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的差别原则辨析

摘 要：罗尔斯提出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打破了20世纪前半叶“政治哲学已死”的困局，同时主导了过去30多年道德及政治哲学的讨论，并渗透到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广泛的领域。其中，差别原则是罗尔斯著名的正义两原则中的第二原则，相对其平等自由的第一原则而言，引起了更为深刻的歧见和更为广泛的讨论。在经济学研究中，往往将其作为一种特殊的最大化最小值的福利函数对待，而与功利主义的总和福利函数等量齐观。本文以为这种理论比较的视角忽视了社会选择理论背后深厚的伦理学基础，而陷入一种误读。故本文对差别原则的基本内涵、理论进路及其所蕴含的社会发展理念试做辨析，以求阐发其理论真义。

关键词：罗尔斯；差别原则；正义论

中图分类号：F06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2-0013-05

在1971年出版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正义论》中，罗尔斯提出了其著名的两个正义原则。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于所有人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1]。其中，第二个原则的前一部分被称为“差别原则”（Difference principle），由于主张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又被称为“最大的最小值原则”（Maximin principle）。按照罗尔斯的“词典式的优先规则”，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公平的机会优先于差别原则。

罗尔斯的理论问世以来，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争议，相对于第一个原则，“差别原则”所体现的平等主义的倾向由于与西方传统的主张自由放任、按要素边际贡献分配的经济价值观相抵触而引发了更大的歧见。而从经济学研究的旨趣看，由于“差别原则”关涉财富与收入的分配，相对主要作为政治学范畴的自由价值而言，当然会引起更大的兴趣。作为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一种典型方法是将“差别原则”作为一种社会福利函数与平均功利主义或古典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相并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读[2]。

一、差别原则的两个基本概念

（一）基本善与效用

罗尔斯认为，人们期望的基础不是效用,而是基本善。所谓基本善(Primary goods)“是那些被假定为一个理性的人无论他想要别的什么都需要的东西”，即个人实现其合理计划的必备手段，包括“权利和自由、机会和权力、收入和财富”，以及最为重要的基本善――“自尊的善”；而效用则是“欲望”的满足，或至多是“理望的满足”[1]。这与功利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因为功利主义是一种典型的福利主义，而“福利主义是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对事物状态的伦理考虑和评价中，惟一具有内在价值的东西是个人效用”[3]。相对功利主义原则而言，差别原则更好地解决了人际比较的问题。首先，差别原则只需要对最少受惠者的社会状况进行描述，而要确定一种功利主义原则，则需要对每个人的效用函数进行描述。其次，效用是一种主观的感受，而基本善是一种客观的标准。但是，阿罗认为，罗尔斯“基本善”的概念仍然存在人际比较的问题，只要基本善包括一种以上的善，就存在不同善之间的衡量问题[4]。在效用概念下，我们将对一只苹果和一只香蕉的消费共同抽象为欲望的满足，从而解决福利比较的问题；那么权利和自由、机会和权力、收入和财富又如何能够在一个共同抽象的基础上比较呢？对此，罗尔斯的回答是，由于正义的两个原则存在词典式的优先次序，使得问题大为简化。换言之，基于第一原则和公平机会的原则，基本自由总是相互平等的，机会是公平的，因此，权利和自由的分配总是平等的，不存在人际比较的问题。可能存在不平等的是机会和权力、收入和财富，而罗尔斯假设这些善是相互联系的，较大的权力和财富倾向于结为一体，同样，衡量不利者的处境时，也可以认为最少的权力和收入是相互联系的。事实上，罗尔斯在确定最不利群体时主要使用的是收入或财富的概念，而这是容易度量的。

