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与经典同行

当前社会，图书出版业越来越发达，互联网带来了海量的信息。与之相对，人们用于阅读的时间却越来越少。在有限的阅读时间里，应该选择读什么书？

何为经典：

需要具备三个因素

说起阅读经典，首先就会碰到哪些作品可以成为经典这个问题。其实，所谓“经典”并没有定论。

六十多年前，朱自清写成《经典常谈》，他所说的经典，相对于儒学的“经”而言，是广义的：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要读懂这些书，特别是经、子，得懂“小学”，就是文字学，所以《说文解字》等书也是经典的一部分。

当代学者龚鹏程在《经学概说》一文中，讨论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时说：一方面是经典本身的原因，因为它具有真理，足以启发后人，故为人所尊崇，视为恒经，乃不刊之理论。另一方面，它也形成于圣典崇拜之中。在经典化及其竞争关系里，某些书虽然也很重要，但未被经典化；某些书，原亦平常，却在某一历史条件下经典化了。

先贤时哲所言，予人颇多启迪。

我们常说的经典，是指那些具有重要影响的、经久不衰的著作，其内容或被大众普遍接受，或在某专业领域具有典范性与权威性。

如果我们不讨论专业经典，仅就一般意义而言，那么经典具有三重特性或三要素：

影响力：

影响力体现了作品内容的吸引力。那些成为经典的作品，无不在一定区域具有重要影响力，如《周易》、《孙子兵法》等。当然，影响力分积极的与消极的，也有长期的与短暂的。那些“影响一时”的作品可称之为名著。而影响力，应当说并不完全出自作品的自身，或者说绝对自然发生的影响力是不存在的。我们每个人的阅读都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政治形态、家庭、个人的素质和兴趣、老师与同学、环境以及广告等等。

时间性：

一部作品，或许影响一时，或许在某一特定的时期被人顶礼膜拜，但时过境迁，很快就被人们遗忘或抛弃。经典，需经得起时间的检验，需经久而不衰。也就是说，一切著作，若要成为经典，我想它必须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广泛性：

我所理解的经典（非专业领域的经典），必须是广泛的，即它所讨论的问题是人们所普遍关心的，是大家普遍接受的。比如《诗经》、《论语》、《史记》、《三国演义》等等，它们的内容是广泛的。《诗经》三四千年以来，它讨论的话题我们今天仍然关心，有不少诗在今天还成为流行歌曲，像邓丽君唱过的《在水一方》等。

我想说，这三点，也就是影响力、历史性和广泛性，大概就是经典所需要具备的因素。

阅读哪些经典：

时间检验出古老文化的精髓

不少读书人都认为：图书典籍浩如烟海，在阅读时会遇到图书的选择与鉴别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往往通过书目，来了解图书典籍的状况，明晓读书的门径。书目，特别是那些指导阅读性的推荐书目，在我们购书、藏书和读书时可提供重要帮助。

然而，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推荐书目的推荐性往往并不十分公允、准确与客观。

首先是时间方面的因素。读书是时代需求的一种反映，不同时代的读者对读物的选择是不同的。120年前，张之洞编的《书目答问》面世，很受当时学子的欢迎，10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一般读者，不会再依据《书目答问》去读书了。而在1924年，章太炎开列的《中学国文书目》，今天也不适合中学生了。书目中开列的《二程遗书》、《十驾斋养新录》、《申鉴》等书，恐怕学文科的大学生也没有读过。因而，一部好的推荐书目，要能满足时代读者的需要。

其次，推荐书目受推荐者的知识与兴趣的影响。1923年，清华一批要出国留学的学生，为了短期得到国学常识，请胡适拟定了一个有关国学的书目。胡适开列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选书较多，偏重哲学史、文学史方面，史部书一概摒绝，有如《资治通鉴》这样的书亦未入选，当时梁启超就认为胡适这个书目“文不对题”。30年后的1953年，北京图书馆开列了一个《中国古代重要著作选目》，选书20种。这个书目是经过郭沫若、俞平伯、何其芳等人审订过的。既然称为“古代重要著作”，那么如《周易》、《论语》等哲学、思想方面的著作一本未选，这是很令人困惑不解的。

