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后奥运时代中国体育文化传播的理论创新

〔论文关键词〕体育　传播　理论　路径

「论文摘要〕本文从北京奥运后体育文化传播研究亚待理论整合与创新的实际出发，分析现阶段中国体育文化传播的发展路径，并以此为基础，论述体育文化传播中有待开拓的几个理论视角。

随着体育一文化一传播研究的日益深人，业已形成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态势，体育文化传播的理论创新与整合成为无法回避的瓶颈。热点散乱、话语芜杂既是厚积薄发必然经历的过程，同时也是一段模糊混沌的困局。北京奥运渐行渐远，留给我们的思考却越积越深，无论是体育文化传播本身的理论支撑还是其现实的发展指向，都需要在回顾中整理，概括中提升。

一、北京奥运后体育文化传播研究皿待理论整合与创新

任何一个学科，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研究的学理基础与研究对象都会发生拓展与迁延，这就对学理层面的创新与发展提出了现实的理论诉求，作为新兴的跨学科研究，体育文化传播也不例外。

1.中国体育文化传播研究的内容拓展需要新的理论支撑

目前体育文化传播的研究对象涵盖几乎所有与体育相关的人类传播活动，关于“体育一媒介一社会一文化”的相关研究已经远远超出几年前以内容分析为主的体育新闻报道研究的范畴，学界不断出现的新的提法，诸如体育文化传播、媒介体育、体育景观、体育媒体服务等，都反映出研究视域的扩展与问题。北京奥运作为一场盛大的媒介事件，引发了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对体育文化传播的关注，特别是在体育文化传播与文化产业概念相互包容的现实研究范畴中，更是带有浓厚的交叉学科的性质。加上19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传播学、文化学、人类学等新兴理论的大量引人，体育媒介研究一时间聚集了人文社会领域的诸多思潮，新的命题与阐释迭出，也带来了研究范式与概念范畴的混杂，需要对其进行理论梳理、沉淀与反思。

2.体育文化传播研究对象的扩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本土理论架构

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体育文化传播研究的起点并不是来自本土文化，而是来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运动，中国现代体育的发展也是西学东渐的产物，直到今天体育文化传播实践中依然沿袭着西方现代奥林匹克话语体系中对体育精神的界定，因而在很多时候，我们缺少的不是体育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支撑，而是与中国本土体育这一研究对象相适应的建设性的观念。

新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社会转型带来的中国社会全方位的变革，使得体育与文化传播研究的历史语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一元的话语体系逐渐被多元化的话语所取代，众多新的关键词与提法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之上重新予以界定，此外，社会变化加剧，新的问题与新的危机也在以加速度的方式运行。可以说体育文化传播自身在消化中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的同时，还要应对随时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如何有效地吸收并生产创新，已经成为体育文化传播的破局之题。

二、中国体育文化传播理论发展应从关注现实路径出发

北京奥运后中国体育文化传播的发展依然是现实指向的问题，既然关注发展就不能回避现实路径的选择问题。文化传播中任何现实的路径选择都不是任意的，而是已有历史积累的结果，是已有历史的延伸。按照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的路径依赖观点，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体制变迁与技术演进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并且行为者的观念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主观抉择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当前中国体育文化传播主要存在两种路径—政府主导与资本主导。

1.政府主导模式要求体育文化传播体现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

伴随着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政府主导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并在北京奥运会达到空前有效的高度。这种路径依赖仍将是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主导力量，体育文化传播的发展也无法脱离这样的实际，对于传播内容不能脱离主流媒体的舆论导向，在国家/民族认同凝聚力的建构中发挥积极作用。不过，与计划经济时代不同的是，体育文化传播在为国家主流价值观服务的同时，也被鼓励在彰显个体特质、体现社会文化多元性的方面多做文章，以适应以人为本的社会的民主化进程。这一进步与传播与生俱来的自由精神相结合，将体育的功能延展，凸显出社会个体丰富的文化选择。

2.资本主导模式加速了体育文化传播的全球化

资本主导模式更多的体现为全球资本在大型体育赛事中的运作，体育无法脱离资本运作的模式对现存文化价值的迁延与影响。英国学者雷蒙德·波伊勒(raymond boyle)就明确指出电视、体育和赞助之间构成了运动的当今世界体育运动的三角关系。可见，媒介与资本合谋下，体育赛事的叙事手段与影像风格甚至是自身体制的结构，都不同程度取决于跨国市场的目标性，充满了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资本也正是借助不同中的矛盾平衡，在全球化的体育文化传播中腾挪跌宕，以求得利益的最大化，不过这样的过程的确有利于体育文化传播深人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其中隐含着丰富的文化博弈，反映出着不同社会阶层的话语流变。

