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夕的“临潼请愿”

西安事变前夕的“临潼请愿”，是当时“逼蒋抗日”全局中非常关键的组成部分，对张学良决定发动西安事变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36年12月上旬，已经完成第六次“围剿”的部署准备进攻，陕北红军也已准备在万不得已时南下再次“长征”。此时，张学良虽然已经开始了捉蒋的布置工作，但由于对苏联是否真正支持西北“三位一体”没有把握而难下最后的决心。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西安学生12月9日的游行示威中爆发了“临潼请愿”事件，从而促使张学良不得不下手捉蒋，西安事变由此而生。对此，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称：“这次请愿、游行，对张、杨发动西安事变起了促进作用。”

游行请愿的真正目的是“促使”捉蒋

对1936年12月9日西安学生游行请愿的起因，绝大部分研究者都未加留意，大都是从纪念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这一角度一笔带过泛泛而谈。但是，几个历史主要当事人对那次学生运动起因的回忆却有具体所指。

应德田在其回忆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是这样写的：“西安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张、杨两将军的支持下，发动了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游行请愿运动。”这一回忆的重点是表明那次学生运动是在中共和张、杨共同领导下进行的。

孙铭九在其回忆录《“西安事变”的真相》中是这样写的：“这一天，西安学生万余人，在东北和西北两个救亡总会的组织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纪念活动，并准备到华清池向请愿出兵抗日，促使张、杨两将军下决心把内战的逆流顶回去。”这一回忆的重点是表明那次学生运动的目的是“促使张、杨两将军下决心”。

据当年西安的东北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学生救工委会”常委、学生游行请愿指挥者之一宋黎，在《纵横》杂志发表的《西安事变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回忆》一文所言：“眼见12月9日就要到了，我们便开会决定由‘东救’、‘西救’和西安学联等发起纪念‘一二・九’一周年游行请愿行动，促使张、杨摆脱自取灭亡的‘剿共’道路。”这一回忆的重点也就是“促使张、杨”早点对下手。

据当年简称“西救”的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负责人、那次学生运动负责人之一的徐彬如在《中国西北特别支部与西北抗日救国会》一文中坦陈：“这次游行请愿指挥严密，热烈而悲壮，对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有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那次游行请愿直接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但是，当年对组织学生上街也出现过不同的意见。

据当年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书记、学生游行请愿领导人之一的谢华在《救亡团体和反内战大示威》一文中回忆：“当时恐怖的传闻很多，说已知道群众要示威，准备武力镇压，以表示他‘剿共’的决心。”“到12月8日，在徐彬如家里开会，我事先和学生代表李连璧商谈，稍稍泄露点机密，并告知他：西安军民的思想是一致的，都不愿打内战，不要怕。”看来，当年西安的学联主席李连璧在得知可能开枪镇压的消息后多少有些担心，但随即就被说服了。顺便指出，关于当时要开枪打学生的说法流传很广，但时任杨虎城机要秘书的共产党员王菊人在《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一文中回忆：“西安事变中，发现蒋当时给他的特务机关的密令中说：这次学生运动，系共产党‘操纵指使’，着‘查明拿办’。”这就是说，的密令中并无“开枪”或“格杀勿论”等准备武力镇压的内容。

其实，张学良与杨虎城也是反对学生上街的。据王菊人回忆：张、杨于“8日下午，通过与救国会有联系的人向救国会的负责人之一谢华提出了停止游行活动的要求。”而谢华“曾愤慨地予以指责，并说：‘这个运动，已经无法停止。’因此，张、杨采取了暗中保护的办法。”

张魁堂在《张学良传》中对张、杨的态度是这样认为的：“张、杨对这次游行最初不同意，因为怕影响他们的计划，也怕学生受到的镇压蒙受牺牲。但由于组织者坚持，张、杨只好同意，并决定双方派兵去保护游行学生。”张魁堂的观点应该是正确的，因为宋黎在回忆中提到：“东北军学兵队和十七路军宪兵营以维持秩序为名紧随队伍两侧前进。后来知道，这是张学良、杨虎城为保护学生而采取的折衷办法。”也就是说，所谓的“折衷办法”，就是张、杨见反对无效，不得不退而次之做出派兵的决定，既能保护学生，又能控制局面，还能使自己隐身幕后。

从以上史料看，西安12月9日的学生游行请愿，除了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外，更直接、更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促使”张、杨早下动手的决心。

游行请愿活动的总指挥张文彬

张、杨的联合反对竟然顶不住“组织者坚持”，那这个组织者究竟是谁？张魁堂没有明说。其实，“组织者”就是的原机要秘书、时任中共中央驻杨虎城部代表和西安地下党负责人张文彬。

1979年2月2日下午，当年西安地下党的部分领导人刘兰生、徐彬如、李连璧等5人，应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邀请，在北京政协礼堂第五会议室举行了一次专门座谈会。据会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中公布的《事变前后西安学生运动座谈会纪要》记载，刘兰生在发言中说：“这次运动还是以学联为中心，总指挥是张文彬，指挥部在王根僧家里，公开的指挥是李连璧、苏一平、马某等人。组织工作搞得很好，比以前几次都严密。”王根僧是杨虎城的亲信，时任西安绥靖公署少将参谋处长，新中国建立后曾任新疆军区参谋长。当年王根僧的家也在金家巷，就在张公馆附近，成为张文彬的总指挥部。

