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外商投资环境究竟怎样

经过30年的发展之后,中国吸收外资又走入了一个比较困惑的时期,各路学者在对我国吸收外资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担忧,理论分歧和争议是中国吸收外资战略在新时期遇到挑战的集中反映。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需要克服这种认识上的模糊和徘徊不前。

近一个时期,有关中国外商投资环境的话题备受关注,外交部、商务部的新闻发言人也不止一次地被媒体问及这个问题。中国的外商投资环境究竟如何?有哪些有待完善之处?

投资环境是指决定和影响投资的各种政治因素、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政治因素指东道国的政治状况、政策和法规;自然因素指与投资有关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因素指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战略、基础设施、外汇管制、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币值稳定情况等;社会因素指对投资有重要影响的社会方面的关系。

从表现的形态分,投资环境又可分为硬投资环境和软投资环境。硬投资环境指那些具有物质形态的各种影响投资的因素,如交通运输、邮电通讯、水电气供应、生活服务设施等;软环境指那些没有具体物质形态的各种影响投资的因素,如政策、经济管理水平、技术熟练程度等。

在这些众多的因素中,有的对投资的流量、流向、效益起决定作用,有的起补充作用,但它们都是构成良好的投资环境必不可少的条件,其中任何一种因素的变化都可能使其他因素发生连锁反应,进而导致整个投资环境的变化。投资环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影响投资环境的各种因素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因此投资环境也在不断地变化。

中国的外商投资环境在不断改善

改革开放30年,作为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中国积极吸收外商投资,吸收外资年均增长20%,远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截至2009年年底,中国累计设立外资企业近68万家,实际使用外资9454亿美元,已成为全球重要的跨国投资东道国,在国际投资领域的地位举足轻重。我国外商投资环境的改善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一样,经历了一个逐步改善的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1992年以前,中国虽然在政策上制定了很多鼓励外资直接投资的政策,但真正进入中国市场的投资很少。一方面因为外商还处于观望试探阶段;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初期,国内经济尚处于恢复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外资立法也不健全,投资环境不理想,投资者顾虑较多。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我国在投资硬环境方面有了巨大的改观,各地区都把改善基础设施作为招商引资的关键工作来抓,铁路、高等级公路、机场建设、电讯业迅速发展,计算机、互联网得到了普及。基础设施的改善不仅局限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也开始致力于改善基础设施环境。从投资软环境来看,中国不断完善的法律框架、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政府机构改革等使主要的治理因素都得到了迅速的改善。但总体而言,整个90年代,外资是通过特区、保税区、高新技术区、开发区等特殊政策和优惠来发展的,外资有优惠待遇,但同时其能力和活动空间也受到一些限制,比如国产化要求、技术转让要求、当地成分要求、出口要求等。

入世后,中国吸收外商投资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投资环境的改善主要围绕三个方面进行:一是放宽外资准入范围,加快服务业对外开放步伐,二是继续改善投资软环境,改善外商投资的法律环境、政策环境,重点是加强对外商投资地方性法规和相关政策措施的清理工作;三是规范利用外资政策,如对房地产领域、并购领域的外资流入进行规范。

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

总体而言,我国外商投资多年的高速增长有以下几个客观的支撑条件:一是我国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丰富而且廉价,这对于吸收制造业尤其是出口导向的外商投资起了关键作用;二是我国市场广阔,虽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均消费水平低,但市场层次多、消费人口基数大,并且原来的市场开发水平远远不够,所以国内市场的开拓余地极大地吸引了当地市场取向的外商投资;三是加入世贸组织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了很多积极的效应,对国际上的优质资本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四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进入一个较长增长期,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几乎都处于增长期,经济繁荣、公司利润增加提高了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能力。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投资环境的综合优势仍然比较明显: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规模、配套体系、市场份额、劳动力素质等优势仍然存在;30年对外开放奠定了我国开放型经济的良好基础,形成了产业集聚优势。但随着我国引资目标、引资行为以及引资方式发生战略性调整,过去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一些有利因素正在逐渐削弱或淡化,而不利因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却日渐显现,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外商投资的扩大和进入。我们有必要对新时期我国的外商投资环境进行重新评估。世界银行集团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IFC)新近了“2010年全球经商环境报告”,在183个经济体中,我们排名89位,说明我们的营商环境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

“十一五”期间,我国对外开放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对外开放的地区不均衡;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分工地位还较低;缺乏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拥有较强创新能力和国际知名品牌的跨国公司;亟待完善与开放经济相适应的风险防范机制。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以技术进步为动力,以质量增长为目标,而以数量增长为取向的外商投资促进路径显然与新时期的发展目标不相适应。

“十二五”期间,提高外资质量、外资与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和谐性要求将日益突出,我国只有具备足够的吸收外资新优势,在投资环境建设上领先于其他新兴国家,才能对国际上的优质资本产生足够的吸引力,才可能提高利用外资水平。

外商投资本身存在的问题

我国已成为吸收外商投资大国。“十一五”期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每年都保持在800亿～900亿美元左右的高水平,但与此同时,外商投资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日益显现,主要表现为:

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发达国家海外投资存量的比例仍然较低。欧美投资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输出的60%至70%,而在我国比例并不高。这一方面说明美国、欧盟对华投资潜力还没有挖掘出来,同时也意味着我国还没有形成有利于吸收欧美投资的环境。目前欧美对华投资为什么相对较少?一是因为自然和文化距离等客观因素,二是目前中国市场培育及服务能力较弱,缺乏完善的投资者保护环境,三是在一些关键领域,如金融、电信,我国的市场准入政策限制了这部分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外资的进入,四是我国单一的投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大中型欧美投资者的进入。

