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词在美国的英译方法及启示

摘要：李清照词在美国的英译可以概括为两类：汉学英译与创意英译。许芥昱、叶维廉、欧阳桢等学者的译文是汉学英译的经典，肯尼斯·雷克斯罗斯的译本则被誉为创意英译的典范。前者以汉学研究的学术性为出发点，追求原作与译文之间信息转换的完整性；后者以传递原作的精神情感为导向，在翻译过程中添加创作的成分。这两种翻译方法都成功地在美国传播了李清照词。毋庸置疑，总结二者的成功经验，对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文化身份与翻译策略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美国；李清照词；汉学英译；创意英译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1-0161-06

中国“婉约派”词宗李清照及其词作在美国的流传史已近百年，逐渐成为汉学研究中的显学，并日益为美国诗坛所关注。期间，李清照词的英语译本（文）陆续问世，译者多达数十人。综观各种译本（文），类型繁多，形态各异，但从宏观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汉学英译和创意英译。

“汉学英译”是“由生活或学习在西方国家且谙熟汉语文化的汉学家或汉学研究者所进行的汉语文本翻译。”①那么，“汉学英译”属于汉学翻译，其译文文本表述语言为英语。汉学英译追求的是源语与译语文本之间信息转换的完整性，既包括内容传递的完整性，又包括形式、风格再现的完整性。汉学英译的目标是原文与译文之间“相似性”的最大化，即意、形、体的“极似”。“创意英译”，在美国译者尤其在美国现当代诗人翻译家中，极为盛行，是美国特色鲜明的一种翻译传统。香港学者钟玲认为，具体落实到诗歌翻译而言，创意英译以表达美感经验、将诗人译者对原诗的主观感受以优美的英文呈现出来为目的。②这有别于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汉学英译。创意英译是一种译者吸纳原作内容并将其转化为自我创作灵感、彰显诗人译者自身诗学观念的翻译方法。

在众多美国李清照词英译文本中，许芥昱等学者的汉学英译译作被认为是经典之作，收录进美国高校的中国文学教材，沿用至今；肯尼斯·雷克斯罗斯的译本则是创意英译的典范，被收录进美国各种诗集，影响了广大美国读者，甚至被不懂中文的读者误认为优美的英文“原创诗歌”。美国李清照词的学者译者与诗人译者分别采用汉学英译与创意英译的主导性原因是译者的文化身份，因为其文化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承载了他们的译介实践任务，也决定了他们对英译方法的取舍。

笔者以美国李清照词的学者与诗人英译文本为研究对象，分析、比较两类译者群体选取汉学英译与创意英译的动因及具体翻译操作，以期总结方法，归纳经验，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汉学英译：学者的学术性翻译方法

“文学翻译离不开文学研究，文学研究是文学翻译的前提。”③美国汉学界的李清照词翻译与研究是同时进行的。美国的汉学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将李清照词进行英译，以方便相关研究或教学的开展。这些以学术性为旨归的英译方法正是汉学英译。正因如此，美国李清照词的学术性翻译方法始终坚持“忠实”原则，译者的中国古典文学素养也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语言信息在翻译中的传神达意。许芥昱、叶维廉、欧阳桢等学者型翻译家便是典型代表。

许芥昱（Kai-yu Hsu， 1922—1982），著名美籍华裔学者、翻译家，终生致力于研究、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学。1959年，许氏获斯坦福大学文学博士学位，随后在美国数家大学任中国文学教授、系部主任。“许芥昱学养深厚，并不缺少研究、介绍古老汉学的能力。”④他在中国文学研究与翻译方面著述颇丰，治学严谨，为美国学界所称道。

1962年，许芥昱在美国语言文学研究领域的权威刊物《现代语言协会会刊》（PMLA）《李清照诗词（1084—1141）》。这是美国较早的李清照词研究文章。作者详述了李清照的生平背景、作词经历，深刻分析、总结了李清照词的五大特点：口语入词，形象生动，善用叠词，音乐性强，借景抒情。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在文中英译了李清照词20首，作为论文论述的例证。这是李清照词在美国最直接、最具代表性的汉学英译译文。例如《如梦令·一》的翻译。

常记溪亭日暮，

Often remembered are the evenings on the creek，

沉醉不知归路。

When wine flowed in the arbor and we lost our way.

