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档案和亲历者记录下的开国大典

公元1949年10月1日，雄伟壮丽的北京天安门铭记下了这一天：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这一天，开国大阅兵扬军威、壮国魂。这一天的历史，由一代伟人、雄杰在天安门城楼上书写；这一天的精彩，谱写出共和国壮丽篇章的开端。

那么。这一天的辉煌是如何开创的?开国大典选址是如何选中天安门的?大典方案三项重要内容，为何阅兵是重中之重?阅兵典礼方案拟出后，因何用了17天时间才最终下定决心?走进中国人民档案馆，探寻解密的历史；走近当年的亲历者，品读真实的记录，你会清晰地看到60年前开国大典的精彩场景，了解震惊中外的开国大阅兵的幕后珍闻。

馆藏档案：首次阅兵方案

阅兵总司令：中国人民总司令。

阅兵总指挥：华北军区司令员兼平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

地面方队：海军方队、步兵方队、炮兵方队、战车方队、骑兵方队。

空中梯队：P－51型歼击机，蚊式轰炸机，PT－19型、L－5型教练机。空中梯队因同时担负空中警戒任务，携带有实弹，这在世界阅兵史上也是罕见的。

阅兵部队组成：东北海军学校和华北海军舰队各1个排、步兵第一九九师、独立第207师六一九团、炮兵第四师、战车第三师、骑兵第三师，以及华北军区航空处所辖P一51型歼击机中队，蚊式轰炸机小队，PT－19型、L－5型教练机小队。

受阅人员：16400余人。

档案记录：622人登上天安门城楼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出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80人，选举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委员63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63位领导人是：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人：。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6人：、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人：、、李立三、林伯渠、、何香凝、、、、吴玉章、、彭真、薄一波、聂荣臻、、董必武、赛福鼎-艾则孜、饶漱石、陈嘉庚、、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康生、林枫、马叙伦、郭沫若、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58分，以为首的新中国领导群体，沿天安门西侧的古砖道，登上了开国大典的主席台、开国阅兵的检阅台――天安门城楼。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主席台，是世界上最高的检阅台。这一天的主席台上，容纳了新中国622位杰出代表。在这些代表中，有伟人领袖、泰斗耆宿、大家巨擘、雄杰楷模。在此之前，曾拟定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662位代表参加开国大典，但最终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为622人。此前的方案是：

一、党派代表142人。其中：

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委会员、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各16人；

中国民主建国会、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分别为12人、10人、8人、5人不等。

二、区域代表102人。其中：

西北、华北、华东、东北、华中等解放区代表各15人；华南解放区代表8人；内蒙古自治区代表6人；北平、天津两直属市代表6人；解放区民主人士代表7人。

三、军队代表60人。其中：

总部及海、空军代表共12人；

第一、二、三、四野战军代表各10人；

华南人民代表8人。

四、团体代表206人。其中：

中华全国总工会、解放区农民团体代表各16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全国工商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科学会议筹备委员会、全国教育界、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海外华侨民主人士等单位代表各15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代表各12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各界人民团体代表各9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7人。

以上四类共45个单位，产生正式代表510人。

按规定，凡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其代表名额满10人的，推选候补代表2人；不满10人的，推选候补代表1人。因此，共产生候补代表77人。

五、特别邀请代表，共75人。其中：特邀首席代表宋庆龄；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清朝翰林张元济；中国近代海军耆宿萨镇冰；同盟会会员张难先；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担任过教育总长、司法总长的章士钊、江庸；曾任南京政府和谈代表的张治中、邵力子等；重要起义将领傅作义、程潜等；解放区民主人士陈瑾昆、安文钦等；文教界知名人士陶孟和、陆志韦等：艺术界知名人士周信芳、梅兰芳、袁雪芬等；工农方面的劳动模范、英雄人物刘英源、阎存林、戎冠秀等。

档案回现：两套阅兵方案在案头压了17天

1949年7月底，中共中央确定新中国成立之日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典礼。为此，成立了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等人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

筹委会成立后，很快拿出了初步方案。这份方案主要有三项：一是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是举行中国人民阅兵式，三是举行人民群众游行活动。

筹委会认为，新中国的开国大典，这三项内容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三项内容里，阅兵式怎样举行、阅兵式在什么地方举行，决定着整个开国大典怎样进行的问题。阅兵是这三项内容的重中之重，是筹备开国大典的中心工作。

