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吟之:吴大猷生命中的一个特殊女性

一个世纪老人，孑然一身在台湾，背负着“中国物理学之父”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的重担，可他更需要的，却是一个小女子的扶持、聆听与陪伴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结业，物理教授吴大猷被军政部借聘出国考察。不久国内形势发生变化，派他出去的部门顾不上他了，他只好暂留国外，在高校任教。1956年，他应胡适邀请到台湾讲学，后又应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之邀，到清华讲学。从此每年赴台五个月，负责策划、推进科学发展方面的工作。这期间，他在台湾认养了一个女儿。

1978年，吴大猷从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退休，妻子阮冠世居于儿子吴葆之之处，吴大猷不想去与阮冠世同住，便去了台湾。两年后阮冠世病逝，吴大猷卖掉水牛城的房产，长居台北，全身心投入教育和科学事业中。1980年，吴大猷的专著《理论物理》（七卷）出齐，1983年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院长，1986 年，他的专著《量子力学》问世，1987年为纪念自己八十寿辰，他又推出杂文集《吴大猷文选》，1988年，他在病榻上完成书稿《物理学：它的发展与哲学》。

直到八十七岁高龄，吴大猷才辞去“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但仍坚持授课，九十多岁时还活跃在大学讲台上。李政道建议自己的老师吴大猷写一部中国物理学史。吴大猷的朋友和学生们也都认为，撰写当代中国物理学史非吴大猷莫属，于是鼓动他在台湾大学作系列讲座，然后再进行文字整理，即可成书。1999年3月，这位“中国物理学之父”突然一病不起，翌年辞世。在吴大猷晚年，义女吴吟之陪伴他度过三十余载岁月。

与吟之的缘分

吴大猷和妻子阮冠世都很喜欢孩子，遗憾的是阮冠世患有肺病，不能生育。1950年，吴大猷在香港的堂弟吴大立将刚出生的小儿子葆之过继给吴大猷夫妇。葆之的到来使这个家庭充满了欢乐。葆之天资聪颖，十四岁就考入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但吴大猷夫妇还想再认养一个女儿，这样便儿女双全了。

1968年，六十一岁的吴大猷在台北果真认养了一个女儿。一次在朋友家聚会，吴大猷见到一个年轻女孩，马上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这个女孩二十四岁，身材窈窕，容貌俊秀。但吴大猷被她吸引不在于其外貌。据葆之说，父亲对女人向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他一生最亲近的女性只有三位，一是母亲，二是妻子，第三个就是这个女儿。那个女孩之所以引起吴大猷的注意，是因为她长得酷似吴大猷已故的母亲。吴大猷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他十分怀念死于非命的母亲——抗战期间，他在西南联大时，母亲寄居于天津的亲戚家。日本投降前夕，即1945年春节，母亲到朋友家拜年，一架日本飞机坠落房顶，她和主人同时罹难。吴大猷对此一直哀恸在心。

见到这个容貌酷似母亲的女孩，吴大猷心里牵念了几天。几天后再次见面时，他告诉她，他们之间有缘分，觉得她是他家里的人，觉得她就是自己的女儿。但没过多久，这件事情就闹得沸沸扬扬，许多人不相信他们是纯洁的父女关系，这让吴大猷既恼火又害怕。这可能就是后来他为什么把这种关系隐瞒多年的缘故。

不管怎样，吴大猷都要和那个女孩建立父女关系。他找了几位朋友帮忙，其中有西南联大的同事毛子水教授，毛子水成了吴大猷签字认养那个女孩的证人之一。通过法定手续，吴大猷把女孩正式认养为女儿，给她改名为“吴吟之”，同吴氏家族“之”字辈的人排行一致。

由于曾经闹得满城风雨，吴大猷决定把认养吴吟之的事情保密。这个秘密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逐渐曝光，起初只有一些朋友知道，后来吴大猷患重病时才完全公开。在保密过程中，付出代价最大的是吴吟之。她牺牲了几乎所有的社交活动和可能有的婚姻与家庭，把自己的全部生活，都局限在很小的圈子里。

吴吟之出生于台湾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兄弟姐妹众多，小时候没有得到过亲生父母的疼爱。尽管如此，她的双亲对吴大猷认养自己的女儿并不同意，不肯在认养文件上签字。吴吟之跟随吴大猷后，就同自己的家人疏远了，后来甚至没有什么来往。她从吴大猷那里得到了真挚而深厚的父爱。

多年来，吴大猷一直孤身一人住在台北广州街一幢普通的办公大楼内。单位拨给他的是位于五层的两间大房，带有小小洗手间的是卧室，另一间则是他的书房兼会客室、餐厅，有位姓江的女士给他当管家。

