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晏子春秋》晏婴谏言中的“季世思想”

摘 要： 《晏子春秋》是以春秋时期晏婴的言行为主要记录对象的史料汇编，具有一定的纪实性。其中的晏婴谏言始终贯穿着晏婴独特的个体思想与个人风格，带有浓厚的“季世思想”。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方面，在君臣关系的定位上，晏婴抱定“离君以自保”的心态，秉持明哲保身的中庸之道，认为明智的臣子应该进善言于君王，但绝不必与君主同陷覆灭之难；另一方面，晏婴对早已病入膏肓的季世齐国充满了悲观的心理预期和浓厚的社稷无法永固的哀叹与绝望，即“社稷无常奉”的感怀。这主要根源于他性格中的病弱性、圆滑性和利己性，以及他对现实的失望无奈和实用理性主义的共同推动，既体现出晏婴作为政治家敏感而理性的政治洞察力，又表现出他在行动决断能力和勇气上的缺失。

关键词： 先秦文学；《晏子春秋》；晏婴；谏言；齐国；中庸之道；季世思想

中图分类号： B221

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9-4474（2017）02-0110-05

《晏子春秋》是以春秋时期齐国名相晏子的言行为主要记录对象的史料汇编，与历史联系紧密，具有一定纪实性。董治安评价此书是“一部接近历史小说的散文著作”〔1〕，谭家健也认同其属于“传记文学或历史故事一类”〔2〕。全书可分为内篇谏上第一、内篇谏下第二、内篇问上第三、内篇问下第四、内篇杂上第五、内篇杂下第六、外篇重而异者第七、外篇不合经述者第八共八篇，二百一十五章。《晏子春秋》的主要内容是晏婴对其辅佐过的齐国三代君王、尤其是齐景公的谏言，这些谏言文字占据了《晏子春秋》的绝大部分篇幅，是其主体和精神所在。“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史记・管晏列传第二》）〔3〕晏婴自齐灵公二十六年袭父职出任齐卿，先后事齐数十年，历任三朝大夫。作为一位资深的政治实践家和活动家，他对齐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和现实问题有着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考。而晏婴的这些对齐国时政独到而敏感的洞悉与远瞻，反映到他的谏言中，使得整部《晏子春秋》在看似片段、割裂与零散的记言文字的表面之下，吉光片羽中，实则始终贯穿着晏婴本人的个体思想与个人风格。具体来说，《晏子春秋》中的晏婴谏言，带有浓厚的“季世思想”。

所谓“季世”，即指末世；而“季世思想”，则是指衍生自某一个时期或者某一个政权后期，带有其鲜明时代特点与独特个性的思想与观念。之所以称晏婴的谏言中具有“季世思想”，主要有两大根据。第一，是晏子所任政的齐国，早已是衰落之势，尽呈“季世”之态，曾经所谓的“齐桓霸业”，已不复存在。齐灵公废太子光，立宠姬爱子为储君，引发朝臣离心、政局动荡。“灵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为庄公。”（《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3〕庄公穷兵黩武，不顾行义，执政才五年，就因荒淫误国，为大夫崔杼所杀。“庄公失德，崔杼作仇。”〔3〕齐景公更是“内好声色，外好狗马，猎射亡归，好色无辩”〔4〕。孔子概括此三位君王：“灵公污……庄公壮……景公奢……”（《重而异者第二十七》）〔5〕苏辙也认为：“然晏子事灵、庄、景公，皆庸君，功业不足道”（《栾城后集・历代论五・冯道》）〔6〕。清代马X更是直接批评：“晏平仲之在齐也，历事三君，皆暗主也。崔、庆既亡，陈氏得政，所际之时，则季世也。”〔7〕应该说，在中国古代社会，君主的才德水平往往是整个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来自齐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和篡乱、腐化与衰败，加之周遭外强晋国等诸侯国勃兴和扩张的威胁与侵扰，都使得齐国内忧外患，政权岌岌可危。而晏婴身为齐国重臣，处于齐政权的最中心部分，对齐国当时那种山雨欲来、大厦将倾的感受肯定更为敏感和强烈。第二，是晏婴参政齐国时所处的时代语境。时值春秋战国过渡、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各诸侯国内传统宗法势力逐渐衰弱，旧领主、旧贵族的统治已是行将就木，走向没落；而同时，新生的政治力量正迅速成长，开始逐步登上历史舞台。在齐国，以田氏为代表的私门日益兴起，同公室之间的政治、经济矛盾愈加尖锐，严重威胁到姜齐政权。“晏子于公室既衰，政出私门之会，身相齐国”〔8〕。公室弱而私门强，作为旧贵族的晏婴身处这个历史发展的洪流之中，面对旧式宗室管控力丧失的大趋势，必然会产生浓重的“季世”之感。具体来说，《晏子春秋》中晏婴谏言“季世思想”的内涵，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以下分述之。