在开国大典筹委会成立后不久，阅兵指挥机构也成立了。这个机构的领导力量特别强，阅兵总司令由担任，阅兵总指挥由聂荣臻担任，另有6位阅兵副总指挥：杨成武、唐延杰(时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唐永健(时任华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刘仁(后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肖明(后任北京市总工会主席)、肖松(后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书记)。

杨成武与唐延杰担任阅兵副总指挥后，首先负责起草阅兵典礼方案。方案拟制出来后，、、等人，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筹划阅兵仪式的负责人，并听取了关于阅兵典礼方案的汇报。

在这次汇报中，聂荣臻汇报了阅兵的基本设想，杨成武汇报了阅兵方案的主要内容。如：受阅部队的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礼乐及受阅前的训练等事宜，还有方案设想、阅兵式的两种方式――检阅式和分列式。

中央领导人听完汇报后先后发了言，对阅兵方案的细节作了一些补充，最后通过了阅兵方案，但阅兵地点放在哪里，当时没有定下来。

对搞好开国大阅兵

特别重视。他说：“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一定要搞好!”

时间到了8月17日，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后，两套阅兵方案由华北军区的几位领导送到的办公室。

距开国大典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愈加感到时间紧迫。9月2日，夜已深，但他还是再次打开了华北军区送来的阅兵方案报告，对这份报告提出的两套方案反复权衡。两套方案选了两个不同的地点。

第一套阅兵方案：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天安门作为开国大典的主席台和阅兵台。此套方案的优势与弊端考虑如下：

一、阅兵台可以采用现有地形――天安门城楼。那上面可以容纳怀仁堂里的全体政协代表，这是最大的优势。二、天安门地处市中心，军队与群众水融。领袖与万民同堂齐乐，场面壮观，气势恢宏。三、天安门周围的公路四通八达，便于集聚与分散。阅兵结束后，军队可以从容有序地迅速从市区退场。四、天安门阅兵的弊端是，当日的城市交通要阻断4小时以上。五、不能按照正规阅兵先进行分列式。因为长安街的宽度仅能允许横排通过步兵的十二路纵队、骑兵的三路纵队和装甲车的两路纵队。

第二套阅兵方案：在西苑机场阅兵。此套方案的优缺点考虑如下：

一、西苑机场曾举行过一次万人参加的检阅式，欢迎等领导人和中共中央机关进入北平。有了一次阅兵经验，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二、西苑机场跑道很宽，没有阻断交通的后顾之忧。三、西苑机场的缺陷也很明显：没有检阅台，在开国大典前赶搭几个坚固高大的看台显然来不及；距市区太远，数十万群众来回困难，不容易参加。四、对扩大人民的影响是个大的损失。五、只有一条跑道可以进退，疏散起来极不方便。

在这两套方案上，分别标画了一张部队位置及行进路线图。

天安门是昔日皇城的旧门，自诞生以来一直代表着封建皇权。中国共产党打天下，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在天安门前举行阅兵，意义将是深远的，将天安门作为开国大典的主席台和阅兵的检阅台，将赋予它全新的意义。

夜已经很深了，在反复权衡之后，终于下了决心，提笔蘸墨，写下了这样的意见：、总司令、少奇同志阅：

(阅兵)日期在政府成立之日闭幕后。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荣臻)担任，阅兵总司令请同志担任。

这份意见传到刘少奇手上，他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松子般大小的圆圈。

和没有在这份意见上画圈。他们听取了的口头介绍和分析后，同意在天安门前举行开国大典。

亲历者：天安门城楼亮丽华夏，惊艳全球

阅兵地点确定后，天安门城楼的布置随即就成了工作的重点。开国大典筹委会很快下达了“作战令”：把天安门城楼的布置工作交给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宣传部部长张致祥领衔接受了这项紧急任务后，便马上驱车去天安门城楼察看地形了。

张致祥曾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但已离开十年。他没有料到天安门城楼破败得如此不像样子：墙皮、木皮翻卷，砖石、瓦块剥蚀，一堆堆鸽粪组成的墨绿色的“地毯”，厚厚的；最扎眼的几个又小又破的六棱形宫灯，很脏，像流浪人的破农衫，让人不忍看第二眼。张致祥叹了口气，转身调兵遣将去了。

张致祥是宣统元年(1909年)生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沾清朝的边，可算是清朝的“遗幼”。2008年5月。笔者来到张致样的家中。已是百岁老人的张致祥身板硬朗。幽默健谈。他的老伴、87岁的伊之在一旁不时地对一些事进行补充。

张致祥原本姓管，父母给他起的名字叫管亚强。在天津南开读中学时，管亚强从事学生运动，因旷课太多而被开除。报上说他是“赤色分子”，所以他索性就把名字改成了管彤。　“彤”就是红色的意思。

1939年。张致祥来到聂荣臻、萧克领导的晋察冀军区，这时他的名字便正式由管彤改为了张致祥。

当天安门被确定作为开国大典的主席台后，、彭真点名张致祥，让他来布置这个世界瞩目的主席台。那么，张致祥是怎样被相中，并被指定为布置开国大典主席台“总指挥”人选的呢?