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过程中，不论是民族国家还是资本力量，都不愿看到同质化的体育文化传播，因而今后中国体育文化传播的发展还将以政府主导与资本主导这两种路径为主，二者相互作用并惯性化的矛盾态势必将持续很长时间。

三、现阶段体育文化传播研究中有待开拓的几个理论视角

正是因为上述理论与现实的存在，后奥运时代体育文化传播的理论拓展才显得真实而又迫切，如今中国体育文化传播研究还处于发韧期，理论成果是初步的，若干年后才可能进人成熟期，因而无法也不必追求大而全的理论体系，多角度的观察与思考才是对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价值性与科学性作出合理的判断的前提。

1.充满象征意义的体育文化符号

传播是社会交往仪式和文化的生存与再生。我们必须通过各式各样的符号与象征来感知我们身处的世界，对于体育媒介研究的理论逻辑而言，符号学的视角当属最有效的一类。作为截取的文化字段，充满了象征意义的体育文化符号向来是不同文化人群相互接近并加深了解的最直观的印象载体，这些符号可以是某种体育运动，可以是某位运动员，也可以是被赋予的某种虚拟的精神价值;有着相同目标指称意义的群体间的言语指称意义的形成与传播也最为便捷，除了奥林匹克运动以外，这一视角在世界杯足球比赛等全球性体育事件中表现的同样明显。2010年6月一7月的南非世界杯中，南非传统乐器呜呜祖拉(vuvuzela )的响声经由世界杯的转播响彻全球，虽然备受争议，但这一细节正是文化符号的创新与整合的典型案例:南非世界杯中的呜呜祖拉象征了非洲草原生活的口常工具(一种用来驱赶拂拂的发声工具，在古老的非洲用于召集部族成员集会)，代表了非洲球迷的个性特点(1990-1998年世界杯的球迷看台上，我们都能发现吹着呜呜祖拉的非洲球迷)，今年世界杯上改良的呜呜祖拉经过世界球迷的推动，兼具多重文化身份，俨然就是南非世界杯足球赛的文化象征之一。

2.体育媒介景观在国家/民族/群体文化认同中的建构作用

不仅仅是奥运，现今世界由媒体再现的众多国际赛事俨然成为一种国家/民族/群体的身份标识，体育竞赛在很多时候早已超越了个人价值的实现，而被有意或无意的赋予复杂的政治因素，成为个体身份认证的重要维度。媒介通过奥林匹克盛会的全球化，对各种不同的影响加以传播，诸如各国鼓励可获得国际声誉的项目的体育政策出台，对比赛的胜利在经济上和象征力上加以利用，将各种情感因素融合为想象中的共同纵酒狂欢时，这种力量才最为明显。2010南非世界杯足球赛后，西班牙国脚们捧着大力神杯欢庆游行的镜头让我们回想起1998年世界杯法国足球队夺冠后香榭丽榭大道上万头攒动举国狂欢的盛景。这些恰如戴维·罗伊(david rowe)论述的那样，所谓“民族国家”的概念是围绕着其代表性的体育活动而建构起来的，并且这一概念通过媒体机构进行对内和对外地广为传播，从而成为在人类情感世界的深层连接媒体和体育的重要文化象征。此外，体育自身的凝聚力从来就是社会群体动力的有力证明，加之与现代媒介传播手段结合而培育成的大量参与群体与观众群体，无疑成为现代人类社会群体建构文化认同的重要一环。

3.建设体育强国语境下的体育文化传播的日常生活视角

日常生活是最为庞大的人类传播行为的集合。北京奥运会后，对于十几亿人口的映涣大国，奥运金牌总数绝对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我们面临的是如何建设体育强国的宏大课题。在这样伟大的历史语境之下，如何使每位社会成员受惠，如何给体育文化传播这一宏观议题构建通向普通社会个体日常生活的德性网络，这种充满终极关怀的视角在目前中国体育文化传播中有待于挖掘与弘扬。北京奥运的成功举办将是中国体育事业发展中的一个节点，这次文化盛事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深层思考，人们对体育的关注将从“金牌策略”转移到日常生活领域(群众体育领域)，体育文化传播的常人视角将会发现在举国体制的官方宏大话语遮蔽下，传播主体在日常生活层面的更多有价值的论题。如何通过体育展示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追求，更好的发挥体育的交往功能，还是一片有待开拓的研究领域。

结语

和任何一种研究一样，体育文化传播理论的包容性总是具有时间与空间上相对性，只有以中国实际为根基，以世界眼光为境界，以原创精神为动力，保持体育文化传播的理论之树常青，使其真正有助于我们对现实体育文化现象的观察、剖析与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