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未来经济动力

中国经济目前进入周期性下行已成定局，应在结构性拐点到来之前及时加快结构性改革

中国能否在本轮全球经济周期见底回升后恢复高增长，取决于其能否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增长模式的转变。

近年的全球经济失衡，从三个层面助长了资产价格的“冲天牛气”：从基本面支撑，美国消费及其拉动新兴市场出口；从资金面推动，新兴市场顺差扩张及石油输出国造成了石油美元泛滥；从资本重估角度支持，新兴市场经济因顺差巨大而面临货币升值。

伴随着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全球经济进入再平衡过程，以上三要素均不复存在：资本市场由牛转熊，国际流动性收紧，出口放缓也使得人民币升值预期显著缓解。

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何时结束？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是重要参考指标。目前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占GDP比例已由两年前的近7％降至5％以下，不过，要达到3％的长期均衡水平(过去30年平均水平)，至少还需一年。

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势必经历周期性下行。但是，即使日后外需见底回弹、周期性因素回暖，中国经济仍将面临严峻的中长期挑战。

首先，过去30年高增长的一大因素人口红利，已成强弩之末。其次，未来十年，欧美发达国家进一步老龄化，消费推动的经济增长势必再下一台阶，加之越南、印度等更年轻国家崛起，中国将面临外需环境恶化和制造业优势消失的双重压力，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方式将难以为继。

因此，中国经济必须力争实现两个转变：一是产业结构升级，二是增长模式由出口推动转为内需拉动。

经济转型的一个必然要求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日本、德国和墨西哥、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同为“新兴市场”，之所以前二者在今天成为发达国家，后二者仍处于发展中阶段，正是由于前二者在经历了上世纪70年代的高油价后，采取了很多节能降耗的政策；而后者则采取了补贴、价格管制等方式刺激需求，能源利用效率过低，使得能源问题成为日后发展的瓶颈。

中国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增长方式也亟需转变。中国的重化工业已占GDP比重43％，若继续扩大，不仅挤压服务业,本国环境与资源亦无法承受，还可能重蹈日本过度重化工业导致的产能过剩与通缩的覆辙。

中国经济进入周期性下行已成定局，但能否在结构性拐点到来之前及时加快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由出口拉动型向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型转变，由以高污染高能耗的重化工业为主向以创新高科技、服务业为主转变，政策的应对举足轻重。

目前，大宗商品价格周期性回落，被有些人作为推迟理顺能源价格的理由。十几年来，高速增长的中国是这一轮大宗商品价格的弄潮儿，但将来当更年轻的新兴市场崛起并成为下一轮的弄潮儿时，中国何以面对可能被推至更高水平的大宗商品价格？我们测算，油价达到200美元/每桶时，中国用于成品油的直接与间接补贴可达GDP的7％，远高于中国中央、地方财政盈余与国企利润三者之和，财政压力将难以承受。

因此，中国应当不失时机地理顺能源价格，开征资源税，再辅以严格环保节能的法律条例和财政手段，推动环保节能设备以及新能源开发，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而中国家庭储蓄率高企、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在于社会保障缺乏。目前，政府社保开支占GDP比重仅有1.4％，孱弱的社保规模增强了民众预防性储蓄动机，降低了消费信心。因此，政府亟需加大对于社会保障和公共医疗、教育的财政支出，从中长期推动国内消费。

有人幻想政府近期推出针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大规模财政刺激方案以提振经济。然而，在目前GDP增幅和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同比涨幅都达到10％的情况下，财政刺激并无必要。

况且，即便有财政刺激，其规模与效果也有限：政府今年的财政收入已难有任何超额收入；如今政府在经济中占比已大大缩小；银行上市后，过去那种政策性贷款难以推行；过去十年的高速建设使得目前多数基础设施均已显著改善甚至饱和，如今可投项目有限，盲目拉动基建投资可能造成严重过剩。

在保增长与反通胀的两难局面下，与其去控制需求，不如使总供给曲线外移――既解决了通胀，也提振了经济。

还应当推进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以加速城市化，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以促进创新。因为，一旦人口结构进入拐点，农村人口开始老化，老年人不可能再进入城市找工作，城市化进程便显著放缓。中国的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如果不及时改革，等到未来人口结构拐点到来之时，城市化也将有心无力。■

作者分别为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及宏观经济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