更为关键的是，以基本善代替效用作为福利的信息基础，是因为罗尔斯认为效用并不能够“反映出那种使追求有意义的价值”。“按功利主义观点，任何欲望的满足本身都具有某种价值……并不问这些满足的来源和性质而只管它们会怎样影响幸福的总量”。在罗尔斯看来，欲望必须受到正义原则的限制，因而，例如“在相互歧视或者在损害别人自由以提高自己尊严的行为中得到某种快乐”[1]显然通不过正义原则的检验。森在总体上是赞同这种对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批评的，而且认为，对这种价值观的否定无需达到罗尔斯批评所达到的强烈程度[5]。但同时，森也认为罗尔斯的“基本善”的观念没有体现出个人的异质性，例如在相同的收入水平下，一个残疾人和健康人的福利状况显然是不同的，以基本善为比较基础的差别原则在此没有体现出差别。对此，罗尔斯的回答是健康状况在基本善的组合中不应该占有权重[6]，因为正义原则的选择是在一种理想化的个人状态中做出的，从而排除了严重疾病或残疾的情况。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罗尔斯做了进一步的回应。他假设由于四种变量导致个人的差异，即：（1）道德上和智力上能力与技艺的变量。（2）体力能力和技艺的变量，包括疾病的影响和天赋才能方面和偶然因素。（3）公民善观念上的变量（理性多元论的事实）。（4）以及兴趣和偏好的变量[7]。罗尔斯认为，一旦正义的原则得到满足，公民之间的这四种变量不会产生不正义。第一种变量将在公平机会的背景下受到差别原则的控制；第二种变量可以通过政府支持的医疗保健来平衡；对第三种变量如果考虑到基本善是公民追求合乎理性的个人目的的共同手段，那么善观念上的差异就不会对正义原则的选择产生影响，用罗尔斯的术语，前者属于善的弱理论（thin theory of good），后者属于善的强理论（full theory of good）[1]；而对于兴趣和偏好的变量，一种基于正义原则的社会允许个人追求自己的合乎理性的目的，但是公民也要为自己的目的承担责任，兴趣和偏好的变量不能成为要求更多社会资源的权利(注：“这样，公民们将会认识到，他们的目的价值不是由他们需求和欲望（与他们作为公民的需要相对立）的力量与心理强度所给予的”，见参考文献［7］)，因而在一般意义上兴趣和偏好的变量对正义原则的选择和应用不会产生影响，这与功利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

（二）社会基本结构与社会选择

《正义论》开宗明义指出：“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因此，差别原则应用的对象是社会的基本结构。而社会选择是对于不同社会状态的权衡和比较。森指出“较之在不同的制度间选择而言，在不同的社会状态间选择的困难似乎更为严重，但无论如何，前者是罗尔斯关注的焦点，后者是我们的难题”[8]。由此，最大化最小值（罗尔斯差别原则）与最大化效用之和（作为社会福利函数的功利主义规则）的区别不仅在于一种排序的规则，更为根本的区别在于：（1）应用的领域。差别原则着眼于将经济的不平等控制在理想的程度，反映一种分配的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是对制度正义性的评价标准；功利原则应用于配给的正义(allocative justice)，“适应于一定量的物品要在我们已知其欲望和需求的特定个人中分配的场合”[1]，作为一种社会选择规则，在罗尔斯看来是与制度的正义评价无关的。

（2）对社会的基本假设。正义论将社会视为一种合作的体系，差别原则旨在与其他正义原则一道，实现一种社会合作的理想；而功利主义原则假定，“社会被设想成许多分离的个人，每个人都各自由一条独立的线段代表”。（3）分配结果的评判。差别原则与其他正义原则一起规定一种纯粹程序性的背景正义，只要社会的基本结构满足正义原则，“任何分配制度的结果都是公正的”[7]。而功利主义规则有一个独立于分配程序的判别标准，即分配是否产生满足的最大余额。由于受制于日常生活的种种限制，没有保证可以达到这种判别标准的程序，从而成为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的一个实例。