地区不平衡问题仍然十分突出。由于原有投资及产业集聚效应、整体投资环境较好等原因,“十一五”期间,外商投资仍集中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中西部地区吸收外商投资未有大的改观,这说明我们采取的有关政策措施力度还不够,不足以弥补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原有缺陷。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只占到全国的7.2%。在华外资分布不平衡造成中国各区域产业结构、技术来源和经济增长能力的不平衡。

投资方式仍以绿地投资为主。在中国吸收外资中并购方式占到3%～5%,与全球75%～80%的规模差距还是很大的。“十一五”期间,我国已具备了跨国并购的基础条件,即国内市场产能过剩,产权交易市场有一定程度的发育,构建了支持购并活动的法律框架,企业资产中含有并购方所重视的优势资产。但由于对重点行业、国家经济安全、驰名商标、中华老字号等没有给出明确的标准和定义,存在很多模糊地带,缺乏统一、透明、公开、可操作的产业开放边界,“十一五”期间我国外资并购进展较慢,外资并购项目数和金额在当年吸收外资总量中所占比重较小,且近一半项目为中方控股,并购对象以非国有企业为主,项目规模较小。

外商投资的软环境愈发重要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产业转移将日益向高新科技产业、服务业方向发展,金融、电信等行业跨国并购将成为跨国投资的主要领域,有产业特色和配套产业基础的大型开发区将成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载体,跨国公司对信息基础设施、技术、人才、研发配套能力和体制条件等投资软环境的选择性将日益加强。这也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要承接产业转移,仅有大市场或廉价生产要素是不够的,完备的市场经济体系、透明的法律体系、优秀的科技人才等因素将更显重要。

对投资环境,我们在与自身做纵向比较的同时,还应同别的国家做一些横向的比较。当前,周边国家,包括印度和越南都在改善其投资环境,以各种措施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情形与我们前些年类似,对外资产生了较强的吸引力。目前我国的外资政策与东南亚国家相比已经没有什么优势,在优惠期限、行业准入限制等方面甚至处于劣势,再加上中国目前在市场体制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从中长期来看吸收外资的总体形势不容乐观。

提升我国投资环境综合竞争力的基本思路

首先,克服认识上的模糊和徘徊不前。

经过30年的发展后,中国的吸收外资又走入了一个比较困惑的时期,各路学者在对我国吸收外资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担忧,理论分歧和争议是中国吸收外资战略在新时期遇到挑战的集中反映。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需要克服这种认识上的模糊和徘徊不前。

从政府来讲,首先应发表清晰的主张,即通过吸收外资达到更好地配置全球优势资源的目的,摒弃偏于限制与防范的指导思想,确立一个以实际国情为基础、清晰、明确并使大家能够掌握和认同的产业开放战略构架。新的吸收外资战略应凸显三个特点:视野更宽;重点更突出,更加注重引进先进技术,更加注重地区平衡、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资源能源节约与综合利用;产业范围更广、层次更高。政府和企业要统一对跨国投资战略意义的认识,用全球一体的眼光来制定自身发展战略,整体规划产业发展及产业内骨干企业的改革。

其次,进一步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

由于各地区投资环境的基础不同,因而改善投资环境所面临的任务和重点也不一样。东部地区外资规模已经较大,而且已经形成了比较密集地使用资本和技术的有利条件,在有限的资源、环境容量下,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投资环境建设要向提升综合竞争优势和联结世界经济发展前沿方向发展,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制造业的高端环节和先进的现代服务业项目。

从中西部的投资环境现状看,要把重点放在“软、硬”投资环境的同步建设发展上。进一步改善投资硬环境,加快公路、铁路、航空交通网络、能源、通讯、城市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投资与建设。在全国逐步取消外资优惠政策的过程中,应适当保持中西部地区的政策优势,形成与东部地区的政策落差,包括进一步落实财税政策、促进投资便利化、降低物流成本等,研究进一步推动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相关政策。

第三,提高服务领域对外开放水平。

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表现在产业上就是先制造业后服务业。在行业对外开放过程中,我们对外资开放的,首先是属于竞争性产业的一般加工、制造业、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同目前我国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要求相比,我国的对外开放已经明显滞后。目前我国服务业开放度为62%,发达国家一般是80%左右;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为30%,发达国家占60%至70%。因此,我国服务业吸引外商投资的潜力还很大。“十二五”期间,要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尤其是电信、金融服务以及服务外包等领域,逐步扩大外资的投资范围、投资比例,为外商进入中国创造新的投资机会。

第四,加快外商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

目前,在商务部、发改委、国家工商总局等政府机构都设有相关的外资管理部门,行政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是分散的,缺乏具有权威性和高效率的外资管理机构,各个部门往往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问题,使需要决策的事务决策缓慢、效率不高,同时导致审批层次、部门、程序、环节和项目过多,影响投资环境。因此,有必要改变目前对于外商投资的审批管理办法,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现行的外商投资行政审批项目再进行科学的评估论证,进一步削减行政审批权,重点规范行政审批行为,设立合理行政审批规模,建立和完善行政审批的运行、管理和监督机制,减少审批环节,使行政审批范围最小化,提高行政效率,避免对企业内部事务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