兴尽晚回舟，

It was late， our boat returned after a happy day

误入藕花深处。

Entering， by mistake， the thicket of lotus clusters.

争渡，

As we hurried to get through，

争渡，

Hurried to get through，

惊起一滩鸥鹭。

A flock of herons， startled， rose to the sky. ⑤

这首小令回忆了词人年少时的一次游记，语言平实又不乏生动之处，景物描写细致，烘托出词人的欢愉之情。许芥昱的译文以意译为主，以传达原词原意为准则，又能展现原词的特征。译者几乎“字对字”的翻译，如首句“常（often）记（remembered）溪（creek）亭（arbor）日暮（evenings）”，却又以英文语法、句法规则加以整合，措词简洁，是地道的现代英语，符合英文读者的阅读习惯。译者在第二、三句译文中使用了尾韵，“way”与“day”，五、六句“争渡”叠词（hurried to get through）也得以忠实再现。译者将末句“惊起一滩鸥鹭”译为“一群鸥鹭，受惊，飞向天际。”这是一种深化的翻译方法，将原词景物的描述视线由地面延伸至天空，视野更加宽阔，至此，词戛然而止，言尽而意未尽，耐人寻味。译文与原词借景抒情的效果异曲同工。

叶维廉（Wai-lim Yip，1937—）是美国著名的华裔比较文学学者、翻译家、美国比较文学学会顾问。叶氏196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之后，一直在美国的若干大学任比较文学教授。他的文学创作、汉诗英译与比较文学研究并行不悖，建树颇丰。数十年来，叶维廉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和中美诗学汇通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早在20世纪九十年代，叶氏在学界就享有极高的声誉：“在比较文学、诗歌创作、文学批评，以及翻译的领域，叶维廉教授无疑是颗耀眼的明星！”⑥叶维廉作为汇通中美诗学与文化传统的学者，情系大洋彼岸的中国，始终“致力于两种传统：美国溯源自庞德一系的现代主义和中国诗学传统，相向地传递信息。”⑦因此，叶氏坚持英译汉诗的“定向叠景”原则，其目的是为了将中国古诗中的语言模式、文化认知与思维角度最大限度地传递到译文中去。这既可以纠正西方译者对汉语的误解与扭曲，又可以为英语读者提供更为自由开放的诗歌审美体验空间，例如《如梦令·二》的英译文，

1.昨 夜 雨 疏 风 骤

1.last night rain sparse wind sudden〔6〕

1. Last night， scattering rains， sudden winds.

2. 浓 睡 不 消 残 酒

2. deep slumber not dispel remaining wine〔6〕

2. Deep sleep abates not the remaining wine.

3. 试 问 卷 帘 人

3. try ask roll- blind- person〔5〕

3. Try ask he who rolls up the blind：

4. 却 道 海棠 依 旧

4. but say begonia --- remain--- the-same〔6〕

4. Thinking the begonia blooming as before.

5. 知 否 知 否

5. Know ？〔2〕 Know ？ 〔2〕

5. Know it？ Know it？

6. 应 是 绿 肥 红 瘦

6. should-be --- green fat red thin〔6〕

6. Fattening leaves’ green， thinning petals’ red. ⑧

在具体翻译实践中，叶维廉设计了“三步走”的汉学英译方法：第一步，给出汉语原诗；第二步，进行“字对字”的释义；第三步，按照英语文法进行最小限度的修改，得出最终译文。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叶维廉在对《如梦令》进行“字对字”注释的同时，还标明了每句原文的字数或音节，甚至以问号“？”对译“否”字。译者对第二步所作最小限度的修改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传递原词的语言特质，如第二句的译文中没有使用符合常规英语文法的“does not abate”，而是以“abates not”英译“不消”。译文第三四句中也没有增译“我问”和“卷帘人答”，两句译文均为“无主语句”，意在再现汉语语言的专有模式和原词中的“无我”境界。由此，“定向叠景”的译诗理念得以实践：译文中助动词与主语均省略不译，使得原词中并置的意象一一罗列，令英语读者有“移步换景”的阅读体验。叶维廉这种几乎“偏执”“极端”的汉学英译方法虽然罕见，但“无疑传译出两大文化系统内更多的信息，从内容到形式更为开放，留给读者更多的联想空间。”⑨