说起来也颇有传奇色彩。当笔者问起这个问题时，老人点燃一支烟吸了几口。讲述道：

1949年7’月，我作为代表团团长，在北平参加第一届文代会，带着大家去见。连夜开会，一直等到凌晨才过来。对大家说：“对不起，让大家久等了。”我管不住爱说的嘴，开玩笑回了一句：“没事，天还没亮呢。”这句话把和大家都说笑了。可能就是这次，他记住了我。

由于提名，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彭真让张致祥负责这项工作。距大典只有很短的时间了，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上一片荒芜，到处是比人还高的蒿草，布置起来的难度可想而知。张致祥只能夜以继日地工作，为节省时间就住在了城楼下面。

每天要面对的难题太多了：挂旗、挂领袖像的问题，救火队的梯子不够长的问题，用什么办法升国旗的问题，搭建临时观礼台的问题，就连检阅时骑兵马屁股后面挂什么样的粪袋都要考虑到。还有安全问题。张致祥陪罗瑞卿一起检查，结果在城楼西面的门洞里清出了一枚炮弹。经过仔细清理后，准备将门洞留做一旦发生非常情况时供党和国家领导人藏身之用。

临时观礼台是用双层加厚木板搭建的。为确保万无一失，防止垮塌，张致祥调了一个工兵营的战士上去使劲蹦、使劲踩。

天安门城楼的布置是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在征集方案时，张致祥所在华北军区抗战剧社两个投诚过来的日籍美工，提出了方案最初的蓝本。最后，张致祥把“八面红旗，两条标语，像挂正中，楼上八个大红灯笼，金水桥上布满鲜花”这套方案报给了。否定了金水桥摆花这一条，认为小家子气，其他意见采纳。这个经典的布置一直沿用至今，也使得天安门城楼成为天下第一的红舞台。

在笔者与张致祥谈及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的布置时，他这样说：

我是一个跑腿的，具体工作是由许多人共同完成的。有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舞美队队长苏凡。有1949年担任中南海俱乐部主任、布置科科长的钟灵，有艺专美术老师周令钊和他的夫人陈若菊及他的学生们，还有两个日本人……

天安门城楼上八个大红灯笼的具体设计和布置者是两个日本人――肖野和森茂。这份设计方案，使他们荣耀一生。这两位通晓中国文化的日本人，后来还设计了华北军区颁发的华北解放纪念章，设计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工农兵塑像厂徽。然而，当人们向他们提及在中国的生活时，他俩都不约而同地说：我们很留恋在中国的日子，我们留在中国最得意的作品是天安门城楼的节日设计。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前，三幅大标语横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城墙两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这些每个笔画上都能躺下一个人还

绰绰有余的大字，就出自钟灵之手。天安门城楼重檐中间，本是悬挂国徽的，但因开国大典时国徽还没有确定，于是暂挂一幅横标语，上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这些字也是钟灵的手迹。

开国大典时高悬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画像，是周令钊精心绘制的。周令钊还先后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中国人民勋章、国庆游行布局、全运会团体操背景等美术设计，是中国第一套、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者之一。

亲历者：永远难忘的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新中国成立大典开始。接着，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宣布新中国成立的洪亮声音在天安门上空久久回荡。的话音刚落，军乐队立即奏响了庄严激越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随着响彻云霄的国歌声，礼炮轰鸣。庄严地按下升旗电钮。新中国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城楼前冉冉升起。

升国旗、鸣放礼炮之后。激昂地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决定将北平改为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

下午4时，林伯渠宣布阅兵式正式开始。身着崭新呢料军服的总司令，健步走下天安门城楼，乘坐敞篷汽车，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的陪同下，检阅三军。

当年担任某坦克营教导员的李高升，有幸参加了开国大典的受阅仪式。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李高升老人仍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一看那幅《战车隆隆》照片，我就知道右边那个人是我。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是政治教导员，在受阅的坦克方队中，只有我和营长王怀庆站在坦克炮塔上，是指挥官，并且向领导行礼。