再次，推荐书目的推荐者受偏见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1945年，英国作家奚普选出十本“震撼世界的书”，这里没有中国人的书。1985年，美国《生活》杂志在数以百万计的读者中，开展评选《人类有史以来的二十本最佳书》，这里也没有中国人的书。美国图书馆学家唐斯曾写过一本《改变世界的书》，书中选择了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中叶出版的16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其后他又写了一本《自1492年以来塑造现代文明的111种杰出名著提要》。这两本书都没有收录中国人的著作。在后一本书的《导言》里，作者虽然承认东方的经典，“其中有许多书同样对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这些书还是被“略去了”。另一位美国专栏作家费迪曼曾出版《一生的读书计划》，向18岁到80岁的读书人推荐了100部名著，这100部名著也都是欧美人的著作。中国典籍被上述推荐者所忽略，这确实是“世界观的限制所致”。也就是说，这些推荐者是深受“欧美中心论”的影响的。

也许，任何一部推荐书目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推荐者的主观性和偶然性。然而，对于读者来说，准确、客观地去了解、选择、阅读真正的世界名著，往往是十分必要的。

有鉴于此，我们收集了80种中外推荐书目（中国的推荐书目54种，外国的推荐书目26种），运用了计量的方法，对这80种书目所推荐的书进行统计，以各书被推荐次数的多少为序，列出目录。这份书目不带有我们的主观性和偶然性。因而，它在推荐名著方面，应该说更加公允、准确与客观。我想，在这份书目上，推荐次数最多的书，可称之为经典吧。其中中国著作大致有以下八类：

1.四书五经

这类书中《诗经》、《论语》二书被收录的次数最多。自汉以来，两千余年间，这些书对中国政界、学界，都有重大影响。这两本书为什么被学者认为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原因是简单易懂，而《尚书》、《周易》，可不是一般人读得懂的。

《论语》作为孔子的言论记录，一问世就受到人们的尊重，汉代之后，它几乎是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之书。《论语》经过朱熹的注解后，便一直成为科举考试的最重要的教科书，宋元明清几朝的做官人、读书人无不受其影响。纵是科举废除以后，《论语》还是读书人经常诵读的书，今天，该书仍是一版再版，发行量之大是惊人的。书中许多词语，即便是在这白话文的时代，仍被人们在书面上或口头上常常使用。

《诗经》作为古代优秀的文学遗产，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迷人的艺术魅力，为后代诗人墨客所景仰、学习、借鉴，强烈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诗经》中民歌和贵族讽刺诗表现的现实主义精神，开创了我国诗歌创作的传统。《诗经》也影响了散文的发展。唐代中期，韩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提倡散文，反对骈文，就都把《诗经》的内容与优美艺术形式的统一，作为学习的典范，开创了中国散文文学的一个光辉时期。几乎可以说，《诗经》的影响，渗透于我国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诗经》不仅是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是一部有史料价值的古代文献。《诗经》中某些诗歌记录了商、周民族起源的传说，商周之际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周民族早期活动的历史，都极有价值，并成为《史记》所依据的材料之一。

《诗经》中不少诗非常好懂。其中最晚的诗到现在也有2500年，但今天读起来还非常有意思，其情感描述跟我们今天的情感仍很吻合。从《诗经》起，看三千年来中国人的情爱表述：从热情奔放，到曲径通幽；从禁闭再到开放。《诗经》成为我们情恋长河之源。我举一个例子，《诗经》中常提到两条河：溱水与洧水，有首诗即名《溱洧》――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

该诗写于春秋之时的郑国，地点在今河南新郑县，溱水尚存，洧水现名双洎河。这首诗是写在上巳节（夏历三月初三）的时候，青年男女来到溱、洧之畔沐浴嬉戏。他们手拿兰草，又互赠芍药，以表达心中之爱。可以说三月初三应为中国的情人节，定情之花应为芍药。