欧阳桢（Eugene Ouyang， 1939—）是美籍华裔比较文学家、教授、翻译家。他早年求学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印第安纳大学，获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此后，他任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文学院东方文化系教授。在美国汉学英译李清照词诸位译者中，欧阳桢是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他共翻译李清照词24首，其中13首收录在1975年由柳无忌与罗郁正合编的《葵哗集：中国历代诗歌选集》。该选集刊行后即在美国学界广为流传，随即被许多大学选为教程，此后数十年间多次再版。这为李清照诗词在美国社会的流布产生了深远影响。”⑩1999年，在早年13首英译李清照词的基础上，欧阳桢又增译11首，共计24首入选著名学者孙康宜等人主编的《中国传统女诗人：诗集与评论》。

欧阳桢对翻译理论与技巧有较深的研究。他认为，翻译对人类文明史、对各国文化的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不可等闲视之。他把翻译区分为纯粹的翻译——科技翻译，与传神示意的翻译——文学翻译，前者容易后者难。他认为，鉴别文学翻译有三条标准：“自明”“信达”“透明”。“自明”即译文像原文一样，无需借助其他文献即可让读者鉴赏、理解；“信达”即原文的意义要完整无遗地译出来，原文与译文的“情调”要一致；“透明”即让读者透过译作看到原著，而不应让他们看出这是翻译过来的。由此可见，欧阳氏以学者的身份，侧重翻译中以原作为中心，强调译文的基调应和原文一致，译文要反映出原作者的特点，而不能反映译者自己的特点。他尤其指出，李少英和李清照就应有不同的特点。两个不同的作家或诗人，译文就应该分别反映出两种不同的风格。这也是他翻译原则“传神示意”的另一种阐释。

例如《减字木兰花》的英译：

减字木兰花

Jian zi mulanhua

卖花担上，

From the pole of the flower vendor

买得一枝春欲放。

I bought a sprig of spring about to bloom，

泪染轻匀，

Tear-speckled， slightly sprinkled，

犹带彤霞晓露痕。

Still touched by rose mist and dawn’s early dew.

怕郎猜道，

Should my beloved chance to ask

奴面不如花面好。

If my face is as fair as a flower’s，

云鬓斜簪，

I’ll put one aslant in my hair，

徒要教郎比并看。

Then ask him to look and compare.

此词写词人对春花的喜爱，对容貌美及爱情的追求，擅用心理描写、拟人等手法，语言通俗、易懂，含蓄地描写两人的爱情。欧阳桢的英译文十分忠于原词，以浅显易懂的英文再现了原作的原意，还原了原词语言平实、口语入词的特点，无需译注或其他辅助文献即可让英文读者理解，是为“自明”。同时，译文不增译，不漏译，上阕中“一枝春”比喻“一枝花”，译者直译为“a sprig of spring”；下阕中将春花拟人，以人面与花作比，译者仍直译为“my face is as fair as a flower’s”，译者将比喻与拟人修辞格照直译出，并且皆押头韵，再现了李清照词音乐性强的特质。原词以花喻人，尤其是下阕含蓄的心理活动委婉地描写夫妻之间的恩爱。这是东方式的爱情表达，与西方直接、热烈的情感流露完全不同，而译文阐释的仍旧是原词含蓄的“情调”。译者坦言：“我们必须努力展示的不仅仅是我们彼此文化间的共同点，还有彼此文化间的差异。”是为“信达”。译文直接脱胎于原词，其中译者主体性几乎没有发挥，没有任何创造性翻译，真正做到了“译者的隐身”，是为“透明”。

