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唐万新庭审

唐万新精心选择了一个“认罪服法”的策略

1月20日下午6点。身着武汉市第二看守所囚衣的唐万新，在结束他的最后陈述后，微笑着向遥遥相望的上海友联、德隆国际、德隆新疆的诉讼代表，他的老部下们，招了招手。

在位于常青路上的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定三天的对德隆案主要犯罪嫌疑人唐万新的庭审，经历了两天时光后即告提前结束。记者在庭上看到，审判员、律师，以及以唐万新为首的七名被告仿佛都松了一口气――很明显，所有人都希望这场庭审早些结束。

站在被告席上的，是德隆首脑唐万新以及德隆旗下干将王恩奎、董公元、李强、洪强、张龙、杨利等七名自然人；此外同列被告的，是上海友联管理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以及新疆德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三名法人被告――这三家公司，是唐万新掌控德隆的核心机构。

上海友联、唐万新、杨利、李强被控吸收公众存款罪。书称，上述被告利用下属金融机构，采取承诺保底和固定收益率，与不特定社会公众签订委托投资协议的方式，变相吸收公众存款450亿元。

唐万新的第二项被控罪名是操纵股价。书称，新疆德隆、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总裁唐万新，高管王恩奎、董公元、洪强、张龙采取连续买卖、自买自卖等手段，长期操纵股票交易价格，非法获利98.61亿元。

除此之外，杨利个人被控挪用资金罪。

唐万新庭审两日，江城武汉阴雨连绵。天气寒冷，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口仍然人头攒动；各家媒体聚集于此，期待旁听庭审。尽管德隆案系列庭审已历经德恒证券案、中富证券案、伊斯兰信托案、金新信托案、大江国投案等五个回合，此前各案庭审均公开审理，亦有数案已产生一审判决，武汉中院仍然对此案采取了非常严密的控制措施。所有媒体通过正式渠道提出的旁听要求均被拒绝。

《财经》记者辗转拿到旁听证件。庭审原预计持续三天，旁听证共三张，每天颜色各不相同，且必须核对身份证，对号入座。记者在旁听席上看见，一百余名旁听人员多为湖北省内的公检法工作人员。

庭审安排在武汉市中院最大的法庭。武汉市检察院派出陈杰、魏号国、田宁作为公诉人。审判长由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审判员高勇担任。

1月19日上午9点，庭审拉开帷幕。在法警押送下，七名被告排队进入法庭。唐万新走在最前面，这是他2004年回国自首后的首次露面。唐剃掉了招牌式的八字胡，戴着黑色宽边眼镜，身形略有消瘦。

三排辩护席上，来自上海、湖北、北京、新疆的数家律师事务所的13名律师组成了阵容强大的辩护团队。

显然，唐万新与其律师的分工有过精确设计。

唐万新本人采取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合作态度。庭审一开始，唐万新即表示，愿意服从法庭判决。“书所指的两项罪名的基本事实和我在德隆所起的作用都属实，我愿意服从法庭判决。”只是在法庭辩论阶段，唐万新才对自己的行为有所回护，但他的态度仍极为温婉：“我只是为自己做几个情节的辩护。”

与唐本人的柔顺相比，律师陶武平显得咄咄逼人。对于非法吸储罪名，陶武平做无罪辩护，其策略与此前五个回合的德隆案庭审如出一辙；对于操纵股价罪名，陶武平做轻罪辩护。

在“为自己做几个情节的辩护”之时，唐万新重述其“善庄”理念，正与律师辩护意见同声相应：

――“集中持股是一个组合投资的方法，明显不同于庄家”；

――“德隆从来没有把收益放到自己的腰包里，全部给了客户”；

――“德隆的产业整合是成功的”；

――“（对于最后崩盘）我个人非常痛惜”，责任在于投资者挤兑。“如果不是挤兑，不至于此”……

唐还强调，自己从海外归国，应当算作自首归案。

唐万新的自我辩解，如果听者报以同情，或可认为是自欺；但在识者眼中，不过重复谎言（唐万新及德隆的兴衰之迹，参见《财经》2006年第1期封面文章“枭雄唐万新”）。

不过，原来人们预期的唐万新将利用最后陈述阶段发表长篇演说，并没有成为现实。几乎是在法官的催促下，包括唐在内的七名被告一一表示“认罪服法”，最后陈述就此结束。

决定唐本人命运的关键，并不完全在于此次庭上的表现。

据记者获悉，在庭审之前十余日，法院已经于1月初安排过一次预审，提前交换了证据。正是进行过这次预审，此次庭审方有可能提前一天结束；也许是从包括预审在内的前期程序上感受到命运的走向，包括唐本人在内的各方被告才在庭上表现得如此从容。