2.前四史与《资治通鉴》

这类书中《史记》与《资治通鉴》二书收录次数最多。在传统史籍中，《史记》、《汉书》与《资治通鉴》最受重视。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鲁迅对《史记》的称赞，也是对《史记》在史学和文学史上卓越成就的精辟评价。《史记》可以当小说看，《史记》里的纪、传跟小说一样很通俗，很有情节。《史记》说起来是一本史书，但实际上后来很多文学作品，如电视剧、剧本、小说等，多以它为根据，比如《霸王别姬》等。司马迁忍受腐刑的痛苦，完成《史记》，并希望通过对往事的表述，以寄望于未来，在这里，作者生命存在的意义在著述中得到了升华。中国自古以来有许多文人学士都希望自己的著作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然而，邯郸学步，蹈常袭故，汗牛充栋之中，又有几部著作可与《史记》堪称伯仲？

《资治通鉴》294卷，北宋司马光主编。全书记载了上自周威王23年(前403年)，下讫后周显德6年(959年)的1362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一部著名的编年体通史。

司马光不仅是史学家，也是政治家，他在撰写史书的同时，也希望自己的书能为君主治国提供借鉴。

3.先秦诸子

这类书中《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孙子兵法》诸家收录次数最多。

道家的著作是很多知识分子晚年读的书，其中《老子》和《庄子》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几千年来，老庄的学说与思想一直延续不断，对中国人的思想有着很深的影响。西汉初年，政治上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即是以《老子》的思想为其基础的，并带来了文景之盛。东汉，道教产生后，《老子》作为经典，为道教徒所诵习。魏晋玄学家们以祖述老庄立论，将老庄与《周易》合称“三玄”。唐代，《庄子》成为道教的主要经典之一，被尊称为《南华真经》，老子被道教奉为教主，庄子也被神化了。《韩非子》对我们认识中国政治大有帮助，它是一部政治教科书。即便在今天，《孙子兵法》在军事、企业管理方面仍有借鉴。《荀子》一书在汉代与《孟子》同列诸子，并颇受学者所重。大概是主张性恶说，故受后儒诟厉，未能列入经书中。然而《荀子》对儒学的贡献和在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冯友兰曾作一个比拟，他说：

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苏格拉底之在西洋历史，孟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柏拉图之在西洋历史，其气象之高明亢爽亦似之；荀子在中国历史之地位如亚力士多德之在西洋历史，其气象之笃实沈博亦似之。

4.其他子部书

被收录较多的书是：《论衡》、《坛经》、《颜氏家训》、《明夷待访录》。

近代以来，《论衡》一书受到学者们的普遍关注。章太炎认为王充是“汉代一人”，绝未过火。侯外庐等人在《中国思想通史》里对王充作了这样的评价，他指出：

王充的反谶纬反宗教的思想，毫无疑问地是中世纪思想史上第一个伟大的“异端”体系，是两汉以来反对“正宗”思想的与反对中世纪的神权统治思想的伟大的代表。

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问世后，一直受读书人的重视，宋、元、明、清历代学者颇多赞誉，认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在古代中国的家庭教育中，极具影响。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被蔡尚思与几家大学书目收录，可见此书受当前学界重视。这部思想史上的名著，对中国两千年的专制制度进行了批判，对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5.唐宋诗文

2000年元旦，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国家图书馆联合举办“中华文明火炬传递仪式”,一个重要内容是学生齐诵古典诗词。举办者认为:背诵古诗文,是让民族精神的血液在一代一代人身上流淌,是激活传统、继往开来的有力之举。据最近的调查:73.1%的家长和86.7%的教师认为背诵古典诗文能弘扬传统文化;88.7%的家长和96.7%的教师认为对孩子的修养和人格发育有好处;94.2%的家长和100%的教师认为对提高孩子的语言文字能力有好处。以上数据表明，人们对这一问题基本上达成共识：阅读传统经典，对我们传承文化和提高素质是大有裨益的，而那些优秀的古诗文，特别是唐宋诗文，更受人们重视。