除此之外，冰心的硕士学位论文《李易安女士词的翻译与编辑》（1926）、何赵婉贞的硕士学位论文《人比黄花瘦：李清照生平与作品》（1968）、库克（C.H.Kwock）与文森特（Mchugh Vincent）合译的《有朋自远方来：圣朝汉诗百五十首》中21首英译词（1980）以及詹姆斯·克莱尔（James Cryer）的《梅花：李清照词选》（1984）均为李清照词在美国较有特色的汉学英译译本。囿于篇幅，笔者在此不做一一举例论述。

二、创意英译：诗人的创造性翻译方法

在20世纪初叶的美国新诗运动中，庞德开启了一种以诗歌创作为导向的诗人译诗传统。美国诗人译者主要以东方诗歌——尤其是中国古诗——翻译为主，他们以诗人的视角与灵感解读中国古诗，在翻译过程中掺杂了自己的创作成分。这种“大胆”的、出人意料的翻译，可以说创造出了另一首诗，却往往与原诗的精神想通。这就是中国诗歌的创意英译。肯尼斯·雷克斯罗斯是最富代表性的创意英译诗人翻译家之一。

肯尼斯·雷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 1904—1982）是美国著名现代诗人兼翻译家，是“旧金山复兴”运动的倡导者，对美国诗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一生诗歌创作与翻译多达50余部，其中四部汉诗译集中均有李清照诗词的出现：《汉诗百首》（1956）包含7首，《爱与流年：续汉诗百首》（1970）译介6首，《兰舟：中国女诗人诗选》（1972）英译7首，《李清照诗词全集》（1979）全译67首。在美国，像雷氏这样对译介李清照词如此倾心的译者十分罕见。雷克斯罗斯创意英译汉诗——特别是李清照词——的方法缘起于他的诗人身份，他在《诗人译者》一文中陈述了他的“同情”诗歌翻译观：

以诗译诗是同情行为——将自己与他人相认同，翻译他人的话为自己的话。众所周知，一位好的译者是不会对字对字翻译的。他不是人，而是拼尽全力的辩护律师。他的责任是一种特殊的请愿。诗歌翻译成功与否的标准是同化，即陪审团是否被说服。

在此，雷氏将译者视为原诗作者的“辩护律师”，要求译者要按照作者的“意愿”和“精神”去感动读者，即“陪审团”，译者是作者与译文读者情感传递的纽带。他反对诗歌的直译，注重译本读者感悟到译者与作者同样的诗歌“灵感”，因此译者要积极主动地靠近原诗作者的精神层面。在雷氏眼中，“作者和译者都是靠灵感进行诗歌创作和翻译的，他们之间其实没有主与仆的区别。”这正为雷氏在翻译过程中发挥诗人译者主体性奠定了基础。译者只有以平等的地位洞察原诗及作者的精神实质，达到“感同身受”，然后以英语将这种“同情”表达出来，此时译文与原诗之间语言是否“忠实”则无关紧要了，“我并未期待该集（《汉诗百首》）成为东方文化研究的学术之作，它们（译诗）只不过是若干（英语）‘诗篇’而已。”这也是汉学英译与创意英译的根本差异。

如《一剪梅》的英译：

一剪梅

SORROW OF DEPARTURE： TO THE TUNE

“CUTTING A FLOWERING PLUM BRANGCH”

红藕香残玉藫秋。

Red lotus incense fades on

The jeweled curtain. Autumn

Comes again. Gently I open

轻解罗裳，

My silk dress and float alone

独上兰舟。

On the orchid boat. Who can

云中谁寄锦书来，

Take a letter beyond the clouds？

雁字回时，

Only the wild geese come back

And write their ideograms

On the sky under the full

月满西楼。

Moon that floods the West Chamber.

花自飘零水自流。

Flowers， after their kind， flutter

And scatter. Water after

Its nature， when spilt， at last

Gathers again in one place

一种相思，

Creatures of the same species

Long for each other. But we

两处闲愁。

Are far apart and I have

Grown learned in sorrow.

此情无计可消除，

Nothing can make it dissolve

And go away. One moment，

才下眉头，

It is on my eyebrows.