一、离君以自保之心态

一般来说，古代臣子对君主的谏言，多是慷慨激烈、誓死守忠之语。而晏婴身处季世，对于齐王朝强弩之末的现实有着异乎寻常的清醒认识。在君臣关系的定位上，晏婴秉持明哲保身的中庸之道。他认为，一方面明智的臣子应该进善言于君王，但另一方面绝不必与君主同陷覆灭之难。

因此，《晏子春秋》中的晏婴谏言很少有强谏，对于人臣尽节之大防，其多有君子应抱道自重、君臣之间亦能双向选择之托词。在《内篇问上第三》第十九章的君臣对话中，晏婴向齐王直接提出臣子并不必与君王同陷于难。当齐景公提及为忠臣者应该怎样侍奉君主时，“晏子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5〕。齐景公听后颇为不悦，诘问晏婴，君主恩赐给臣子土地爵位等厚禄，身为人臣，如何能不对君主尽报死生之义？晏婴对此，悄然绕开感性因素，而从因果逻辑的角度，给出了一番看似顺理成章的解释：“言而见用，终身无难，臣奚死焉？谋而见从，终身不亡，臣奚送焉？……故忠臣也者，能纳于君，不能与君陷于难。”〔5〕同篇第二十章，晏婴则以进退的尺度标准指出，国家危亡倾覆之际，退而自守，不顺从、助长昏君逆行也是忠臣品行的一N：“对曰：‘……顺则进，否则退，不与君行邪也。’”〔5〕同篇第二十八章，晏婴甚至表明，君臣之间虽然有地位尊卑之别，但并非只能单向关联，而是可以双向选择：“晏子对曰：‘……故君者择臣而使之，臣虽贱，亦得择君而事之。’”〔5〕《内篇问下第四》第十章，晏婴明确提出：“亲疏不得居其伦，大臣不得尽其忠，民多怨治，国有虐刑，则可去矣。是以君子不怀暴君之禄，不处乱国之位。”〔5〕同篇第十八章，晏婴直言“事惰君者，优游其身以没其世，力不能则去”〔5〕。在晏婴的人生哲学中，面对正在崩溃的齐王朝，悠闲自守和独善其身的从容圆滑远胜于与腐朽齐室一朝同归于尽的匆猝直耿。《内篇杂上第五》第二章，齐庄公日益疏远晏婴，褫夺其爵位和封地，晏婴先是喟然叹息，终又转而大笑。“晏子曰：‘吾叹也，哀吾君不免于难；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无死矣。’”〔5〕晏婴洞悉悲哀于齐庄公所为终将招致杀身亡国之祸，但却不逆流强谏，而是“顺势而为”，退而庆幸自身可以远离朝政危局，不必与国同遭覆灭之难。其后齐庄公果为崔杼所杀，“晏子立崔杼之门，从者曰：‘死乎？’晏子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晏子曰：‘独吾罪也乎哉？吾亡也？’”〔5〕面对崔杼“子何不死？”〔5〕的质问，晏婴回答：“以亡为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为义者，不足以立功。婴岂其婢子也哉？其缢而从之也？”〔5〕浓重的季世思想，使得晏婴对于齐王朝的灭亡有着几乎预见式的情感准备。这种心理预期，使得他能够从殒身救世的激情与道德感中坦然抽离。在《外篇重而异者第七》第十六章中，晏子更明言：“君子见兆则退，不与乱国俱灭，不与暴君偕亡”〔5〕。