2005年12月底，书刚刚从检察机关送至武汉市中院。也是从那时起，唐万新个人命运的不确定性也大为减小。由于唐没有被控以金融诈骗类罪名，如非法集资罪、骗贷罪、票据诈骗等――此类罪名的法定最高刑均为无期徒刑，唐已经不太可能获重刑。此番被控的两项罪名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期不高于十年有期徒刑，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刑期不高于五年有期徒刑。

此前德隆系列庭审案，已有德恒证券案、中富证券案、伊斯兰信托案产生了一审判决结果。这些案件中的被告均被控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获刑最高者为德恒证券总裁韩新林，为五年；最低者为中富证券总经理助理彭军，为一年。

法律专家向《财经》指出，即使两罪并罚，唐最终获刑逾十年的可能极小。认为唐仅将获刑三五年的预测已见诸媒体。庭审结束时，法庭宣布将择日宣判。

评论

仅凭现有的立法和司法机制，还远不能预防和惩治下一个唐万新

唐万新该当何罪

李曙光/文

唐万新的故事起伏跌宕，具体章节真是起承转合，惊心动魄。实际上，唐圈钱操作手法非常简单，其中的关键，用民间术语说是“拆东墙补西墙”，用金融术语来说叫做“以新贷还旧贷”，用法律术语来说则是“做一个永远不对债权人集体清偿负责的债务人”。

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圈钱游戏，居然能在中国的现实中演出一场轰轰烈烈的正剧。当眼前的大戏落幕、神秘的章节彻底曝光以后，我们突然发现，现有的法律体系对唐万新圈钱运作以及所导致的损害后果所能给予的处罚手段，居然是那么贫乏，甚至找不到一个准确的专业的法律描述。

唐万新此次被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操纵股市罪，可是唐万新何止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何止是操纵股市？唐万新对形成自我“金融帝国”的渴望和对逐利的疯狂，对金融体制的破坏，对投资者和债权人利益的伤害，对整个资本市场、证券市场的投资信心和环境的打击，都已远远超出了现有的刑法和其他相关法律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操纵股市行为的规制。

当刑法学家在僵化、恪守具文的刑法理念下讨论唐万新案例是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这种概念的时候，唐万新已经造成了一个私人公司570多亿元高负债的记录。当《公司法》、《证券法》专家在跟不上资本市场节奏的金融法框架下讨论唐万新是不是在操纵股市的时候，由于德隆“老三股”的狂跌而引起的股市震荡、客户挤兑，使得证券市场有崩盘的危险。

唐万新案涉及多项正在修改、已经修改和新制定的法律。如《破产法》中的债权人集体清偿和保护机制；最近人大常委会讨论的《刑法修正案（六）草案》中涉及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关于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和公众利益的法律；新修改的《公司法》当中有关违法的关联交易以及上市公司董事、监事与高管人员的忠诚、勤勉义务；新修改的《证券法》当中对于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和欺诈客户的行为的认定等。

但是目前看来，即便这些新的法律出台生效以后，似乎对于唐万新类案件也未有对价的处罚和威慑机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操纵证券市场价格罪，其最高刑不超过十年。新《刑法》中关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与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和公众利益的犯罪，其最高刑也是在十年以下，罚金则在30万元至300万元之间。新《公司法》与《新证券法》规定的对于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违反诚信义务以及操纵市场行为的民事赔偿诉讼机制，能否在司法实务中有效运作以及与刑责对接，目前还是个未知数。我们目前的刑法理论、民商法理论、经济法理论、金融法理论以及司法体制及程序，无法对唐万新案例做出一个具有良法效应的令人信服的解释。

这暴露了中国法律在处理转型期、新的金融生态犯罪时出现的法典的贫乏、法条的无力、法律结构的失衡，也暴露了我们目前这种司法体制和司法运作机制已经不足以应付带有新型、交叉、边缘特征又有传统违法犯罪因素的综合类案件。

因此，仅凭现有的立法和司法机制，还远不能预防和惩治下一个唐万新。中国市场经济走到今天，确实是有一个“良法”和“恶法”之辩：恶法――坏的制度安排，一是没有对应的条文来应付转型社会出现的新型的案件；二是处罚的成本会很高；三是可能会保护那些对社会、市场、金融体制危害极大的行为。而良法――好的制度安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首先，它是一种衡平的制度安排，即在现阶段足以满足对转型社会出现的各种犯罪的“对价”的裁定与处罚要求；二是它是一个正义的、有预期的制度安排，符合大众对某种行为危害度和犯罪惩罚性认知心理的需要；三是它具有对同类行为预防警示的作用，对同类的未来的行为有威慑的作用，同时还是一种低成本的、能与效益相抵的一种制度。

今天中国金融领域需要的“良法”，是一个金融法治生态链条：立法的警示和威慑――监管当局的处罚――民事的赔偿――刑事的追究，是建立一个有预期的、能够防范控制和处置金融风险的金融法治生态环境。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本文刊于06年1月23日出版的《财经》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