却上心头。

The next， it weighs on my heart.

该词作于词人新婚不久丈夫即外出之时，寄寓着作者不忍离别的一腔深情，反映出初婚沉溺于情海之中的纯洁心灵。擅长创作情诗的雷克斯罗斯以其诗人对爱情独有的感悟，去“同情”李清照，真切感受词人当时的心境，并将这种情思付诸于英语的载体，以创意英译的方法，再现了原词的离愁别绪与思念之情。首先，译者不以原词的行数为准则，果敢地采用大量的不规则断句与跨行，形成一种急促、直接的情感宣泄节奏，以西方英诗的外在形式与情感表达手法表露词人原本含蓄的情感。其次，原词中的若干意象被译者改写，以更加深刻地烘托全词的抒情氛围。上阕中“玉藫秋”之“秋”译为“秋天又一次到来”（Autumn comes again），使得哀愁更加忧郁。“雁字”本意为大雁飞行时排成的“一”字或“人”字形状，译者在此译为“唯有大雁归来，在天空中画着表意的字符”（Only the wild geese come back / On the sky /And write their ideograms），将其意象具体化，与“锦书”（letter）相呼应，因为译者认为，“大雁是中国古诗中‘信使’的惯用意象”。下阕中的创造性英译方法更为明显。“花自飘零水自流”中“落花”“流水”本是充满悲伤、无奈、绝望的意象，而译者描述完“落花”之后，笔锋一转，将“流水”译为“水流分开后，终将归复一处”（Water after / Its nature， when spilt， at last / Gathers again in one place），“落花”“流水”两个意象在译文中相反相成，将原本离别的愁苦状写为“苦尽甘来，聚散有时”的积极向上的爱情期待。末句更将“此情”（sorrow）外化为一种“可观”（on）、“可感”（weighs）的客观存在，“雷氏在此极力传递女词人不可消除的思念之情的全部重量！”再次，译者成功地将女词人的情感“同化”，以现代英语表达出来。原词由于汉语特有的语法特点，全词没有出现以第一人称“我”的叙述。但在译文中，译者六次将“我”（“I”“we”“my”）显现，在英语语境中，这有利于全词抒情的发挥。有学者认为，雷氏的李清照词本身就是优美的英诗，此处把“无我”的境界化为“有我”的境界，于（英语）读者而言，具有极大的情感感染力。

雷克斯罗斯创意英译的李清照词在美国影响很大，美国现代诗坛中的很多诗人正是通过雷译的李清照词结识了中国婉约派词宗，并对其诗学加以师承，融合到自身的诗歌创作中。美国著名汉学家、文学评论家荣之颖对雷氏的《李清照诗词全集》评论道，雷克斯罗斯作为痴迷于中国诗词的美国著名诗人，克服困难将其译为母语（英语），无论忠于原作与否，其译文文学上的优点理应被肯定。

三、美国李清照词英译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启示

李清照词在美国的英译与传播是翻译文学史上的重要个案，这得益于汉学英译与创意英译两种主要的翻译方法。在着力于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当下，李清照词作为“走出去”的成功典范，对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评判标准、译者的文化身份及译作的传播途径等方面均有启示意义。主要启示有三个“多元化”：

第一，翻译评判标准的多元化。通过美国李清照词英译可以发现，汉学英译与创意英译翻译方法下产生的文本多姿多彩、百家争鸣。若以中国传统译论的圭臬“信、达、雅”加以衡量，则多数为“失败”的翻译作品；但是事实却是，它们都在不同领域、不同读者群中被比较广泛地接受。这是为什么呢？以这样的翻译实践反思评价翻译的标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学翻译的评判标准必须多元化，不能以是否忠于原作作为唯一标准。正如翻译目的功能学派所倡导的“目的决定手段”的宗旨，文学译者有权根据特定的翻译目的与用途，如汉学研究或诗歌创作，以及译本在目的语中需要完成的特定功能而选择不同的翻译方法，而“不必考虑翻译是否按照‘标准’的方式进行。”