此外，《晏子春秋》中晏婴此种离君存身的心态还表现在，他时时明确表示对朝局绝望、对统治者缺乏信心，进而对君王有直接决绝告别之语。《内篇谏上第一》第八章，齐景公偏信重用奸佞、赏罚失据，晏婴劝谏并提出辞职离去：“臣闻古者之士，可与得之，不可与失之；可与进之，不可与退之。臣请逃之矣。”〔5〕《内篇杂上第五》第一章，晏婴预言将有灾祸降临齐庄公：“婴闻之，众而无义、强而无礼、好勇而恶贤者，祸必及其身，若公者之谓矣”〔5〕。继之提出辞呈：“且婴言不用，愿请身去”〔5〕。《外篇重而异者第七》第二十章，晏婴当面批评齐景公昏聩不明、是非颠倒，且辞职而去：“臣愚，不能复治东阿，愿乞骸骨，避贤者之路”〔5〕。同篇第二十二章，齐景公听信谗言诋毁，晏婴请辞：“婴故老悖无能，毋敢服壮者事”〔5〕。值得注意的是，事实上晏婴也确曾有辞官隐居、置身事外、善存其身的举动，“晏子辞不为臣，退而穷处”〔5〕，“东耕海滨，堂下生藜藿，门外生荆棘”〔5〕。晏婴提出远离朝政的请求，绝不仅仅是出于其重言震主的策略考量；而是他季世思想下安于乱世、谋求自保心理的真实表现。

对于晏婴谏言中此种守持自立、离君自保的季世心态，历代多有批评的声音。王当指责说：“晏婴为相，一言而齐侯省刑，谏非不行也；然知患陈氏之逼而不能谋之，知恶梁丘据之佞而不能去之，焉用彼相哉？……齐之不竞，晏子之罪也。”（《齐晏婴》）〔9〕胡应麟则言辞激烈，云：“君父之仇，义不共天。……夫人臣之义，食焉弗避其难。婴之食谁之食也？庄弑而弗从，犹之可也；方庄之未弑，弗当谏与？迨庄之既弑，弗当讨与？谏而弗行，与讨而弗获，弗俱当去与？四者之义，婴亡一焉。生食其禄，死而置之，臣焉用哉？”（《论十首・晏婴》）〔10〕王介之也归罪晏婴，云：“晏婴知其失而弗能强谏，齐之所以终不能复霸也。”（《昭公・暨齐平》）〔11〕顾奎光亦指责他道：“于君之失德无谏诤之节，君之临危无捍卫之谋。”〔12〕甚至还有后世君王的责难，康熙批评他道：“明知其失而不能救，体国之忠之谓何？”（《晏婴叔向论齐晋》）〔13〕乾隆批判他道：“乃游移其辞，尚自托于义而委蛇以退，此宁可比于明哲保身之道哉？”（《题晏子祠・后序》）〔14〕

应该说，晏婴这种退居自保的季世心理，一方面根源于其性格中的病弱性、圆滑性和利己性，另一方面在于对现实的失望无奈和实用理性主义的推动，晏婴的君臣维系之感由此逐渐被模糊化甚至不确定化；而他本人对于个体生命和前景的关照，则被过度放大而显得尤为强烈。

二、社稷无常奉之感怀

晏婴谏言中“季世”思想的另一层内涵，是他对于齐王朝悲观的心理预期。晋国的史墨也曾提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左传・昭公三十二年》）〔15〕这是对天道靡常、历史更易的辩证总结，而在《晏子春秋》的晏婴谏言中，那种社稷无法永固之感，则更多的是对早已病入膏肓的季世齐国的哀叹与绝望。