当然，强调正义原则作为一种制度评价基准与功利原则作为一种社会选择规则的区别，并不意味着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功利主义规则也可以作为一种制度评价标准，事实上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论述备选的正义原则时，是将其作为主要的理论对手来加以评论的；差别原则也可以作为一种社会选择规则，尽管其不具有社会福利函数的形式[8]。但社会基本结构的评价和社会选择毕竟不属于同一个范畴，正义原则的确定要采用一种社会契约论的方法，必须通过“原初状态”的检验；社会选择规则的成立则必须突破阿罗不可能定理并满足相应的公理性假设的检验。传统的功利主义强调欲望的最大满足，但如果不确定一种正义的原则，就不可能对欲望的性质进行评判，社会选择就要依赖于现实的欲望分布而不是“无知之幕”下关于人类社会的一般事实，并且对不同性质的欲望视其相对强度而给予相应的分配权重，这当然不是正义原则的主题。如果“要配给的物品并不是这些人生产的，这些人之间也不存在任何既定的合作关系”，也就不存在对这些要分配的东西的“任何优先要求”。在罗尔斯看来，抛开社会合作的理想，类似在一群人之间切分蛋糕这样的“纯粹的分配问题”是不会有答案的，对于各种分配的结果，我们不能指出孰为正义或者不正义。

二、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差别原则

森[3]认为，由于现代经济学过于偏重工程学的方法，只关注逻辑问题，不关心伦理问题，导致现代经济学的贫困。如果说现代经济学提供了评价公共政策的效率维度，但仍然欠缺衡量公共政策的伦理维度。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尤其是差别原则适用于调节各种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公共原则和公共政策，包括税制、财政政策、福利政策等，恰好可以补正现代经济学的不足。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尤其是差别原则是一种试图以与效率原则相容的方式超越效率原则的尝试。

(一)差别原则对效率原则的优先

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是相对于效率原则，或者更准确地讲是相对“帕累托最优”而提出的，由于“帕累托最优”可能产生极不平等的结果，这显然是与一般的伦理判断不相容的，如果借用罗尔斯的术语，这显然是与“所考虑的判断”(注：“它们是作为这样的判断被引进的，即我们的道德能力最能够不受曲解地体现在这些判断之中”，见参考文献［1］）不相容的。具体而言，如果将帕累托最优视为一种正义观，人们就必须接受资源初始分配的不平等，即起点的不公平。即使我们排除在资本原始积累中的欺诈和掠夺，资源分配也会受到自然和社会偶然因素的强烈影响。即使再引入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仍然要受到能力和天赋等自然因素的影响，更何况，在家庭制存在的背景下，机会的公平平等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保障那些具有同样天资的人在受教育和取得成功方面的机会平等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1]。

在“原初状态”，鉴于原初契约的根本重要性，人们不仅不可能将效率原则作为一种正义观，容忍这种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分配方式，而且即使通过正义的第一原则保障基本自由的平等，并通过公平机会的原则节制自由市场的运行，仍然需要差别原则来保障一种底线的公平。正义对于效率是优先的，如果降低处境较好者的期望能够增加最不利者的期望，这是违反效率原则的，但却是符合正义要求的。

（二）差别原则对效率原则的包容

罗尔斯认为，在理想的状态下，差别原则和效率原则可以同时达到。其推理过程如下：（1）社会作为一种合作体系，增加处境较好者的期望将普遍有利于处境较差者，即存在一种链式联系。（2）差别原则要求处境较好者的期望增加要使最不利者的期望最大限度地增加，即达到前者期望增加对后者期望增加的边际贡献为零的临界点。（3）如果满足以上极值条件，继续增加较有利者的期望将降低最不利者的期望，而最不利者的期望已经无法继续增加，因此“任何一个代表人的状况更好而不使另一个人更差的再分配就的确是不可能的”，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一种完全正义的状态是差别原则得到满足时的状态，不正义的状态有两种：一是处在边际贡献的正值范围以内，这时仍然有帕累托改进的余地；二是处在边际贡献的负值范围，这时公平和效率就会出现冲突，为了矫正这种不正义，就必须体现出上述公平对效率的优先。