对于张文彬在这次学生游行中的作用，《中共党史人物传》作了这样的评价：“他还亲自担任总指挥，领导西安人民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游行。游行前一天，张文彬和中共西北特支负责人一起研究各路游行群众的集合地点以及如何请愿。第二天，当发生警察打伤小学生激起群众义愤时，他及时引导请愿群众赴临潼向请愿。”

张文彬的直接领导人是。12月17日乘飞机在西安降落时，就是张文彬去机场迎接的。张文彬还说他与1928年在天津相识，“八年后他还记得我，他说见了西北特别支部的报告，就想徐彬如可能就是原来的徐文雅，果然是。他离开西京招待所到金家巷剪了胡子才去见张学良的。”这一充满细节的回忆，表明张文彬既是西安事变发生当天就在西安的中共中央代表，也是在抵达西安后向周汇报工作的第一人。

英国传记作家韩素音在《与他的世纪》里，谈到那次学生游行请愿时说：“现在，建造的灵巧的机器开始运转起来。12月9日，一万多人上街游行要求抗日，其中许多人是东北人。”韩素音还这样评价了随即发生的西安事变：“要说事先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是难以使人相信的。但是，直到今天，共产党人仍然说，这件事‘完全出乎意料之外’。”韩素音直接把与那次学生的游行请愿联系了起来。这本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并被收入红旗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建百科全书》。

参加游行请愿活动的主要是中小学生

这次学生游行请愿活动最终能够起到预期的效果，与其所拥有的一些特点密不可分。

首先，名正言顺无可非议。游行请愿的公开口号是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不仅能够鼓舞学生的斗志，赢得民众的支持和东北军将士的同情，还能够使得一直要求抗日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无法公开阻拦。因此，张、杨只能在私下里反对，而且在遭到拒绝后不得不做出妥协。

其次，基本主体是中小学生。在目前的研究文章中，提到那次游行请愿，都笼统地认为参加者主要是西安的学生。这一观点虽然不错，但却不够准确，因为参与者主要是中小学生，就连担任游行请愿公开指挥的李连璧，当时也只是一名高中生。据当年参与游行请愿的中学生何尤在《西安事变前夕的学生请愿游行》一文中回忆：“1936年12月8日，西安市各中学接到学联通知，决定第二天举行请愿游行，纪念一二生运动一周年。12月9日下午两点钟，各中学学生约三千余人，在南院门西北‘剿总’司令部门口集合，要求会见副总司令张学良。”在何尤的记忆里，似乎参加游行请愿的都是中学生，究竟有没有大学生呢？对此，宋黎的回忆做了回答：“在讨论行动方案时，我们分析了西安的实际情况，认为西安总共只有几百名东迁来陕的东大工学院的大学生，其余都是中学生。”其实宋黎的回忆也有所回避。据当年学生请愿领导人之一李木庵在《西安事变纪实》一文中回忆，那天晚上请愿结束回城时，请愿队伍中“尤其是小学生及女学生队伍行列，秩序井然。”而李连璧《在陕西省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的回忆却是：“年小体弱的学生已经筋疲力尽，支持不住了。大家互相搀扶着走，有时走几步就倒在路旁歇息，有的很难走动。”回忆的内容尽管不同，却都表明游行请愿队伍的基本主体是中小学生。当然，这些中小学生是被严密地组织起来的。宋黎在回忆中说：游行队伍“由西安学联主席李连璧公开出面指挥，其他领导成员则插入队伍中进行暗地指挥。”

再次，游行请愿的排头兵是“童子军”。令人意外的是，那次游行请愿的队伍竟然由小学生手持棍子担当排头兵，而这些“童子军”主要是东北军将士的子弟。据当年任西北“剿总”司令部粮秣处处长的张政枋，在一篇名为《张学良到西北后在政治上的一些措施》的回忆文章中说：张学良在西安办起“竞存、东北、东望三个小学校，使东北儿童不失学不忘掉东北家乡。”因此，这3个小学的学生都是东北军的子弟，担当游行请愿队伍排头兵的主要就是他们。对此，李连璧在全国政协座谈会上的回忆有比较详细的说明：“游行的时候，我们有意把竞存中学、东望小学的童子军安排在队伍的前面。在南院门是要动手的。宪兵团和东北军都是驳壳枪出套，如果宪兵抓人，首当其冲是东北子弟组成的童子军，童子军就会用棍子与宪兵打起来，这样宪兵就会向学生开枪，东北军就会对宪兵开火。双方就会打起来，所以宪兵没敢下手。”

宋黎的回忆有进一步的补充：“我赶回指挥部时，指挥部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原来游行请愿的时间、集合地点失密，特务们已经制定了破坏措施。指挥部决定：9日游行请愿不变，各校出发的时间提前1小时，集合地点由革命公园改在‘剿匪总部’南院门广场。”如此看来，当年的指挥部事先已经准备应对流血惨案，只是没有料到张学良会派出部队保护东北军的子弟。也许，张学良此举正是知道东北军子弟可能面临的危险，而且也不想发生流血事件，既不给已经躁动的东北军官兵火上浇油，也免使自己陷入被动。