在《晏子春秋》的晏婴谏言中，时有季世亡国警告，《内篇谏上第一》第九章中，齐景公因为宠妾的喜好，违背礼制，要重赏用十六匹马驾车的臣仆。晏婴抱病前往劝谏，警示景公：“今君不思成城之求，而惟倾城之务，国之亡日至矣。君其图之！”《内篇谏下第二》第二章中，一位百姓因醉酒触碰了齐景公珍爱的槐树，齐景公就欲将其定罪惩治。晏婴于早朝时公开指责景公有“穷民财力以供嗜欲”之暴、“崇玩好、威严拟乎君”之逆、“刑杀不称”之贼，“此三者，守国之大殃也。……君享国，德行未见于众，而三辟著于国，婴恐其不可以莅国子民也”〔5〕。同篇第十八章，齐景公建台一味求高，建成后却又因登不到顶而忿然迁怒于筑台者，晏婴由此发出警告，认为景公此种奢侈暴政终将亡国：“今君高亦有罪，卑亦有罪，甚于夏殷之王。民力殚乏矣，而不免于罪。婴恐国之流失，而公不得享也！”〔5〕《内篇问上第三》第七章，齐景公要求晏婴能学习管仲辅佐齐桓公，从而帮助自己成就一代霸业。晏婴则认为管仲的成功根源在于齐桓公的贤德，并细数景公失德之罪，指出而今齐景公无道，国家随时都会有倾覆的可能：“今君疏远贤人，而任谗谀；使民若不胜，藉敛若不得；厚取于民而薄其施，多求于诸侯而轻其礼；府藏朽蠹而礼悖于诸侯，菽粟藏深而怨积于百姓；君臣交恶，而政刑无常。臣恐国之危失，而公不得享也，又恶能彰先君之功烈而继管子之业乎？”〔5〕同篇第二十五章，齐景公向晏婴了解古代亡国之君的行为，晏婴在列举了诸条罪行之后，讽谏警惕景公也正在践行亡国之危行，“今民闻公令如寇雠，此古之离散其民陨失其国者之常行也”〔5〕。《外篇重而异者第七》第二章，齐景公因彗星出现而忧虑齐国有灾难，晏婴直言相谏并警告景公若仍然骄奢淫逸、横征暴敛、行为邪曲，齐国甚至将会有亡国的重大灾祸：“君之行义回邪，无德于国。……自是观之，又将出。彗星之出，庸可惧乎！”〔5〕

在振聋发聩的警语之外，晏婴谏言中更常有对齐国社稷将更替、江山会易主的悲观预言。《内篇谏上第一》第十六章，齐景公临淄兴叹，希望世世代代长保齐国基业。晏婴却告诫说：“今君以政乱国、以行弃民久矣，而欲保之，不亦难乎！”〔5〕《内篇谏下第二》第十九章，齐景公登路寝之台而愀然感叹，寄望后嗣子孙能代代拥有齐国。晏婴直谏：“今君处佚怠，逆政害民有日矣，而犹出若言，不亦甚乎！”〔5〕并预言将来会持有R国大权的，是“则其利之者邪？”〔5〕《内篇问上第三》第八章，晏婴面对齐景公，甚至预见取代持有齐国者，“田无宇之后为几”〔5〕，且对其原因做出了具体分析：齐国大夫田无宇使用与官方容量标准不一样大的“私量”，并以大斗出贷、小斗收进，施恩百姓，从而觊觎王位。此收买人心之法，在齐王室的暴虐苛政之下，成效尤其显著，“国人负携其子而归之，若水之流下也。夫先与人利，而后辞其难，不亦寡乎！若苟勿辞也，从而抚之，不亦几乎！”〔5〕《内篇问下第四》第十七章，晏婴更是对衰微的齐国公室有已处“季世”的明确论断，认为新兴的田氏家族取代齐国已成必然的发展趋势，“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田氏乎！”〔5〕“今公室骄暴，而田氏慈惠，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避之？”〔5〕《外篇重而异者第七》第十章中，晏婴也有类似的“季世”末路、社稷易变之感。当齐景公感慨寝宫华美，担忧谁将会拥有齐国时，晏婴提出：“其田氏乎，田无宇为ヒ印薄5〕，并告谏景公道：“今公家骄汰，而田氏慈惠，国泽是将焉归？田氏虽无德，而有施于民，公厚敛而田氏厚施焉。……国之归焉，不亦宜乎！”〔5〕同篇第十五章，晏婴同样坦言齐国没落、已成“季世”之实，预言齐国社稷将被替代，以直面痛刺君王。齐景公在曲水池边，t望齐国土地，一时感怀，“后世孰将践有齐国者乎？”〔5〕晏婴直言道：“今夫田无宇，二世有功于国，而利取分寡，公室兼之，国权专之，君臣易施，而无衰乎！婴闻之，臣富主亡。由是观之，其无宇之后为几，齐国，田氏之国也？婴老不能待公之事，公若即世，政不在公室。”〔5〕

