的工业门类齐全，轻重工业都比较发达，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已经成为我国电子通信、生物制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也是全国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基地。以苏州为例，目前电子产品、光学、检验、医疗设备、化工产品等技术含量较高的品类，在苏州的外贸结构中占绝大部分比重。相比之下，纺织服装这样的传统产业所占比重已经下降到5％左右。目前，江苏机电产品的加工贸易增值率已经由2004年的23.2％提升至2007年的70.7％，该指标显示近年来江苏生产加工环节的附加值明显上升。这也是此次危机中江苏反映出来的对外依存度高、受影响程度大但抗风险能力依然较强的内因所在。

(三)市场主体构成：苏南外资为主、浙江民企为主、广东内外资混合的不同模式，展现出不同的市场反应

浙江以民曹经济占主导的市场主体构成，使得其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表现出独特的“三面性”：一方面由于渐江民营经济的活力、先进制造业的活力，块状经济的活力以及制度的优势，使得2008年浙江的进出口下降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8年，民营企业在浙江出口中的比重已经提高至51.5％，比2007年度提高了3 3个百分点。而在2001年“入世”前后，浙江出口中民企所占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几。2009年1月，全国外贸出现历史罕见的大滑坡，全国进出口下降29％，其中，广东、江苏和上海的进出口总额分别下降31.1％、32.2％和29.5％，而浙江仅下滑17.4％，其进出口额下降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另一方面，浙江民营企业整体仍具有小而散的特点，不仅抗风险能力有限，通常也更易受到宏观调控特别是信贷紧缩的打击。由此导致金融危机爆发前后，浙江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企业倒闭潮现象。根据浙江省工商局的最新民企生存状况报告，2008年浙江共有2.2万家民企注销，创下六年来的最高。最后，从下一步发展趋势看，浙江冲出危机困境的潜力和空间较大。2008年，浙江对拉美、非洲、大洋洲等新兴市场的出口增速保持在40％以上，对俄罗斯、伊朗和印度等国家的出口增速则超过了50‰活跃在拉美、非洲、中东、东欧各地的浙商，在开拓新兴市场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此外，浙江企业的海外投资与并购也增长较快，增速占全国第一，将在整合外部资源、寻求商机中发挥积极作用。

江苏以外资为主的主体结构，一方面导致其对外部市场依赖较重，另一方面却也具备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以台商聚集的昆山为例，由于台商的资金自有率很高、财务杠杆运用不多，加上台商已经经历过多次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应对危机经验相对成熟。相比浙江的民营企业和广东的加工企业，以代工为主的昆山台商企业坏账很少，资金周转率较高。虽然裁员减产的现象比较普遍，但企业大面积倒闭的现象并未出现。与此同时，由于苏南工业制品的销

售渠道处处受制于外商、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在美国、欧盟及日本等发达国家，导致进出口贸易额下降较快。

广东内外资企业并存的主体结构，显露出未来结构调整的方向。近年来，以华为和中兴为代表的民营高科技企业在新兴市场的崛起和迅速扩张，为广东经济带来了新的活力。以华为为例，目前其在全球设有22个地区部、100多个分支机构、14个研发中心以及29个培训中心。2008年，华为在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市场的销售额实现了60％的增长；在拉美地区，华为实现了70％的增长，并成为UNTs 3G三家主要供应商之一；在亚太地区，华为销售额实现增长近90％，成为亚太地区前三位的设备供应商；在中东及北部非洲地区，华为2008年新增市场份额位居第二；在南部非洲，华为销售额实现增长23％。2008年，华为全球合同销售额233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46％，连续五年保持40％以上的年增长率，其中海外销售占75％，预计2009年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这再次说明，以自主知识产权和创新能力为驱动的本土民企的成长，对于提升整体经济结构具有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广东在此次危机中的“南海现象”也引起了很多关注。近年来，南海通过引进多个优质、大型、产业链条长的高端外资制造业项目，不仅带动了当地的民营企业发展，也在这次危机中显示出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其经济表现超过了素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东莞等地。这表明，外资与民企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竞争关系，也不存在孰优孰劣的争议，两者之间具有很大的互补性。通过适当的政策引导和促进这种互补性的发挥，将对产业链条延伸、经济结构优化发挥积极的作用。

(四)区域经济整合：适度竞争又互补发展的模式有助于提高区域整体的经济实力

近年来，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在推动区域经济―体化方面都迈出了重要步伐，但也存在一些不同。

区域经济首位度不同。长三角地区经济首位度高于珠三角。在长三角，上海一直是该地区的经济龙头，优势明显。2008年上海实现生产总值13698.15亿元，经济总量远远高于长三角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城市杭州及宁波。正是由于上海具有绝对的经济优势，长三角地区的其他城市都在争相与上海接轨，区域经济―体化迅速推进。而珠三角经济龙头之争尚未解决，改革开放之前，广州是全省的“大哥”。1979年广州经济总量是深圳的20多倍。但30年的对外开放加速了深圳的崛起，2007年深圳经济总量跃升至6801亿，而广州是7109亿，两地已经相差无几。