（三）对差别原则的几点质疑

1．差别原则是否充分体现了公平。森提出(注：Amartya Sen，“Equality of What?”．)，差别原则会导致两类问题：（1）假设选择两种社会地位，其代表人的期望表示如下（a,b），a代表较有利者，b代表最不利者，在差别原则看来（10，1）和（4，1）是无差别的，森称之为“how much”的问题。（2）差别原则不关心处在最不利地位与处在较好地位的人数比较，如果处在最不利地位的只有1人，处在较好地位的有100万人，难道为了一个人的最大利益而影响大多数人的利益也是一种正义原则吗？森称之为“how many”的问题。从罗尔斯的理论出发，对于“how much”的问题不难消解，虽然“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但从来不是惟一价值，因此，当正义原则满足以后，效率原则当然也是一种重要的标准。而对于“how many”的问题，由于差别原则已经假设了“原初状态”中代表者的风险厌恶是无限大的(注：阿罗证明，在风险厌恶无限大的假设下，预期效用函数之和将趋向于函数的最小值，见参考文献［4］．)，因此“how many”的问题与风险厌恶无限大的假设是等值的，这种前提的假设用理论本身是不可证明的，而“原初状态”这样一种假设的状态也不可得到实证检验。但在基本自由获得保障，以及机会公平的条件下，是否仍然要坚持风险厌恶无限大的假设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2．公平对于效率是否具有绝对的优先。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了以下问题：“比方说，地位较好者期望的上十亿美元的增加是否合乎正义，竟然要根据最不利者的前景的一便士的增减来决定”。罗尔斯对此的回答是“差别原则不打算用于这种抽象的可能性”，其理由是基于链式联系，处境较好者的期望增加也会有利于最不利者的期望增加，因此，以上设想的情况是不真实的。但是，正如阿罗所言，假设一种链式联系，实际上是回避公平与效率的冲突，而且这种假设也缺乏实证的基础――“再没有比指出一种以穷人的利益为代价而有利于富人的变化更容易的事了，例如减少收入较高者的所得税同时减少福利支出”[4]。

3．差别原则运用上的困难。作为一种正义原则，差别原则在应用于公共政策选择的过程中，还有大量有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如果用一种所得税来提供转移支付的来源，那么，应如何确定税率，使得税收带来的效率损失不至于过大，以致不再是改善反而降低最不利者的前景。罗尔斯认为，这个问题应当留待经济学家回答，尽管已经有这方面的研究，但由于涉及到征税对行为的激励效应，经济学家迄今不能提供有把握的回答。而激励的问题对于任何一种兼顾效率的公平理论都是不容忽视的。

总之，差别原则是给予最不利者全部的选择权重的一种极限理论，罗尔斯认为这是原初状态下的理性选择。但是，无论是将契约论作为一种伦理判断的方法，还是对原初状态下的选择结果，人们始终存在着争论。罗尔斯的理论贡献在于以下两个方面：（1）提出了一种关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观，使得伦理学的研究从研究语义、逻辑等形式问题回归到实质性问题。[3]罗尔斯的研究主题是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领域，《正义论》出版后，罗尔斯的哈佛同事诺齐克评论：“政治哲学家如今要么在罗尔斯理论的框架内工作，要么解释为什么不这样做”。同时，由于社会基本结构决定权利与义务，分配收益与负担，《正义论》也必然对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其它社会科学产生广泛的影响。（2）罗尔斯对正义问题做出了逻辑缜密、结构谨严的回答，对后来者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几乎没有人在阅读这部书时不被罗尔斯的许多观点强烈吸引，即使那些反对罗尔斯结论的人也会由于他的著作而对自己的观点有更深入的理解”[6]。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罗尔斯开辟的理论研究方兴未艾，远未结束。对于差别原则，罗尔斯本人评价：“如果我否认存在其他可以满足这一规定的理性观念，譬如说，某种可以替代差异原则的观念……那我就真的是没有理性了”[7]。

三、差别原则所蕴含的社会发展理念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理想的体现，是一种按照理性改进社会的积极自由主义思想。当今中国正在经历经济体制转轨所带来的政治法律制度、社会结构、意识观念等一系列变革，社会正义是小康社会制度文明的核心内容。在此时代背景下，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尤其是差别原则，对解决当今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提供了一套整体的制度坐标。

