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可欺以其方

2019-08-28 版权声明 举报文章

【人物简介】

杨朔:山东蓬莱人。1954年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秘书长、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亚非人民理事会秘书处中国书记、亚非作家常设局秘书长等职。“文革”开始后受批判,绝望中于1968年8月3日吞服安眠药去世,终年55岁。著有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散文代表作品有《荔枝蜜》、《蓬莱仙境》、《雪浪花》、《香山红叶》、《茶花赋》、《海市》等。

最近忽然接到电话,一名记者向我了解杨朔的情况,我惊讶之余,略感欣慰,至少他还没有完全被遗忘。

杨朔是老革命、知名作家。我开始知道这个名字是抗美援朝小说《三千里江山》。那个时期这本书堪称“家喻户晓”,方今畅销书很少能与之相比。因为它不仅是文学作品,而且起政治辅导教材作用。与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可以相提并论。对于我这初出茅庐的青年来说,只有仰慕的份。没想到,几年后就因工作之故,与杨朔有了近距离的接触。

不爱开玩笑的白面书生

大约1957年之后,杨朔开始参加“和大”(中国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的简称,与中国亚非团结委员是同一机构)的工作。他主要工作在作协,同时兼任“和大”副秘书长、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一度被派往开罗常驻,任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书记处中国书记。后来成立了亚非作家协会,他是亚非作协常设局联络委员、秘书长。我与他接触就是在这一范围内的各种国际会议场合。

他很早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当过战地记者,到过延安,革命经历丰富,又是名作家,在那个时候我们后生小辈是只能仰视的。不过在我印象中他完全是白面书生,既无大作家的傲气,也无老革命首长的架子,而且还没有文人的浪漫不羁的作风。他对工作很认真,老老实实、兢兢业业。在代表团内遵守纪律,服从领导。

与其他领导干部不同的是他的发言稿都是自己动笔,如果经团长审查有什么意见,他一般不坚持己见。与我们这些小青年都能平等相处,态度谦和。一般说来,代表团出国以后,不像在国内那么等级森严,气氛比较放松,在廖承志、刘宁一两位喜欢开玩笑的领导带头之下,谈笑风生,笑话不断。有不少才气横溢的人物如李一氓、夏衍、冀朝鼎、唐明照、张香山等等,还有驻埃及大使陈家康是有名的才子,都妙语如珠,经常互相之间善意的取笑。而杨朔虽是文人,却很少参加这种玩笑。人家取笑他,他也只是一笑,很少反击。他一直是独身,这也是别人开玩笑的一个话题。廖公常逗他说,某某女士看上他了,要他抓紧机会。他也只是笑而不语。对于他终身不娶,有各种说法,一说是他原来有一位感情很深的妻子(或未婚妻?)在战争中牺牲了,他曾经沧海难为水,不再作他想。还有说他并非有意独身,只是知己难逢,没有遇到合适的。以我对他的认识,这两种说法都可信。他是非常老实而认真的人,工作如此,对个人感情大约也是如此。

用胶东口音英语“吵架”

杨朔英文也很流利,平时与人交往、开会发言一般不需要翻译。只是同他的中国话一样,英语也有浓重的胶东口音,听起来有点费劲。更有意思的是,他提到地名、人名,不知道原文的就直接用中文译名发音,例如“he comes from 加拿大(读如Jia Na Da)”,“I went to 东京(Dong Jing)”,令人忍俊不禁。陈家康大使开玩笑说,当年孔夫子周游列国,到了伦敦,讲的就是杨朔式的英文。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苏分歧公开化,在亚非团结运动中常常“吵架”。杨朔也用他的胶东口音英语认认真真地吵,寸步不让。我没有随他常驻过开罗书记处,陈乐民大约在1964-1965年间随他一起在开罗工作,讲过两件趣事:在一次工作会议上,照例与苏联书记争吵起来,苏联人竟骂杨朔“stupid(愚蠢)”,杨朔应声答曰:“stupid returns to you!(你才愚蠢)”,结果大家都笑了。