区域经济一体化成熟度不同。长三角的一体化进程始于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苏锡常”地区利用自己和上海紧邻的地理位置，将上海作为对外开放的平台，设立与上海“接轨”的出口加工区、技术开发区，引进海外资本，加快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随着长三角地区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江苏、浙江民营企业进入上海发展。加入世贸组织和上海申办世博会的成功，促使了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进入新阶段。另外，随着长三角各省、市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不断深化，“大通关”协作机制建成，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长三角旅游圈的初步形成以及人才合作的日益活跃，长三角的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快。但与之相比，珠三角经济―体化在实质领域的推进步伐却相对缓慢，特别是产业同质化程度达到80％以上，区域内竞争多于合作。这些问题也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显露出来。

(五)人才和创新机制：直接关系到走出危机阴影的速度和潜力

长三角和珠三角在人力资源基础和吸引力方面有差异。目前，长三角拥有1000多个科研机构，150余所高等院校和300多所中等专业学校，教学科研基础雄厚，科技人才密度高，高级人才比重大。加之长三角工业基础雄厚，拥有大批熟练的高素质技术工人。相比之下，珠三角地区著名高校研究院所较少，改革开放前地区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基础薄弱，高级技术工人在从业人员中的比重远低于长三角地区。

从经济发展模式对各类人才的吸引力来看，由于珠三角的发展是建立在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的基础上，使得珠三角的低技能劳动力在从业人员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有数据表明，广东省的高、中级技术人才占专业人才的比重仅为4.5％和31.7％，在全国分别排在第十位和第九位。相比之下，长三角以承接国际机电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大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于此，吸引了大批高技能的劳动力和高素质人才流向长三角，不断提高当地人力资本水平。此外，近年来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区内规范的用人制度、较高的薪酬福利和对各类人才的重视，增强了对高层次人才和高级技术工人的吸引力，成为劳动力资源的重要流入地区。

反过来，人力资源的素质差异也直接影响到自主创新能力的高低，并对区域技术进步和结构优化产生连带影响。总体上，长三角外资主体中来自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企业占据相当比例，它们拥有大量的研发人才，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对长三角地区的技术溢出作用较大，对区域经济发展形成了很强的带动力。相对而言，珠三角在吸纳外来优质研发资源方面的能力相对弱一些，但近年来许多内外资企业通过自主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的努力也取得了积极成效。例如，广东一批玩具企业依靠引进智力资源和大量资金投入，逐步形成了自主品牌和技术，某些企业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遥控及智能玩具研发及生产企业之一。

促进广东外经贸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一)完善珠三角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

国务院前年初出台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了珠三角未来的发展方向、定位和目标。但在下一步发展过程中，如何公平分配区内资源、如何在协调中冲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如何实现区内各城市合理分工、实现适度竞争又互补发展、如何加深与港澳地区的互动合作等等，依然是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面临的重要问题。在工作中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积极推动由行政区域配置资源向按经济区域配置资源转变，在“平等、互利、共赢”的原则下探索珠三角城市联盟；要通过加快泛珠三角区域交通网络建设、共建面向东盟国际大通道及周边地区便捷通道、探索泛珠三角信息资源整合机制等途径，共同打造合作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平台，努力推动珠三角地区保持稳定较快发展。

(二)以提高创新能力为核心推动经济结构调整

要利用经济周期下行机会，化危机为机遇，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淘汰落后产能。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以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实现产业升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经济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与此同时，要处理好引进外资与扶植本土

企业的关系，创造公平的、良性互动的竞争环境。吸引外资从“招商引资”转到“招商选资”、“招商引智”上来，突出引进外资的重点行业与重点领域，进一步把有限资源集中到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上来。通过引进一些优质、有技术含量的大型外资项目，带动产业链条的延伸。要大力发展民族品牌，帮助有实力的大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

(三)在进一步深化开放中增强经济内在的竞争力

30年来，广东的发展得益于对外开放，未来的发展依然需要对外开放。下一步扩大开放的着力点要放在加快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加快发展现代生产业和进一步深化粤港澳经济合作三个方面。要以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延长国内产业链，形成产业集聚。要积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强化生产业专业分工，推进生产业集聚式发展，优化经济结构。要加大对港资服务业的开放力度，加强深港两地服务业多层次的区域合作，提升粤港之间经济合作水平。

(四)利用和发挥好粤港澳合作这―特殊平台

毗邻港澳是广东的独特优势。在当前形势下，港澳经济虽然也遭受较大>中击，但其在金融、资讯、物流、会展、中介等服务业领域的优势依然存在，粤港澳三地要在整体协调、密切合作的基础上找准自己的定位和特色，在协同应对挑战中寻求新机遇。要进一步加强粤港澳服务业投资合作，将推动CEPA等服务业政策在广东先行先试作为突破口，也可鼓励广东本土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到港澳，或通过港澳这个桥梁开展国际经贸投资合作。共同推进粤港澳金融合作与创新，加强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业务、金融人才的合作，推动三地金融业在更高层次上相互协作、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

(五)切实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

要进一步加大财税、信贷的支持力度，减轻企业负担，为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提供风险补偿；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参加境外展览、境外商标注册、出口产品研发、产品境外认证等，并对中小企业应对“两反两保”及贸易壁垒培训给予支持；可研究设立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扶持资金，重点为中小企业技术改造、开展研发、品牌建设等提供支持。

(六)大力引进各类高层次、高素质的人才

未来的竞争将是人才的竞争。要尽快完善各种体制机制，优化综合服务，建立人才评估和绩效评估体系，努力创造吸引高层次人才的新优势；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人才的培养，引导人才合理流动；要实施人才强省战略，建立和实行人才激励机制，尤其是高层次人才激励机制，努力创造吸引高层次人才的新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