认养了吟之后，由于人言可畏，吴大猷不愿意别人说闲话伤害到女儿，因此他为吟之在离自己住所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套房。每天晚上9点左右，他一定要吟之回自己的家去。

精神寄托

吴吟之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不曾受过高等教育，但生性聪慧，有很强的进取心。她知道吴大猷对自己要求极高，因此认真听从他的教导。吴大猷觉得吟之若没有自己的事业，精神上会很空虚，于是他让吟之读书，听音乐，学英文，练钢琴……

起初，吟之从电台教学的英文开始，可是不久她就觉得电台教学的水平太低，因此改成自修。她下决心学好英文，达到能读培根原文的程度。经过艰苦的努力，吟之各方面的修养都有很大提高，从中获得了精神上的极大满足。吴大猷在一封信中，赞扬了她的意志和聪颖。

吟之与吴大猷相识时，正值豆蔻年华，而且风姿绰约，很能吸引男士们的眼球。但由于她是吴大猷秘密养女的身份，交男朋友不太容易。她曾有过不少追求者，其中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美籍华裔医生，两人感情已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医生向吟之求婚，吟之去问“爹地”（ 吟之对吴大猷的昵称）。吴大猷的态度是让吟之自己决定。吟之想，若自己嫁到了美国，爹地一个人留下来该怎么办？她放心不下，想了又想，考虑再三，让那位医生等了又等，最后实在无法让人家再等下去，就分手了。吴大猷给了吟之亲情上的满足，她觉得同爹地相处很愉悦，因此在她心中婚姻并不占有最重要的位置。

自阮冠世谢世后，吴大猷就定居于台北。他认为是吟之这个女儿给了自己最大的快乐和精神安慰。葆之和他的妻儿已融入美国社会，在亲情方面，吟之是吴大猷唯一的精神寄托。葆之这样说他的父亲和姐姐：“他们相依为命，始终都是柏拉图式最纯洁的爱。吟之渴望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纯洁性’，对我父亲有着无私的爱和奉献的纯洁性，我父亲对她亦是。”

吴大猷喜欢吟之在他身边陪伴，喜欢听她在屋里走动时裙子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声音。有时吟之觉得闷得慌，就到后面的办公室和员工们聊聊天，仅仅一小会儿而已，吴大猷便生气了。他要吟之时时刻刻都不离开他的视线。

到了晚年，吴大猷白天一直由吟之陪伴着，晚上他还是让吟之回自己的家。他说：“我住在公家宿舍，人言可畏。”后来吟之包了一辆计程车，每晚9点走。8点时，吴大猷就开始坐立不安，不断地看钟表。快到9点了，怕吟之走，但又不能不让她走。他很矛盾，担心吟之走得太晚出什么意外，走得早又舍不得。吟之临走的时候，他总要嘱咐：“明天早点来啊！”

吟之到家以后，他还要打个电话：“到家啦？该睡啦！门锁好了吗？晚安！”

大海中的一片浮木

随着吴大猷年龄的增长，他对吟之的依赖也越来越强。到了晚年，他对吟之的依赖几乎到了一刻都不能离开的程度，吟之对他的照顾也是无微不至。

吴吟之的好友詹景惠常来和吟之聊天，两人并不理会吴大猷。他一个人非常安静、满足地坐在沙发上，可以坐上几个小时，一句话也不说，只微笑地望着她俩。他从不插嘴，甚至不听两个女子的谈话。有时他做些自己的事。当她俩讲台语时，他根本就听不懂，对此他也无所谓。他还会经常切些水果给她俩吃。詹景惠见状便问吟之：“咱们这样是不是太不礼貌啦？”

吟之说：“不会的，爹地只想有人陪着他。”

詹景惠羡慕地说：“你们这样多好啊！精神上多快乐。你们过的一年要抵别人十年呀！”

20世纪90年代初期，吴大猷经常住院，每一两个月就要住一次院。吟之说：“我常常觉得，如果爹地走了，我就完了。我很害怕……”

医生对吴大猷说：你老人家在医院里要人照顾，如果不请看护，就得有家人来，在床旁陪伴着。直到那时，吴大猷才准许吟之在医院里留下。

吴大猷出院后，吟之住到他家里，不再回避爹地的客人们。她谈吐得体，优雅大方，吴大猷的朋友和学生们对她的印象非常好。吴大猷的学生李述忠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吟之小姐为人非常爽直，相当幽默健谈，而且十分聪明，反应极快，词锋也相当锐利……亲见吟之小姐对猷师极尽孝道，照顾得十分周到，猷师对女儿也是爱护备至。父女二人相依为命，挚情感人。”