还有每次会议之后,文秘处(都是埃及工作人员)整理出会议纪要(英、法文),发给各位书记。有一次,杨朔批评他们没有忠实记录他的发言,遗漏了重要的话(顺便提到,在中苏分歧公开之后,埃方的态度是依违于二者之间,而埃方工作人员,特别是两位英法文十分流畅的资深翻译,对中国人不大“友好”),于是下一次,翻译记录故意整他,交来一份记录稿,把所有破句、错字、语病,以及“嗯嗯、啊啊”多余的口头语都照样录上,使人无法卒读。气得杨朔够呛。这些只是花絮。

总之杨朔一直忠于职守,工作无可挑剔。与此同时,他很勤奋,笔耕不辍,在这期间又写了许多散文,大多与非洲风光和独立斗争有关。

我曾于1960年8月随团参加日本广岛一年一度的反对原子弹氢弹大会。代表团中有巴金和杨朔。那一次,除了团长的主要发言外,不记得在什么场合还有巴金一个发言。巴金写了发言稿,征求杨朔意见。其中有一句(看到原子弹受害者的苦难)“我的心在流泪”。杨朔看后,提笔就把“流泪”二字改成“燃烧”。我在一旁,私心对杨朔钦佩之极,觉得到底是老革命,就是高明:“流泪”只是同情,而“燃烧”是怒火中烧,立即有了战斗精神,一词之差,境界迥异。这是我当时的想法,至今记忆犹新。现在回过头看“我的心在流泪”倒也很符合巴老宅心仁厚的特点。

面对“批斗”诚恳检讨

“文革”开始后,“和大”所有驻外人员陆续调回北京“接受运动的考验”。作为领导干部――所谓“当权派”,少不得要挨批斗。杨朔本来属于作协,并不在“和大”上班,何时正式调到“和大”,为何在“和大”“参加运动”,我就不清楚了。

现在记忆模糊,对“批斗”杨朔的会印象不深,好像开他的会比较少,而是有几个造反派专门“研究”他的作品,鸡蛋里挑骨头,找出“反动”思想,写出大字报。我有一点印象的是说他的《三千里江山》中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之所以对这点留下印象是因为我最早看《三千里江山》时恰好感到他把那个知识分子写得很不堪,完全站在批判的角度,而且作者对此人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如果这还算是“美化”,是否知识分子就不该有任何出路了?杨朔的散文文笔优美,但内容是与时俱进地配合政治形势的,所以对他作品从政治上挑剔,作各种反面的解释,实在是牵强附会。我记得一次会上杨朔曾企图为他的作品辩解,被主持人打断。

另外他真诚检讨过买房子一事。他用稿费买了几间房子,被认为是“变修”的证据之一。他对这点诚恳地接受,说无产阶级作家怎么能有房产呢?说明自己是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此外,我就没有什么印象了。好像他在“和大”并不是主要批判对象,因为他并不负责“和大”的日常工作,许多人也不认识他。直到1968年,军代表进驻,造成了他的悲剧。

“文革”开始后,特别是批判“反动路线”之后,原来的领导干部一律“靠边站”,由造反派掌权。军代表来了之后,接过了运动领导权,有了权威,气氛更加紧张起来。他们“依靠”对象也“阶级路线”鲜明,经过“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不久就宣布说“和大”的运动右倾,对走资派太宽容,阶级界限也不清,这些人整天出国与帝修反打交道,怎么可能没有更严重的问题?

匆匆走上绝望之途

他们首先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把批斗对象都隔离起来。大约有六七人,多为原“和大”的领导干部,杨朔也在其中,还有一位比较年轻的姚某,虽非“当权派”,但据说有反动社会关系,并且解放后还有联系,也被隔离审查。他们被集中到一间大会议室,食宿都在其中,不能回家,白天写检查交代。同时在军代表领导下给每人成立了“专案组”,进行“内查外调”审查。在军代表讲话之后,有一个经常把“光屁股长大”挂在嘴边,自诩“根正苗红”的勤杂工得风气之先,在院子里的地上用粉笔写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朔”几个大字。杨朔被送到隔离室之前经过那里看到了这几个字。在这以前,他还没有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这些字样是军代表来了之后才出现的,所以大约他以为这是军代表给他定的性。他关进去之后,就递条子出来,要求与军代表谈话。我听说军代表说先冷他一下,给他点压力,让他好好交代问题。谁知杨朔就绝望自杀了。

