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6 09:13:34
我第一次到蓬莱是1984年秋天，那里正在拍电视剧，水城一线插着不知是哪个朝代的彩旗。宋庆历二年（1042），登州郡守郭志高为防契丹入侵，在这个中国最北边的港口建起一座水寨，因往来战船皆是瘦长的“刀鱼船”，水寨便被称为“刀鱼寨”，港口也成了贸易与海防两用的武装水城。那电视剧也许不是拍宋朝的故事，而是抗倭的故事，因明洪武九年（1376）时，明廷为防倭寇侵扰，将水寨加固成了由石砌码头、土垒城墙、设门立闸的“备倭城”。又或许是在拍朝代不清的“八仙过海”吧，陆有楼阁，海有仙山……1984年，蓬莱水城还真出了件大事，古登州港中央泊船的地方叫“小海”，在此发现了元代沉船，由此拉开了关涉古代中国与高丽两岸沉船的考古大幕。
蓬莱沉船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港不在深，有船则名。
1989年，蓬莱市动工兴建了中国北方第一座沉船博物馆，并于1991年正式对外开放。似乎不满于一条沉船势单力孤，2005年，“小海”再度“显灵”，人们放水清理“小海”淤泥时，又发现了三艘大型海船沉船。这下子，登州古港有了一个小小的古代船队：1984年出土的那艘古船被称为“1号船”，2005年发现的比1号船还要大的沉船被命名为“2号船”，其他小一点的两艘沉船被命名“3号船”和“4号船”。
像这样，集中于一地发掘出四艘古代沉船海船，在中国1.8万公里长的大陆海岸线上还是头一次。于是，蓬莱市决定投资1亿元修建一座新的古船博物馆。2008年，古船博物馆开工，2012年，新馆正式对外开放。新馆布展之时，馆里的同志还专门找我搜集过元、明时期的航海图，以补充完善其“登州海道”、“起航之港”、“循海岸水行”、“北方第一大港”、“往返皆自登州”、“海防重镇”、“海漕中枢”共七个单元的展示。后来，我在写作“系列中国古代沉船”时，又向蓬莱市登州博物馆馆长、中国船史研究会副会长袁晓春请教沉船的事……从1984年到2015年，一晃之间，我已与登州古港结下了30年的特殊缘分。
袁晓春先生参加过1984年和2005年两次“小海”沉船发掘工作，为我特别提供了重要的古沉船照片。据他提供的考古报告称：2005年发掘的2号古船残长21.5米，残宽5.2米，残深0.56米，保存六道舱壁、前桅座、首柱、龙骨等。该船呈瘦长流线型，与以前发现的蓬莱元朝战船、浙江象山明代古船船型相同，其建造地应为浙江一带，该船复原长32米，宽6米，型深2.6米，为三桅木帆船，约为明代中晚期战船。3号古船，为小方首、方尾，首尾皆翘起，残长17.10米，残宽6.20米，舱残深1.28米。此古船上出土的遗物数量较少，主要有高丽末期的青瓷碗、陶瓮、陶茧形壶等文物。古船的年代被考证为元末明初，推测其为因不能远航而遭废弃的古船。4号古船，残长8.53米，残宽1.96米，分别是龙骨、龙骨翼板、零星外板，其他船材都已不存，年代大约与3号船相近。
蓬莱古船博物馆所拥有的四艘古代沉船，其数量、种类堪称国内之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四艘元明沉船中，3、4号古船据推测是高丽古船。2006年、2012年，蓬莱先后召开两次“蓬莱古船国际学术研讨会”，中韩专家通过现场考察和会议研讨，确认蓬莱3号、4号古船为高丽古船，蓬莱3号古船船壳采用韩国传统造船技术，内部结构、舱壁、肋骨、桅座、补强材等为中国造船技术。
据袁晓春先生介绍，判定这两艘古沉船为高丽古船的主要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蓬莱高丽古船独特的船壳连接技术，其船壳连接均采用长槊（木栓） 与皮槊（木钉）连接技术。3号古船是中国造船技术与高丽造船传统结合的产物。4号古船仅发现几块底板，但是采用了长槊（木栓）连接，未发现使用铁钉连接，其船壳技术为地道的高丽古船连接技术。其二，高丽古船的船材只使用油松，而中国船则分部位选用杂材。其三，高丽海船船材厚重，中国已发现的几十艘海上沉船中，没有一艘古船船材像高丽古船那样宽大和厚重。两艘蓬莱高丽古船属于不同船型的高丽远洋海船。高丽古船是中国海域发现的唯一外国沉船。