开国大典，这是中国的大喜事!当时我所在的坦克部队，有幸参加了开国大典的受阅仪式。三个月前，我们就在卢沟桥开始演练。由于那里是沙地，太软，后来到五棵松一带训练。在坦克方队中，有一辆坦克特别有纪念意义，那就是董来扶驾驶的“功臣号”，当时我们都叫它“老头”坦克。因为它是我军最早的坦克，并在辽沈战役中立了功，现在还在军事博物馆中陈列着哩。

王怀庆这位原坦克部队某师副师长回忆起往事时说：

应了歌词里的一句话“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1945年12月1日，我军第一支坦克大队成立了。坦克是从哪里来的?有从日本兵工厂里抢出来的，更多的是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还有捡来的。敌人在撤退前，把带不走的大炮、坦克拆掉，扔得遍地都是。我们发动官兵、百姓，将弹药、零件收集回来，又组装成坦克，其中能打仗的就有20多辆。1946年，在打长春的战役中，我们的坦克第一次发挥了威力。1947年，坦克大队改为坦克团，我担任了一营营长。

田汉之子田申(时任华北战车团代团长)在《行路难》一书的“永生难忘的开国大典”一节中，这样写道：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时，我有幸作为人民装甲兵受阅部队的一员，在天安门广场听到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当军乐团奏起雄壮铿锵的新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我禁不住热血沸腾，眼泪顿时簌簌不断地流下来，眼前模糊一片，多少往事涌上心头，百年来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者的欺凌压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赢得了光明和自由。一个由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但这是由多少烈士的鲜血和牺牲换来的啊!

下午3时，礼炮齐鸣28响，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从天安门广场中心徐徐升起，引起全场群众的一片掌声和欢呼声，人们心花怒放。在林伯渠秘书长宣布阅兵式开始后，总司令走下天安门城楼，乘坐敞篷汽车通过金水桥，接受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的报告。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音乐声中，朱总司令由聂总指挥陪同乘车，检阅了陆海空三军部队。检阅完，由杨成武指挥举行分列式。战车方队是在炮兵方队之后进入天安门的。车辆约在3时半发动，按预定队形各车前后距离30米，通过了天安门接受和中央领导的检阅。真是万幸，我们的战车隆隆地通过天安门，恰巧与天上飞过的战鹰编队同步，军威十分雄伟。在方队全部顺利地通过西三座门后，大家悬在l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三个月来冒着烈日黄沙的苦练总算结出了硕果……

在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广场上空，由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激扬回荡，在长安街上、在天安门前，由其子田申率领的战车隆隆前行，这国情、家情、父子情，交织出一幅雄伟绚丽的人生价值的凯歌，激励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董来扶是“功臣号”坦克的车长兼正驾驶。那天，坦克兵穿着统一的呢制服，头戴冬夏两用坦克帽，一个个威风凛凛地站在坦克旁，等待着检阅。受阅时，坦克队伍始终保持着威武的阵容。中外记者不停地拍照。

接受采访谈起阅兵式，董来扶两眼闪出光芒。他说：

营长王怀庆站在队前将小旗一举，我们就知道这是“注意”的意思。接着，他又将旗画了一个圈，我们就发动车辆。当时，有的战车一时发动不起来，其他车便去牵引帮助发动。坦克一路纵队开到南池子后，分成了三路纵队。分列式本应四路纵队，但是因为当时天安门广场东西两旁牌楼只有三个门，只好变成三路纵队。扩音器传来了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司令员的声音：“分列式开始。”我驾驶着“功臣号”驶在坦克方队最前面。

董来扶深情地回忆说：“挥手向我们致意，随后又向天空挥手。因为那时飞机编队也正好通过广场上空。”他不无得意地说：“当时我们车速控制在时速15公里，挂的是二挡。这样的速度，最能把坦克方队的威风显示出来。”

时任骑兵第三师第三团保卫股股长的封绩，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说：

受阅方队排面是6匹马并列行进，人与人齐，马与马齐，其中关键是马齐。要做到马齐难度相当大，不知练了多少昼夜，就是齐不了。后来，骑手们摸索出了两条经验：一是要爱护战马，培养与马的感情，使之真正成为无言战友。二是人骑在马上，不要将缰绳、嚼子提得过紧或放得过松。过紧马就会高抬头走碎步，左右摆动，走不齐；过松马无约束，高低不齐，看着不精神。只有松紧适度，人在马上再以余光扫视左右，随时调整马位，才能排面左右标齐一致。按此法训练，终于达到了要求。为让战马有足够营养，官兵们经常是人少吃，省下饭喂马。赶上吃鸡蛋、油条时，一半多给马吃了。为防止战马随地大小便，受阅的前一天晚上和受阅的当天，他们让战马少吃少喝，只喂几个鸡蛋。