我碰巧成为了这一不幸事件的见证人之一。当时的情况是:几位隔离对象(都是男的)集中睡在一间大会议室,会议室是两扇玻璃门,从外面能清楚地看到里面。门并不上锁,日夜有人轮流在外面“值班”。凡没有任务的(例如参加专案组之类)闲散人员都要轮到,日夜各一人。所谓“值班”,就是在会议室门外有一把椅子,一张小桌子,坐在那里守着。里面的人除了盥洗、如厕,一般不出来,其实他们也绝不会逃走。

那天晚上正好轮到我值班。那是盛暑,里面的人都是赤膊,只穿一条短裤。我一个女的,觉得很别扭,就尽量“非礼勿视”,目光不向玻璃门看。大约九、十点钟,他们陆续拿着脸盆出来到走廊尽头的盥洗室洗漱,然后回房睡觉。我见到杨朔也在其中,并无异样。到了半夜,我已经趴在桌上睡着了,忽听里面那位比较年轻的姚某喊人,我仍然不愿进去,就在门外问怎么回事,姚出来说杨朔好像出了问题,不省人事了。姚的床大约与杨朔挨着,他起来上厕所,发现杨朔的样子不对劲,推他不醒,才感到有问题。

我赶紧打电话叫办公室负责人,不久来了好几个管事的,可能军代表也在其中。他们把杨朔抬了出来,那姚某是懂一些医学的,他还掰开杨朔的眼睛看瞳孔。杨朔被紧急送往医院,以后的情况我就不得而知了。

不记得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军代表宣布杨朔抢救无效,已经去世。据说发现他床头有安眠药瓶,医院诊断是服了过量的安眠药。大家都知道杨朔一直有严重的失眠症,离不开安眠药,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有机会储备了足够致命的量。刚开始隔离审查,就有人自杀了,这在当时也应算是运动领导的失误。(例如怎么会允许他身上带这么多安眠药?)

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

军代表当然不会认错,反而开大会,宣布杨朔“自绝于人民”,而且还罗列他的“反动资产阶级思想”,其中又提到自购私宅,生活奢侈,“冬有冬宫,夏有夏宫”云云。并分批组织大家去“参观”他的住宅。我发现他所谓的“豪华住宅”就是一进小四合院的半边,沿着游廊拐过来,不记得有几间屋,好像也不多,并未超过当时与他同级别的领导干部的规格,只不过别人是“公家”分配,他是私宅,不占公家的,反而成了罪状。所谓“冬宫”、“夏宫”云者,就是他在不同季节选择睡在不同朝向的房间而已,那时没有空调,冬天还可以节约点煤。印象中还见到他有一个养女,当时大约只有十来岁,我还曾闪过一个念头,她不知会有什么反应,以后将如何生活。但是以我当时的处境,这些都不属于我可以过问的事。

后来我和一些熟悉他的同事分析,杨朔当时在“和大”并不是受冲击最大的,也没有说不清的“历史问题”,为什么在军代表刚刚进驻之后要匆匆走上这条绝路呢?我们都认为还是由于他太老实,太相信党,也太认可军代表的权威。在运动初期,造反派对他的批判,他还可以认为是“小将”胡来,运动后期总是会有正确结论,会“落实政策”的。但是军代表被认为是毛主席派来的,贯彻毛泽东思想,执行毛主席指示,有至高的权威。杨朔大约真诚相信他们的话就代表最高领袖,那么,在他们进驻后,他的帽子反而升级,变成敌我矛盾性质(看来他也真的认为那地上的几个大字就是秉承军代表的意思,而军代表就是奉旨给他定性)。他于是要求谈话,急于表白自己,而又被拒绝。这样,他就绝望了。这是我们的分析。君子可欺以其方!杨朔本人最后究竟怎样想的,已无法知道。

记得他过去在闲谈中曾提到过杨刚(共产党内著名才女,名记者,上世纪50年代自杀)和杨枣(杨刚之兄,名记者,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逮捕秘密杀害于狱中),说他们兄妹都是极有才华的,结局那么惨,真可惜。呜呼!岂料杨朔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

杨朔的悲剧也是一代文人的悲剧。不仅仅是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也包括他的作品。以他的学养、才华、文字的锤炼以及对生活的热爱和真挚的感情,如果在另一种无拘无束的氛围中得到自由发挥,是可以留下更多、更有个性、更精彩的有永久价值的作品的。

(摘自3月13日《北京青年报》。小标题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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