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留给我们什么

“上山下乡”是当代人熟得不能再熟悉的一个词，是历史烙在一代人身上的深深的烙印，是如今五六十岁的人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1968年12月，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一场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迅速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在道德理想主义光环的指引下，在欢送的锣鼓声和口号声中，满怀激情地奔向偏远贫瘠的中国农村。他们插队落户，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希望“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锻炼自己”。如今看来，这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实际上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它左右了1700万青年男女的命运，引发了许多光怪陆离的故事。

本书作者张亮当了快30年的反贪局长，现在是国家高级检察官。当年69届初中生，因而也被卷入了这场运动。与同龄人一样，作为学生骨干，他满怀豪情地组织“北上战斗队”，奔赴战争一触即发的东北边疆――中苏边境的黑龙江省爱辉县插队落户。他们在北大荒黑土地开垦种地，在边境线上放哨站岗，经历了人生的极度艰辛，也感受了东北的特色风情，耳濡目染了大量的边境故事。只要看本书的一个个小标题，就可以想象，当年的知青究竟度过了一段怎样的岁月：“出工走了两个小时”、“半年多不见肉”、“被咬百多个疱”、“人被狼吃了”、“零下51度”、“迷失森林事件”，似乎是平常的文字，仔细想来却是惊心动魄。

在农村两千多个日日夜夜，艰难成长的苦难经历也成了张亮后半辈子挑战生活的基石，思考人生的基础，战胜困难的基柱。张亮侦查和接触了上千件案件，长年晚上通宵达旦地工作，前些年每年晚上在单位加班多达300天以上。有一次为了调查一起迄今为止全国最大的窝窜案，他整整一个月没有脱过衣服，实在太累了靠两把椅子，就能眯上一会儿。因为他觉得，比在烈日下的田间和寒冷的草垛里睡觉已经强多了。

作为当年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学者，张亮在书中展示了关于知青生活的真实回忆和生活剪影，以其大量真实、鲜活的亲身经历，激起了人们内心深处的痛楚和共鸣，同时也把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这一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重大课题，摆在了世人面前。

中外学者论述历来强调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的同时，有国外学者指出：“把城镇青年送去发展农村的想法并不是首创的，那是出自赫鲁晓夫的思想。1954年初，赫鲁晓夫希望尽快改善不景气的苏联农业，突发奇想，利用城市共青团员的先锋精神，动员他们去开垦位于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三千五百公顷的荒地。”苏联的经验引起了中国的注意，团刊进行了一系列的报道、评论，团中央组织代表赴苏联学习，党中央赞赏并转发团中央的报告，后来组织知识青年团队到黑龙江北大荒去开荒。

西方学者对于中国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某种传统和范式。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提出了如下的观点：“第三世界许多国家都面临着源于无法遏制的城市人口膨胀和城市失业率日渐高涨的压力，他们的政府在向城市移民的浪潮及因就业能力要求而与日俱增的教育压力面前束手无策。相对这种一般状况而言，中国曾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在这个国家实行的一系列的控制城市膨胀、促进农村发展以及使教育与经济发展实际相适应的措施中，一个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将中学毕业生送到农村和边疆去安家落户，这无疑是本世纪任何一个国家中最大的一项社会实验。”

关于这场运动是否达到了预定的目的，西方学者认为：

从社会经济方面看，运动完全没有达到目的。虽然大规模地把城镇青年下放到农村，暂时缓解了城市的就业压力，但下乡的知识青年后来都回来了，而此间被招工进城的农民绝大部分没有回去。比如上海在1973年因为道路交通发展的需要，从农村招了大批农民进城当交通警察，最后都在上海安家落户，一个也没有回去。

从长远看，运动非但没有解决失业问题，反而令问题更加严重。北京在1979年～1980年两年间需要安置80万青年就业，但如果没有下乡运动，这个数字只是32万，因为1979年北京出生的人口是32万。上山下乡运动完全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办法，而是掩盖问题的办法，它使人忽略了扩大就业的方法和机会。另一方面，还助长了单位职工退休，由其子女接替岗位的顶替制度，以及由单位负责招聘本单位职工子女的归口包干制度等等。这不但在劳动力质量和生产效率方面有害，而且非常不平等，使工作岗位成为世袭。

意识形态的目的也没有达到，绝大多数知识青年在心中完全否定了在农村安家落户一辈子的理念。为了争取较好前途的生存竞争异常严峻和残酷，入党、参军、招工、干轻活、当典型、上大学，特别是调回城市，都需要“表现”，但条件是单一的（由以前的又“红”又“专”，变成政治挂帅）、不公平的（不是根据埋头苦干而是取决于家庭背景）、要代价的（需要行贿送礼，特别是一些女知青付出肉体被摧残的代价），这导致了普遍的虚伪、肮脏、交换和口是心非，各级领导干部掌握知情的命运的现实，助长了阿谀奉承和贿赂腐败的风气。

于是，西方学者说，知青是“失落的一代”，当然他们也是思考的一代。他们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获得了对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独特的经验，这是他们之前和之后的人无法得到的。知青文学的领军人物、全国作协副主席叶辛，著名社会学家、原上海社会学会会长邓伟志联袂为本书作序，并给予了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