年近九旬，吴大猷才辞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但仍坚持到大学讲课。九十岁的老人，依然耳聪目明，头脑清楚。谈起学术问题，他总是津津乐道，眼神明亮。

作为旁观者，詹景惠发表这样的看法：“如果没有吟之的话，伯伯在台湾不可能维持这么多年，而且也不会在事业上有如此大的成功，生活质量也不会这么好……”

詹景惠还说：“吟之是大海中的一片浮木，没有这片浮木，伯伯就活不下去了。”

“亲爱的女儿，我爱你”

1998年吴大猷回肇庆省亲时，北京的一位物理学家特地赶来会晤并告诉他，准备于来年，即1999年，在北京召开一个“吴大猷学术思想研讨会”，将从科学、哲学、教育和科研组织管理等几个方面研讨他的学术思想，请他届时出席。吴大猷听了非常高兴，答应一定参加。

大家相约来年春暖花开时，到北京再相聚。吴大猷表示要带着吟之和葆之在北京和天津长住一段时间，与那里的亲朋好友及学生们畅叙，并完成那部已经基本定稿的《中国物理发展史》。

然而不幸的是，吴大猷回大陆的心愿没能实现。他原定于1999年4月起程，可是 3月13日，他因患感冒和支气管炎住进了台大医院。吟之从此便一直守护在病床旁。

在加护病房，虽然有夜班护士，吴大猷仍不舍得让吟之离开。可是按规定家属不能留下，吟之就坚持等爹地睡着了才走。回到家，她还要同护士通个电话，确认了爹地的心跳、脉搏、呼吸、体温、血压等都正常，她才放心，早上5点又步行到台大医院。自吴大猷患病以来，她总是不能安睡，常常半夜打电话给护理站，问爹地的情况。

1999年9月29日是吴大猷九十二岁生日，堂弟媳陈己同从天津给他发来贺电。吟之将贺电念给吴大猷听，令远离故土的老人感到欣慰。

吴大猷病重期间，身上插满了管子。1999年深秋，他的病情一度有所好转，迁出了加护病房。由于气管被切开，他无法说话，只能用笔写。朋友和学生们来看他，他便在垫着一张硬纸板的纸上悬空写几个字，写得十分吃力。其中一份“笔谈”，写了足足两页纸，那是他未了的心事：叮嘱学生后辈，务必到北大物理系去为《中国物理发展史》再搜集些资料……

病中的吴大猷，最盼望的就是能够见到他的两位高徒——李政道和杨振宁。他常在纸上问吟之：“李政道、杨振宁什么时候来？”

吴大猷最牵挂的，还是女儿吟之。他用英文写“I love you”，后又写：“My daughter， my dear daughter， I love you.”即“我的女儿，亲爱的女儿，我爱你”。他觉得对吟之很亏欠，对她的生活放心不下，自己一走，吟之将来怎么办？

2000年1月23日，李政道专程从美国来台探望老师。吴大猷本来在昏睡，李政道走进病房时，他突然醒了。吴吟之对李政道说：“爹地就是要撑到你来看他。”

李政道在病床前俯下身，紧紧握住老师的手，向老师追述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他十八岁到西南联大投奔吴先生，被先生破格录取；十九岁大学二年级，又被先生破格选拔出国深造……听到这里，吴大猷的眼珠忽然转动了两下，李政道禁不住热泪盈眶。

这年2月底，吴大猷的身体机能已经衰退到了几乎没有功能的程度。2000年3月4日下午，九十三岁的老人驾鹤西去。

吴大猷逝世后成立了“大猷馆”。“大猷馆”即原“中央研究院”的物理馆，他生前担任院长时，在物理馆西楼办公。吴大猷于广州街的住所，“中央研究院”将其保留一年。吴吟之留在那里，将吴大猷的遗物分门别类整理了一百多箱，全部工作结束后，她才迁回自己的住所。所有这些资料，如今全都保存于“大猷馆”内，展出的只是极少部分，将来必会成为研究中国科学发展的珍贵史料。

吴大猷去世，吴吟之的哀伤之情可以想象。她在整理吴大猷的遗物时，睹物思人，常常泪流满面。

2001年3月4日是吴大猷周年忌辰，他那部生前尚未最后定稿的《中国物理发展史》，在学生和朋友们的帮助下终于整理出版。“中央研究院”为纪念已故院长吴大猷逝世一周年，特于2001年3月4日在台北县北海墓园举行诵经追思会，并于3月5日上午于物理研究所举行“大猷馆”揭碑仪式与“吴大猷纪念馆”启用典礼，吴吟之和吴葆之姐弟共同主持了“大猷馆”揭碑仪式，吴吟之为此深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