登州古港
蓬莱沉船用实物证明了蓬莱不仅是中国东北海域重要的港口，而且是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交往密切的外贸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东北方向的始发港口。
不过，蓬莱最初出名并非由于海港，而是因为海上仙山。战国时，郑国有个道家代表人物列御寇，在他的《列子・汤问》中有“渤海之东有五山焉，一日岱兴，二日员峤，三日方壶，四日瀛洲，五日蓬莱”的记载。这是“蓬莱”作为神山之名最早的记录，但“蓬莱”作为地名大约是从汉代开始。唐代杜佑的《通典》载：“汉武帝于此望海中蓬莱山，因筑城以为名。”但是，建治则是唐朝神龙三年（707）的事了。那一年，登州治所由牟平迁至隶属黄县的蓬莱镇（军事单位），遂升蓬莱镇为蓬莱县，这里也因此被称作“登州港”。
蓬莱位于渤海、黄海交界处，是进出渤海湾的必经之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北方最古老的航线。《新唐书・地理志》引用唐贞元年间宰相贾耽所撰的《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记述的唐朝交通四邻的七条道路，其中海运航线主要有两条，一条在南方，为“广州通海夷道”；一条在北方，即“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可见其有多么重要。唐朝廷为迎接新罗使节，还在登州南街修建了“新罗馆”。
登州作为港口，真正兴盛是在宋朝。宋元v三年（1088），金部员外郎范锷等人联名向朝廷上书，要求在密州设立市舶司：
广南、福建、淮浙贾人，航海贩物至京东、河北、河东等路，运载钱帛丝绵贸易，而象犀、乳香珍异之物，虽尝禁榷，未免欺隐。若板桥市舶法行，则海外诸物积于府库者必倍于杭、明二州，使商舶通行无冒禁罹刑之患，而上供之物免道路风水之虞。
最终，朝廷批准了范锷等人的建议，“乃置密州板桥市舶司”。中国北方终于有了国家级口岸，登州港也因此热闹起来。但后来因北方战乱，登州港转而成为“刀鱼寨”水寨。
船沉两国
有趣的是，就在2012年蓬莱古船博物馆开业之时，浙江省博物馆和韩国国立光州博物馆联手在杭州举办了“大元帆影――韩国新安沉船出水文物精华暨康津高丽青瓷特展”。这里说的“新安沉船”即沉在朝鲜半岛西南角新安海的元代中国商船。
元朝时，这艘中国商船从庆元港（今浙江宁波）出发前往日本博多港（今福冈）进行贸易。不料中途遭遇风暴，在朝鲜半岛西南角的新安海域沉没。1975年，韩国人发现了这艘沉船，并开始了长达九年的打捞。经韩国考古人员考古发掘，此船长34米、宽11米，是一艘大型木制海船，满载上万件陶瓷、几十吨铜钱、1000多根紫檀木等货物。
在浙江省博物馆这次展出的展品中，有一件重要展品――庆元青铜权。权，就是秤锤。此秤锤上，一面刻有“庆元”，一面刻着“庚申年”，庚申年为1320年。它的出水为新安沉船的起航时间与地点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展览中，还有一些沉船上打捞出的中国铜钱。此船当时共出水了800万枚重达28吨的中国铜钱，共52个品种，从王莽新朝“货泉”到元代“至大通宝”和“大元通宝”，年代跨度久远。在当时的东亚及南亚海上贸易中，中国铜钱是“硬通货”。日本自平安时代起到10世纪，主要通行“皇朝十二钱”，此后由于铜钱铸造量不足，而代以从中国进口铜钱供本国流通使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代以前。
这次展出的展品主要是瓷器。新安沉船主要装载的货物就是各类陶瓷器，其中出水文物仅陶瓷器一项达20661件，浙江龙泉生产的瓷器就有1万多件。还有来自南北方各个窑口的青白瓷、白瓷、天目釉瓷、黑釉瓷、钧釉瓷、白釉黑花瓷等。这些陶瓷器再次证明，宋元时期，龙泉瓷很受外国人的喜爱，是重要的外销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