6.其他诗文

以《楚辞》、《文选》、《陶渊明集》、《世说新语》收录次数最多，宋代以后的诗文被推荐的较少。

《楚辞》作为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与《诗经》差不多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大约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春秋末叶以后，流行于黄河流域的诗不再有人续作了，而南方长江流域的楚国，文化渐渐地发达起来，在文学上更有不少建树，这就是楚辞的兴起。正如粱朝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所说：自从《国风》、《小雅》、《大雅》以后，不大有人继续写《诗经》那样的诗了。后来涌现出一些奇特的妙文，那就是《离骚》一类的作品了。这是兴起在《诗经》作者之后，活跃在辞赋家之前，大概由于离圣人还不远，而楚国人又大都富有才华的原因吧。楚辞产生在长江流域，与《诗经》在风格上多有不同。陈耀南在《典籍英华》中，将它们的差异概括为五端：

诗所收作品，多属黄河流域(北)，楚辞属长江流域(南);

诗多写人事、写实、含蓄，楚辞多神话、想象奔放；

诗多短句叠字，以四字为主，楚辞多长句，以五字为干，加虚字以咏叹；

诗各章多重整齐，反复唱叹，楚辞不分章，意或重而语少复；

诗作者多失主名，楚辞多知作者主名。

可以说，《诗经》与楚辞同为后世韵文之祖，堪称为我国远古先民的绝唱。

7.古典小说

以《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为主。

1949年以前，除胡适书目之外，其他书目均不收录这类小说。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并受学者的轻视。可以说，只是从胡适开始，才真正重视小说的研究。胡适写过一系列古典小说的考证性文章，并积极协助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古典小说的标点本。因此，胡适在他的书目中，推荐了《西游记》、《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1949年以后，大多数书目都推荐了古典小说，古典小说的影响与日俱增。据一次对北京市民的调查问卷结果表明：对被调查者影响最大的中外书籍，《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分别排名第一、第二、第五、第十，足可表明四大古典小说的影响力。

8.其他

以《说文解字》、《左传》二书收录次数较多。

1949年以前，各书目重视推荐《说文解字》，这是受这种治学传统，即“读书以识字为先”的影响。因而，朱自清的《经典常谈》第一篇即为《说文解字》，并说:从前学问限于经典，所以说研究学问必须从小学入手；现在学问的范围是广了，但要研究古典、古史、古文化，也还得从文字学入手。《说文解字》是文字学的古典，又是一切古典的工具或门径。

1949年以后，这种治学传统的影响逐渐消失，《说文解字》不再受推荐者重视了。

《左传》一书古代列入经部，长期又受到史学家与文学家的重视，一直有着持久与广泛的影响。《左传》记事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是我国最详备完整的早期编年史。《左传》详于记事，对春秋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都有很好的记载，特别是记载军事，不仅写得很详细，而且也很生动。此外，书中对当时的朝聘盟会、天文地理、氏族和少数民族等都各有详略不同的记载。《左传》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编年体史书已达到比较完备的程度。史学家刘知几、章学诚都把它看作是编年体史书的鼻祖，给予很高的评价。《左传》善于描写人物，烘托场面，经纬史事，是我国历史文学的开山，成为后人学习和模仿的典范。

从以上各类传统经典被推荐的情况来看，不少经典是有着持久的生命力，如《诗经》、《论语》、《孟子》、《史记》、《资治通鉴》、《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楚辞》、《文选》、《左传》等书。有些经典其影响力则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如《明夷待访录》、《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古典小说、《说文解字》等。从总的方面来看，近百余年来，传统经典读倾的基本阅向是：从艰深到浅显，从文言到白话，从原本到节本，从专集到选本，体现了传统经典阅读大众化的发展方向。

以上各部经典，都写成于古代，近人或今人的著作都未进入。这或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读书人的一种珍古典重基础的心理。长期以来，中国学人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些著作，真正是中国学术之源。而作为经典，是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这正是明证。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古训、尊先法的民族，对前人圣贤的大道理看得特别重。在这样一个民族社会的背景下，结晶着前辈思想的经典，就不仅具有一种狭义的学术意义，同时在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都发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这斑斓的文化园地里，大道名儒，各树一帜；诗词曲调，连峰叠起；每一位哲人的每一本宏著，都构成了这一古老文化的精神实体，并垒起了这一厚重国体的思想基础，塑造着民族的灵魂与性格，也在感召着每一代人自强不息。

（摘自4月30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