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产的钢材

汉阳铁厂从1890年折腾到1896年，历时六年，花费白银560万两，始终出不了钢。这其中的主要责任应当由张之洞来承担，起码在原料的问题上，他犯了一知半解和想当然的错误。

折腾了十多年一直没有炼出可用的钢，有人说，这责任主要在于张之洞。

据说在汉阳铁厂筹建之初，张之洞让英国公使薛福成采购炼钢高炉，英国梯赛特工厂曾答复说：“欲办钢厂，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煤、焦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如何，可以炼何种之钢，即以何样之炉”

说起来这是好心，但张之洞却没有买这个账，他回电告诉薛福成：“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

结果高炉运到中国，开工之后却发现铁厂使用的马鞍山煤灰成分太高，无法炼焦。

为解燃眉之急，张之洞只好先从德国进口了几千吨焦炭。可即便是用了德国焦炭，这个中国第一家大型近代钢铁联合企业，也被视为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开山之作的汉阳铁厂，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内一直没有炼出可用的钢铁。甚至从1890年折腾到1896年，历时六年，花费白银560万两，铁厂一直没有出钢。之后在江西萍乡发现了安源煤矿，汉阳铁厂改用萍乡煤炼焦，炼出的钢又太脆容易开裂，根本不能使用。原因则是两种主要原料铁矿石和煤里含磷量太高，以当时汉阳铁厂采用的设备根本无法去除原料的磷。

张之洞真的如此外行，如此胡来吗？当然不是，从当年他跟薛福成之间的电报记录来看，他动手之前早就做过一定的调查工作，也对大冶出产的铁矿石进行过化验，对铁矿石中的磷含量是心里有底的。对他来说，建立汉阳铁厂目的是为了给筹建中的芦汉铁路（芦沟桥到汉口，既京汉铁路）提供钢轨，而根据他的考察，制造钢轨不需要使用最好的钢材，无论使用那种高炉，只要“以最精之法炼之，当无不合”。

当然，造成汉阳铁厂无法出钢的主要责任仍然应该由张之洞来承担，起码在原料的问题上，他犯了一知半解和想当然的错误。按照他最初的化验结果，大冶的铁矿石含磷量仅在0.08%~0.12%之间，根据当时的认识，含磷0.10%之下的铁矿石就可以用来炼钢。所以依照张之洞的化验结果分析，只要对铁矿石进行分拣，就完全可以满足铁厂的需要。

从后人进一步化验的结果看，张之洞的化验结果确实没有问题，但有问题的是他挑选的铁矿石样品。

原来，大冶铁矿分布相当广，其中确实有含磷量很低的矿床，最低的甚至低至0.03%，但也有含磷量相当高的，比如铁山采矿区的纱帽翅矿体含磷量就高达0.58%。张之洞最初化验的样品，刚巧就是从大冶铁矿中含磷量相对较低的矿床中采集的。

大量开采以前，这个问题暴露不出来，可随着汉阳铁厂开工和1899年签订中日《煤铁互售合同》之后大冶铁矿大量出口，大冶铁矿的产量迅速提高，1900年时总产量一万五千多吨，到了1906年，就已经暴增到近十万零六千吨。这其中，由于对日的合同限制，大量低磷铁矿被出口到了日本，留给汉阳铁厂自用的就只剩下高磷铁矿了。

铁矿石含磷量无法控制的同时，汉阳铁厂在使用的燃料上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1897年盛宣怀筹建萍乡煤矿时，就曾有人指出：萍乡出的煤含磷量太高，会对炼钢造成严重影响。到1899年夏，汉阳铁厂的炼钢师又报告说因为萍乡的焦炭含磷量达到0.10%~0.15%，导致生铁中含磷量高达0.18%~0.20%，这样的生铁已经不可能用来炼钢了。

汉阳铁厂从英国进口的高炉是转炉，转炉分为酸性转炉和碱性转炉两种。其中碱性转炉能够去除生铁里的磷成分，酸性转炉则不能，可张之洞进口的偏偏就是酸性转炉。

张之洞是没有留意到这个问题吗？也不是，1885年他就曾在奏折里提到：“中国铁质多夹磷、硫，皆须先炼出磺、强水，再入炉冶，始成纯质”1889年，张之洞曾有意在山西另设铁厂，请驻德公使洪钧代购炼钢设备时也明确指出：“炉须能兼炼有磷者”。

导致汉阳铁厂在十多年时间里一直没能出产合格钢材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两条：一是张之洞片面自信，因为手中有了对大冶铁矿成份的化验结果，就确信采用价格相对低廉的酸性转炉没问题，炼铁、炼钢所需的燃料对钢材质量的影响他根本没注意到。事到临头发现问题超出自己的预期，他这个一知半解的门外汉自然也就无计可施了。

还有一条原因就更加令人扼腕了，即便是错用了酸性转炉，事情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转圜的余地。其实欧洲的铁矿石中磷含量也很高，廉价的酸性转炉应用范围有限。为此在1878年，有人发明了一种能够使酸性转炉改性的方法，具体说就是用焙烧过的白云石混合石油涂抹酸性转炉内壁，改变高炉内衬材料，同时在钢水和燃料中加入特定添加剂。这种经过改良的转炉可以用高磷生铁炼钢，称为碱性转炉。

这种技术张之洞本人虽然不了解，但汉阳铁厂聘请的外国技术人员曾经向他提到过，萍乡煤矿的洋总工师赖伦曾经提到：“大冶、萍乡两矿均极佳，所不足者磷皆稍重，只须将炼钢炉稍改，即可造上等多麻钢”。可惜的是汉阳铁厂一直没有认真听取这方面的建议，而是简单的采用挑选低磷铁矿石、焦炭这种没办法的办法，随着原料中含磷量越来越高，炼出的钢铁只能是一炉不如一炉。

最终，无计可施的汉阳铁厂又向日本借款300万日元，拆毁了原来的酸性转炉，改用平炉法炼钢，这才炼出了优质的马丁钢。可时间已经走到1905年了。

如果说张之洞对汉阳铁厂、乃至整个中国钢铁工业，只有过错，没有功劳，那就稍显偏颇了。用1909年汉冶萍公司经理叶景葵说过的一段话，比较能够总结张之洞的功过，他说：“假使张之洞创办之时，先遣人出洋详细考察，或者成功可以较速，糜费可以较省。然当时风气锢蔽，昏庸在朝，苟无张之洞卤莽为之，恐冶铁萍煤，至今尚蕴诸岩壑，亦未可知，甚矣功罪之难言也。”

谨慎地踏出第一步，当然比鲁莽地踏出第一步要强得多，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最重要的是无论如何要踏出那第一步。在张之洞所处的年代，整个中国一派腐朽堕落的风气，尤其官场，无论什么事，多重要的事，如果迁延不决，最终会在各种“调查、研究、斟酌、酝酿”中拖黄、拖烂。因此，没有张之洞略有鲁莽的一步，没有他勇敢而义无反顾地踏出民族钢铁业的第一步，可能也就不会有辛亥革命前后年产生铁八万吨、钢材近四万吨、钢轨两万余吨的汉阳铁厂了。

千秋功过，又有谁能说得清？担当生前事，莫问身后评吧。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