《人民日报》记者柏生，是空中记录开国大典的唯一女性。50年后，她在文中这样写道：

接受检阅的所有飞机，都飞到了指定

的集合地点――京郊通县上空，在空中安详盘旋，待命进入首都上空。驱逐机在我们的旁边上空飞腾而过。时针指向下午4点20分，指挥部正式发出前进命令。机群三架接着三架，整齐地列队飞向天安门上空。我看到两架绿色飞机从我们飞机左上角掠过，我们的飞机紧紧跟着，沿铁路上空西进。机上每个人的神情都紧张兴奋起来，摄影记者仔细地对准了摄像的镜头，等待着伟大的场面。

在这采访的关键时刻，记者都紧盯着舷窗外。开国大典的盛大场面就要出现在我们面前了。4点30分，节日装扮的美丽的十里长街，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城楼腾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金色琉璃瓦红色的宫殿，登汗的街道，如海似的飘动的红旗，振臂欢呼的人群队伍。蓝天上，我们的雄鹰在矫健地展翅飞翔；大地上，装甲车部队缓缓行进在检阅台前。真是好一派扬国威、显军威的场景。我的心狂喜而跳跃。祖国啊!请检阅我们的队伍吧!飞机上，每一个人都想飞低一点，飞慢一点，好仔细端详共和国开国大典的盛况。在首都北京沉浸在这欢乐海洋中的时刻，我甚至希望我们的机群能再在祖国的心脏天安门上空飞翔一圈，亲吻一下我们祖国新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档案摘记：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和阅兵指挥所主任杨成武

1949年1月，聂荣臻与、组成平津战役总前委，统一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作战。2月，聂荣臻兼任平津卫戍区司令员。同月，任人民副总参谋长，主持总参谋部的日常工作。9月，兼任北平市市长、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聂荣臻不仅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且具有良好的军人素质和不同寻常的将帅风范。所以，在确定阅兵总指挥人选时，、、等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他。

已身兼数职的聂荣臻，接过这一重担后，全身心地投入其中。阅兵训练场上的训练、受阅部队预演、天安门城楼的布置、电动升旗等等，他都十分细心检查、指导。在最后一次预演时，他面对全体受阅部队下令：“在这里，我要向大家一道死命令：正式受阅时，万一遇到敌机空袭，大家要原地不动，下刀子也不能动。天安门广场30万人民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能做到吗?”受阅官兵齐声回答：“能做到!”

在开国大典阅兵指挥部的名单中，杨成武是阅兵副总指挥之一兼阅兵指挥所主任。

杨成武具体负责阅兵训练。那些日子，他和另一副总指挥唐延杰几乎整天泡在受阅部队的营地里，召集营连干部研究队列训练问题。这次阅兵训练的时间很紧，徒步方队的基础训练时间不到30天，机械化方队只有屈指可数的20多个摩托小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标准极高的阅兵训练任务，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尽管受阅部队士气高涨，每天训练十五六个小时，但阅兵指挥所的同志还是有些不放心，杨成武和唐延杰等领导经常深入各训练场，现场指导训练。

一名战士见杨成武平易近人，便指着脚上的鞋子说：“司令员，你看，才穿几天的新鞋，底就磨破了。”

杨成武回答说：“不磨破几双鞋，哪能练出好成绩?”当他了解到受阅部队由于天天拔慢步、练分解动作，以致有些老兵产生了满不在乎的情绪时，便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军队、军队，是军都有队，都讲究队列、队形。古代讲阵法，穆桂英大破天门阵，诸葛亮熟知八卦阵。那种阵实际上就是变化的队列，队列的变化。孙子练兵也很重视‘阵队’。”杨成武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们的军队即使打游击时，也还是讲究队形的。开国大典搞阅兵，就是要以队列动作，告诉全国和全世界人民，这就是正义之师。”

出于一种责任感，杨成武每到一个训练场，都要给受阅部队讲一些这方面的道理。除了检查陆军各兵种受阅部队的训练情况外，他还到空军和海军的受阅部队训练驻地，检查、督促部队训练。