第二，译者构成的多元化。吸纳海外译者，需求“合译”模式。由美国李清照词英译的案例可以发现，海外多元文化身份的译者是中国诗歌外译的有生力量，他们中有汉学家、有诗人，甚至有的译者既是学者又是诗人。尤其是汉学英译的译者多为美籍华裔学者，他们既有扎实的汉诗素养，又有美国地域的文化体验。国内译者理应与海外译者加强合作，寻求合理有效的“合译”模式。“树立国际合作的眼光，积极联合和依靠国外广大从事中译外工作的汉学家、翻译家，加强与他们的交流与合作。”雷克斯罗斯与中国学者、诗人钟玲成功合译《李清照诗词全集》也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译本传播渠道的多元化。从英译的李清照词在美国的传播渠道可以发现，以作家为中心的译作单行本虽然是传播的主要形态，但不是唯一渠道。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还可以有其他诸多方式，如高校的硕、博士学位论文、学术论文、主流中国文学选集，甚至中国文学研讨会等形式。笔者还曾搜索到在美国多个外国文学网站中有李清照词英译文的出现，虽然译者多不可考证，但这也不失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个颇为便捷的现代化媒介。

翻译是文本跨语际的转换活动，更是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受到各种原因、目的的影响，不同翻译方法的使用会产生与原作或亲近（忠实）、或疏离（叛逆）的译本。李清照词在美国的汉学英译与创意英译是核心观念迥异的两种翻译方法，这是由译者的文化身份、翻译目的造成的。但是，这又是两种在异域成功传播中国文学的翻译方法。对其进行辩证的考察与分析，对于拓展中国文学“走出去”之翻译标准、译者模式以及译作传播渠道，都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注释

①Yu Shiyi. What Is Sinological Translation？——A Study of the Debate between H.A. Giles and Arthur Waley. Paper presented at FIT Fourth Asian Translators’ Forum， Beijing， P.R.C， 2005， p.461.②钟玲：《美国诗与中国梦——美国现代诗里的中国文化模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4页。③田德蓓：《论译者的身份》，《中国翻译》2000年第6期，第21—25页。④许光瓒、郑继宗：《传播中国文化于欧美的许芥昱》，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5卷）·民族宗教华侨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75页。⑤Hsu， Kai-Yu. The Poems of Li Ch’ing-chao （1084—1141）. PMLA ，1962（5）：pp.521—28.⑥康士林：《叶维廉访问记》，《中外文学》1990年第4期，第92页。⑦罗登堡：《叶维廉的风景》，周志煌、廖栋梁：《人文风景的镌刻者》.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第309页。⑧William Yip. Chinese Poetry： An Anthology of Major Modes and Genr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27.⑨蒋洪新：《叶维廉翻译理论述评》，《中国翻译》2002年第4期，第26—29页。⑩葛文峰：《李清照诗词在美国：英译与研究》，《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144—148页。欧阳桢：《翻译漫谈》，罗新璋：《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932页。Kang-I Sung.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p.93.欧阳桢：《翻译和跨文化交际：地球村的文化交际》，罗选民：《外语·翻译·文化》（第二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第179—189页。王家新：《诗人译诗：一种现代传统》，《扬子江诗刊》2012年第2期，第41—49页。Kenneth Rexroth. The Poet as Translator， Assays，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61， p.19.杨成虎：《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的诗歌翻译观》，《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36—41页。 Kenneth Rexroth. One Hundred Poems from Chinese.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56， p. xii.Kenneth Rexroth and Ling Chung. Li Ch’ing-chao： Complete Poems.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79， p.27， p.101.William J. Lockwood. Kenneth Rexroth’s Versions of Li Ch’ing Chao. Tamkang Review， 1984（4）， pp.389—410.Peter Dragin and Paul Dresman. Forms of Open Form： A Comparison of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Li Ch’ing Chao. Tamkang Review， 1984（4）， pp.285—306.Angela Jung Palandri. Review on Li Ch’ing-chao： Complete Poems.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1981（3）， pp.267—271.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57页。谢天振：《译介文学作品不妨请外援》，《中国文化报》2013年1月10日，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