对于晏婴谏言中流露出的、类似此种季世末路的消极预期和悲观无望的心理定位，韩非子认为其“不知除患之臣也”，“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故简公受其祸”（《韩非子・外储说右上》）〔16〕。苏轼评论其缺乏“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婴能知之，而莫能为之。婴非不贤也，其浩然之气，以直养而无害，塞乎天地之间者，不及孔、孟也”（《论孔子》）〔17〕。杨于庭更由此质疑晏婴私德缺失，（叔向、晏婴）“然二臣为国上大夫，君有过则当谏……不力诤而私述之于外国之使，非纯臣也”（《昭公・附录》）〔18〕。赵青藜亦批评其流于消沉，未力尽臣子之本责：“厥后景公虽非有道之主，于婴不可谓不倚为社稷臣。明知社稷之K归陈氏，与叔向所私言，亦如料光之必败也者；而不进谏以早正其国本”，“至于景公，固已奉社稷以从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此其时矣；乃委蛇其间，规其小过，舍其本计”（《晏婴论》）〔19〕。当然也有学者表示宽容和理解的，例如姚鼐就认为晏婴这种社稷无常、绝望悲观的心态，源于其客观上身逢季世，深知沉疴难愈，故虽备盛德却才差不足、力不能及的无奈：“晏子之心，固亦苦矣。夫晏子之贤，无愧儒者……晏子盖盛德而才差不足。又直陈氏得政之日，事景公庸主，未尝得君如管仲专也。故其功烈，非孟子王佐之才之所希也。”（《晏子不受邶殿论》）〔20〕

应该说，《晏子春秋》中晏婴谏言的“季世”思想基于其“社稷无常奉”的感怀，一方面体现了晏婴作为政治家敏感而理性的政治洞察力；但另一方面，却也明显暴露出他在行动决断能力和勇气上的缺失。他对于齐国的国情现实能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和分析，甚至也能适时提出一些中肯具体的建议，但这些措施往往是琐碎的、弥补式的，缺少一种彻底革新的信念和摧枯拉朽的魄力，也没有高屋建瓴式的思想指导。因此，晏婴虽然谏言众多，但多未触及齐国腐朽体制的根本，建树平平，处处透露着一股“补”劲和“弱”态。

杨夔《二贤论》曰：“若平仲者，立于衰替之朝，有田、国之强，有栾、高之侈，时非曩时，君非贤君。……独立谗谄之伍，自全于纷扰之中，人无间言，时莫与偶。”〔21〕晏婴身居王纲解纽、臣富主亡之际，面对痼疾已深之君国，感其颓败之势终是无可挽回。因此，《晏子春秋》中晏婴谏言总是在自觉不自觉间流露出一种离君以自保的心态和社稷无常奉的感怀。而这种低徊无望之音，正是其无力挽世道之已颓，无可奈何、忧心忡忡的悲观季世思想的真实表现。

参考文献：

〔1〕董治安.说《晏子春秋》〔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9，（4）：19.

〔2〕谭家健.《晏子春秋》简论――兼评《晏子春秋集释・前言》〔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2）：17.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2134，1499-1500，1513.

〔4〕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710.

〔5〕汤 化，译注.晏子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2011：517，213，214，215，234，260，282，314，315，316，316，495，25，312-313，313，502，507，162，507，89-90，130，178-179，227，53，133，134，183，183，276，277，476，477，491，491.

〔6〕苏 辙.苏辙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1010.

〔7〕马 X.绎史〔C〕∥四库全书（36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459-460.

〔8〕王更生.晏子春秋研究〔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5：171.

〔9〕王 当.春秋臣传〔C〕∥四库全书（44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229.

〔10〕胡应麟.少室山房集〔C〕∥四库全书（129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696-697.

〔11〕王介之.春秋四传质〔C〕∥四库全书（17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306-307.

〔12〕顾奎光.春秋随笔〔C〕∥四库全书（18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690-691.

〔13〕康 熙.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C〕∥四库全书（129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203.

〔14〕乾 隆.御制诗集〔C〕∥四库全书（130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25-26.

〔1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1519-1520.

〔16〕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6：234-235.

〔17〕苏 轼.苏轼散文全集〔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624.

〔18〕杨于庭.春秋质疑〔C〕∥四库全书（16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023-1024.

〔19〕赵青藜.读左管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34-35.

〔20〕姚 鼐.惜抱轩文集〔C〕∥续修四库全书（145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6-7.

〔21〕李 P，等.文苑英华〔M〕.北京：中华书局，1966：38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