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无知、史学家的失语与档案馆的责任

照理说，眼下许多行当都心浮气躁，媒体偶尔露点怯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如果属奇闻异事、明星花边也罢了，事情却偏偏涉及国家尊严和历史事实。

前不久，国内众多媒体很为一件事激动，即瑞典仿古船“哥德堡”号到达了广州。媒体这样说，为欢庆“哥德堡号怀着260年前的梦想，驶向海洋，驶向东方”，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坚持把广州作为访华的第一站。广州方面也热情如火，“为迎接哥德堡号将进行为期四周的‘全城狂欢’嘉年华”，活动亮点多多。媒体为显示其报道有学问、有深度，又加上一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许多国家的东印度公司不同，哥德堡号从来没有在中国参与过鸦片贸易！”

真实的历史是这样的吗？不是的。成立于1731年的瑞典东印度公司，不仅直接参与了向中国走私鸦片，而且是始作俑者！1767年，瑞典东印度公司大班雅各布・哈尔，从印度金奈港向该公司的两个广州大班格历尔和格鲁伯，发送了150多箱鸦片，这些鸦片被偷运进广州并成功出手。倒是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就连臭名昭著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也难望其项背，因为后者在当时还没有开始走私鸦片的恶行。

我们也注意到另一个史实：哥德堡号的确没有参与过往广州走私鸦片。原因很简单，不是其操纵者德行高尚，而是它航行三次便沉没了。无庸置疑，哥德堡号根本不能成为其母体瑞典东印度公司的遮羞布。

无风不起浪。国内一些媒体拼命往一个曾经走私鸦片的外国公司脸上贴金，所依据信息又来于何方呢？媒体也承认：是负责哥德堡号项目的瑞典东印度公司（简称SOIC）。很显然，是我们的媒体中了瑞典东印度公司遮遮掩掩、移花接木的“奸计”。

有学者曾讲，“从纯学术角度出发，研究成果是由国内学者做出，还是由国外学者做出，并不是一件什么打紧的事。”但是，这里有一条底线必须遵守，就是历史研究成果要符合历史事实。尤其涉及国家尊严、民族感情的历史，万万马虎不得。

透过国内媒体对哥德堡号广州之行宣传这一件事情，我们去批评媒体浅薄和无知似乎有失公允。因为术有专攻，历史研究的主要责任该由历史学者来负，我们总不能让老记们谈“史”色变，整日条分缕析去苦苦求证吧？如果责备老记们，他们肯定一脸委屈：来自国内学者的声音式微甚至没有，我们只好去接受SOIC们的宣传文案了。

板子往下打就该是国内的历史学者了，有人说过：“在近现代史的研究上，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学界的研究显得苍白，一定程度上落后于国外同仁。”“近现代史发生在中国，但研究在国外”。（乐毅：我们不能在近现代史上丧失发言权，《中国青年报》2006年7月21日）这“种种原因”都包括什么呢？这不禁使笔者想起了史学家沈志华的一席话：“档案，对研究历史的人来说，那就是粮食啊。”开国际会议时，“中国学者不止一次地被人问起：你们的论文为什么很少用自己国家的档案？”（冯：让历史露出真相，《中国青年报》2004年7月28日）

看来对媒体的无知、史学家的失语，档案馆是负有重要责任的。这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开放档案条款的贯彻执行问题。早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在档案利用上就和世界接轨，即实行开放档案政策，1987年又用法律形式将其固定下来。应该说，这一重大决定是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做出的。但是，我们有的档案馆在开放档案问题上，总有一些不自觉和不情愿，有的不能科学全面地处理保密问题，有的认为“我”档案馆保管的档案，让你知悉后出了书，这是亏本的事情，尤其是让外国人出了成果，内心更感不平衡。岂不知历史是靠档案来书写的。我们不公布史料，SOIC们就要公布甚至断章取义、杜撰史料。久而久之，历史结论会偏向何方，这是不言而喻的。

愿档案界的同仁在对待档案开放问题上，多从国家根本利益上去考量，依法有序，积极认真，还要增加一些紧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