（一）社会和谐的理念

罗尔斯的正义论，本质上是关于社会合作的一种协定安排。由于社会合作，人们才有可能产生一致的利益；由于对社会合作成果的分享，人们之间又必然存在利益冲突。因此，“就需要一系列原则来指导在各种不同的决定利益分配的社会安排之间进行选择，达到一种有关恰当的分配份额的契约。这些所需要的原则就是社会正义的原则”[1]。正义论区别于以下两种理论：一是认为社会有一种共同意志，是集体人格的化身。按照一种康德式的伦理观，罗尔斯认为正义原则体现了人们相互不把对方作为手段，而只是作为自在的目的来对待的意图。因此，正义原则不要求个人为别人的较大利益而接受一种较低的期望。正义原则不反对个人对社会、集体的奉献，但不将其作为一种普遍的道德义务。因此，计划经济时期所奉行的压制个人需求，强调集体利益的价值观不是正义原则的要求，而迄今还有人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借口来最大化垄断租金，这不仅违反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也与正义的要求相抵触。二是将社会视为许多分散的个人。现代经济学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主张，个人被视为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主体，在看不见的手引导下，产生符合效率原则的结果。而正义原则对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施加了一种制度约束。按照这种正义观，个人的权利、机会、欲望、对目标的追求都要受到在原初状态下自由而平等的人们之间契约的约束。不仅欺诈、寻租的所得不是一种合法期望，而且即使是基于贡献所得也不完全是一种合法期望。更重要地是，只有在社会基本结构满足正义原则的前提下，我们才能有效建立起正义感等道德能力，从而自觉遵守守法诚信等具体的道德标准。

（二）自尊的社会基础

如果将社会视为一种合作冒险，正义原则，尤其是差别原则则保障冒险不会出现不可接受的结果。正义原则不仅要求基本自由的平等、机会的公平、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最大限度地提高最不利者的期望，而且要求为公民提供自尊的社会基础。这要求每个人都有一种合理的生活计划，有值得追求的人生目标；而且人格和行为受到他人和社会团体的赞扬和肯定。如果说罗尔斯使用的道德哲学概念尚不够明晰的话，用森的“基本可行能力”(注：“我赞同森的下述观点，即认为个人的基本能力具有头等重要性，而首要善的利用总是根据对这些能力的各种假设来进行评估的”，见参考文献［7］。森的有关论述参见《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概念来表述就更为直观。“基本可行能力”是指人享有实质自由的能力，例如，即使择业是自由的，但对于缺乏基本教育与训练的人来讲，这种自由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自由，不可能真正享有。因此，“基本可行能力”不仅要求基本教育的普及，对贫困、疾病、失业的防护性保障，而且要求保障人们有能力去扩展他们的真实选择，去追求他们所珍视的那种生活。这样，仅仅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救济是不够的，只有帮助他们作为合作体系的成员参与社会的发展，他们才能获得自尊的社会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种就业政策就比失业补助更为可取，义务教育和职业培训比精英教育更有意义，而对于失地农民的安置就不能仅限于资金的补偿。

总之，罗尔斯的正义论提出了一种社会理想。罗尔斯的世界是公平的，因为决定这个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是在原初状态下由自由而平等的人一致同意的；这个世界也是合作的，合作的形式是鼓励具有天赋的人们各尽其能，并运用他们的天赋帮助最不利者成为社会合作的成员，使得社会成为一种自愿的体系；这个世界也是多样的，正义原则是一种重叠共识，基本善是实现各种善的共同手段，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合理目标的过程中体现自尊，也得到自尊的他人的赞赏；这个世界也是自律的，公平的社会要求一种严格的服从，“正义原则也是康德意义上的绝对命令”。而这样一种社会理想隐含着一种发展观，即以人为目的而不是以人为手段的发展。对照罗尔斯的理论，使我们对中国的社会现状有更透彻的观察，对理解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与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更深的感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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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rrow, K．J．Some Ordinalist-Utilitarian Notes on Rawlss theory of Justice［J］．Journal of Philosophy, May 1975: 345-363．

［5］ Amartya Sen．Equality of What?［J］．The Tanner Lecture On Human Values Delivered at Stanford University，May 22,1979．

［6］ Norman Daniels Edit．Reading Rawls―critical study o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M］．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205．

［7］ 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万俊人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195．36．209．

［8］ Amartya Sen．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M］．HOLDEN-DAY,INC．1970．139．137．

［9］ 何怀宏．公平的正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14．

［10］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