由于张学良的刻意保护，12月9日一天的学生游行请愿虽然热烈却不激烈，因为全天只有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并没有响起原本以为可能响起的枪声。只有口号和标语，没有枪声和鲜血，自然不会给张学良造成太大的压力。眼看游行请愿活动将要平和地收场，却突然发生了出人意料的转折。

临潼请愿实际是一个临时动议

12月9日的西安学生运动给历史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是临潼请愿，它把原先只想在幕后对学生“暗中保护”的张学良逼到了“公开承诺”的台前。但是，临潼请愿并不是游行指挥部的预定计划，而是临时动议。

那天，游行队伍在西安城内从上午到下午，既未见到张学良也未见到杨虎城，只是在省政府受到了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接见。

谢华回忆：“这样请愿是得不到结果的，临时动议到临潼去。”谢华还说：“开始是想乘火车去，火车司机一个都不见了，只好步行。”宋黎说：“游行指挥部在请愿未能奏效的情况下决定向的住处――临潼进发。”

这个关键的“临时动议”，如前述《中共党史人物传》所言，是由张文彬提议并组织实施的。

临潼距西安50多里，当时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又没有交通工具与后勤支持，数以千计的学生为何能够响应“临时动议”，甘愿徒步在大冬天夜晚的野外行军？这从谢华和宋黎的回忆中无法找到原因，但邵力子的回忆做了回答。他在《西安事变追忆》一文中说：“我接见学生代表，答应转达。这时忽有特务向群众开枪，打伤一人，激起学生更大的愤慨，直向临潼行营前进。”在接见学生代表时竟然响起了那天游行请愿的唯一一声枪响，随后就发生了临潼请愿、张学良半路劝阻的重大事件，邵力子必定印象深刻。因此，邵力子用一个“直”字，非常真切、简洁地反映了两个事件的前因后果。

关于那次学生请愿中的小学生受伤事件，几乎所有相关回忆都无细节，而且莫衷一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编《西安事变档案资料选编》中，有一篇署名李天织的文章《西安一月》，写于1937年1月，里面记载了这一事件：“因警察制止，小有纠纷。当时警察曾鸣枪制止，伤及一学生手指。各学生乃乘军警不备，突改出中正门，沿陇海路赴临潼。至午后五、六时始至灞桥。”

当时西安城的中正门紧闭，守城门的部队是杨虎城的西北军，具体负责人就是王根僧。于是游行指挥部轻易便让守军开门放行，指挥游行队伍向临潼前进。

何尤说：“在中正门外，各校又整顿了一下队伍，约有一二千人（因为当宣布去临潼后，一部分同学就不声不响地离开了队伍），就继续沿公路向临潼走去。当队伍出城一二里时，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这时，队伍里有很多学生都在议论两个问题：一是吃饭问题，大家都只吃了中饭，又没带干粮，去临潼在哪里吃饭？二是住宿问题，队伍有一二千人，还有很多女同学，这样多的人住到什么地方呢？因为大家议论纷纷，有些人就干脆把问题提出来，可是提出问题后却没有人答复，所以队伍行进的速度就慢了下来。”激情过后，学生们逐渐面对现实，诸多难题接踵而至并开始困扰他们。正当大家议论纷纷不得要领之际，队伍里又传出前方灞桥有兵把守不准学生通过的消息。何尤说，学生虽然有些骚动停顿，但还是在继续前进。

张学良就在这时出面了。他显然没有料到学生竟然会在临近傍晚时出城直奔临潼，除了面对饥寒，还要面对的宪兵。于是那天一直对学生避而不见的张学良不得不，也不能不出面阻拦了。

好不容易见到张学良的请愿队伍自然会提出诸多要求，决不可能被轻易说服。李木庵的相关回忆比较详细：对张学良的劝说，“群众说：‘蒋委员长是全国党政军权最高统揽者，必须他亲自答复我们的请愿，方能相信。临潼虽无大队餐宿的地方，我们宁愿不吃饭，宁愿集体露立达旦。救国之事，还怕辛苦吗？’不同意张的提议。”当张学良说自己“不忍见你们去流血牺牲”时，群众连哭带喊的回答是：“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流血，愿意为救国而牺牲，死在救国路上是光荣的！”给张学良的答复是：“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我们愿为国而死，我们前进吧！”

为了让学生脱离险境尽早回城，情急中的张学良已经无暇顾及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随即做出了他那著名的承诺。

承诺出口，顿时见效。李木庵说：“群众见张学良如此恳挚的表示，遂应允张的要求，听候满意事实的到来，率队回城。”宋黎的回忆比李木庵直率：“指挥部遂决定听从张学良的劝告，递上请愿书，整队回城。”指挥部乘胜收兵。何尤则说：“游行队伍就地解散，当同学们回到学校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了。”作为一个孩子，他哪里知道自己刚刚经历了，甚至是参与制造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

50多个小时后，被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