档案摘记：华北军区特种兵司令部参谋长李健

曾任炮兵司令员的李健，在开国大典时任华北军区特种兵司令部参谋长，炮兵方队、骑兵方队以及战车方队全由他调度。1949年7月初，李健率礼炮队和炮兵方队在北平黄寺一带集中训练。

开国大典特种兵方队真像是一个国际武器展览会，单是各种口径的大炮，就有日式、美式、德式、法式、苏式好多种，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由华北机动炮兵团、第二十兵团炮兵团、东北军区炮兵第三十团和华北军区高射炮团一营组成的炮兵方队，各式火炮共96门，有榴弹炮、野炮、高炮、山炮和重迫击炮。牵引车两辆一排，车轮和汽车挡板上都刷了一圈白。除了机械牵引外，还有一些骡马牵引。这是特意安排的，并不是因为牵引车不够。炮兵是由骡马炮兵发展来的，检阅时要求对炮兵的历史有一个直观的回顾。

参加阅兵式的部队是从海、陆、空各部队选调组成的。炮兵方队主要由华北军区特种兵部队编成，代表全军4个炮兵师，70个炮兵团，124个炮兵营和3所炮兵学校。它标志着炮兵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年仅31岁的华北军区特种兵司令部参谋长李健任炮兵方队指挥，任务有两项，一是负责组织礼炮队鸣放礼炮，一是组织炮兵方队受阅。

李健回忆说，我军在战争年代长期打游击，打仗没有问题，但搞这么大规模的阅兵还是第一次，压力很大。在训练中，各级对部队要求十分严格。开国大典一个月前的9月1日，李健在《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发表了一篇文章《树立正规思想，严格正规训练》，就是根据部队训练中遇到的问题和体会撰写的。

礼炮队的训练标准很高。当时规定，升国旗、奏国歌、鸣放礼炮三项内容同时开始，同时完成。为了达到规定的要求，做到万无一失，官兵们每天都要坐在炮车上，3秒钟完成单炮装填、发射、退弹壳3个动作，反复演练。不少人手套磨烂了好几双。练54门炮在4，5秒内齐放一次的动作，许多官兵胳膊练肿了，但没有一个叫苦的。有的战士带病坚持训练，有的亲人病故也不能回家看上一眼。、聂荣臻等曾多次莅临指导，对礼炮队和炮兵方队的训练给予了充分肯定。

辛勤的汗水换来了成功。10月1日凌晨1时，礼炮队的官兵们头戴钢盔，身穿草绿色军装，腰系武装带，足蹬长筒马靴，乘坐美式卡车，载着54门礼炮从先农坛出发，按预定时间抵达东长安街东单广场礼炮阵地。7时，李健带机关干部进行临战前的最后检查。先是单炮检查每个炮位的3名炮手在3秒钟内完成3个动作，然后检查54门礼炮在4.5秒内齐放一次的情况。炮手们动作娴熟，发射整齐。

10月1日下午阅兵式开始后，身着戎装，神采奕奕，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陪同下，乘阅兵车检阅了排列在东长安街的海军方队、步兵方队、炮兵方队、装甲车方队和西长安街的骑兵方队。连连招手，向受阅部队致意。

阅兵式结束后，了《中国人民总部命令》。随后，分列式开始，聂荣臻总指挥率海、陆、空三军受阅部队，由东向西依次通过主席台，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炮兵方队过来了!”随着解说员清脆洪亮的声音，炮兵方队在一辆站有一名手举鲜红“八一”军旗的军官和四名护旗兵的卡车引导下齐头并进。李健站在方队前面右边的指挥车上，负责口令，后边按90毫米野炮一个方队、105毫米榴弹炮两个方队、155毫米榴弹炮三个方队、37毫米和75毫米高射炮一个方队的顺序，两炮并进。车轮滚滚，炮身高昂，官兵们昂首挺胸，威武雄壮。他们带着解放石家庄、太原、天津、北平的喜悦，雄赳赳气昂昂地通过天安门城楼。

当指挥车通过东三座门到达正步线后，李健声若洪钟地发出口令：“向右看――敬礼!”师长赵大满坐在第一辆车上，向天安门方向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李健向天安门方向行举手注目礼。这一瞬间，李健看见天安门城楼上红旗招展，宫灯高悬，的巨幅画像挂在城楼中央，两侧标语牌上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气势恢宏，庄严雄伟。他注目凝视，看见了，看见了、刘少奇、、、等。他们都兴高采烈，频频向部队招手致意，那场面真是太壮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