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求生存”

大自然中的寄生者可不是受欢迎的客人，它们往往带着利己和损人的敌意偷偷降临，甚至让宿主察觉不到。生物界的寄生关系绝不是牛椋鸟和河马那样良性地互利共生，一方得益则另一方必定受害。《管子・八观》云：“有地君国，而不务耕耘，寄生之君也。”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把依附他人而生活，自己不劳动，靠剥削别人过活的人称作“寄生虫”。

神奇的是，建筑界中也有这样一些“寄生者”，虽然依附着街道或者其他建筑而存在，但它们却没有恶意和敌意，甚至给居住者更多可利用的空间和生活的便捷，其独特有趣的外观还能给路人带来欢乐和灵感。

最出色的寄生者莫过于英国利物浦公爵街84-86号之间的这座“Bridging Home”了。韩国的雕塑家和装置艺术家徐道获（Do Ho Su）在2010年利物浦双年展上首次展示了这座桥屋。他在两栋建筑之间架起了一座倾斜的房子，仿佛桥一般连接左右两边邻近的建筑，这座“桥”在被解构挤压的同时，暗示着大城市中陌生邻居间紧张的关系。徐道获认为这个作品是他给空间开的一个“玩笑”，而促使他这么做的初哀只是简单的异国思乡情结。徐道获说，“我意识到自己对这样的特定空间非常迷恋，想要再造这样一个空间，或者把它带到任何我所去的地方。”正是他年轻时就读于罗德岛设计学院的经历使他对于空间及环境把控非常到位，并将文化思考很好的融入到作品当中。而表现在这座桥屋上的古典中式风格构造和木制对联让路过的行人产生仿佛走到了唐人街的错觉。

同样带着传统文化和现代建筑气息的一个“寄生”作品现在已经能够在北京看到――来自MAD设计事务所的“胡同泡泡32”。这些外表圆润如金属的泡泡被设计得如同水滴一样散落在北京老城区。它看上去仿佛是来自外太空的小生命体，光滑的金属曲面折射着院子里古老的建筑以及树木和天空，让历史、自然以及未来并存于一个梦幻的世界里。MAD的设计理念源自于保护和传承老北京文化――胡同和四合院正在逐渐成为了老百姓的地狱，有钱人的天堂，游客们的主题公园。面对这种源自城市细胞的衰退与滥用，需要插入一些小尺度的元素，与其他的老房子相得益彰。这些元素也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成为新陈代谢的城市细胞。庆幸的是，如今第一个“胡同泡泡”已经成功植入到北兵马司胡同32号里，并作为Cambulac红酒坊进行营业，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一探究竟。

建筑中的“寄生者”们不乏外观很炫的前卫作品，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夹缝中的办公室（Parasite Office）”。这个空间的概念想法最初由Za Bor设计事务所在Arch Moscow建筑双年展中提出，如今这座办公室坐落在Kozhukhovskaya第五大街的两座房子之间。莫斯科地区显著的特点是大量的多层建筑，它们存在的问题是呆板没有窗子的山墙面，以及之间宽阔的过道。Za Bor设计事务所的方案便是利用这些建筑物之间的空隙作为创意的工作室。这个办公室共三层，多边形的立面朝向街的方向，由轻质耐久的蜂窝聚碳酸脂材料组成。朝向内院的立面则是简单的玻璃幕墙。正面不规则的窗户造型不仅凸显了整个建筑的现代气息，更给员工提供开阔的视野。

仅仅看到这个夹缝时相信没人会认为这里能建造住宅，但这个“世界上最窄住宅（The Keret House）”正是以色列著名作家Etgar Keret的家。这个位于波兰华沙的最窄住宅由Centrala事务所的建筑师Jakub Szczesny设计，虽说是复式结构，可是整体面积只有14.5平方米。因为被挤在了两栋楼中间的缝隙中，最宽处122厘米，最窄的地方只有72厘米。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住宅内卧室浴室一应俱全，还设有一个可远程控制的折叠楼梯，当处于收起状态时，楼梯将向上折叠，与上层底面齐平；当放下时，它则与普通单跑楼梯无异。这个世界上最窄的住宅，可谓是将空间的利用价值发挥到了极限。

前面的“寄生者”们全都已建成并投入使用，而香港的“悬空俱乐部”和美国纽约的“区域之心酒店”却还在设计阶段。从视觉上来看，两者都是夺人眼球的现代设计；从设计初衷来看，也都是为了应对极度密集的城市规划。“悬空俱乐部”主结构靠附近的建筑支撑，悬于地面之上，通过垂直电梯与地面相连。而“区域之心”则引入当地生活，为人们创造出一种半是街道半是建筑的空间，悬浮体量内可以进行一些公共活动，不仅可以服务酒店客户，还会吸引好奇的观光客和其他城市居民。这两个“寄生”建筑若一旦建成，毫无疑问将会成为城市的新标志。

建筑中的“寄生者”对人类的最大贡献除了让我们将看似不可能的闲置空间利用起来以外，还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空间利用的思路：面对人口的压力和土地的匮乏，不一定非要从减少人均占地面积出发去解决大城市的住房等问题，我们也可以试试看，能不能将那些“夹缝中的空间”利用起来。“夹缝求生存”，撇开字面的那点悲凉，其实还能品味到别样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