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知识与创新组织论文

【内容提要】技术创新的制度结构，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从技术知识论的角度，重新审视了技术的本性，探讨了技术知识与人工制品、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突显了企业技术知识的难言性和专用性维度及其组织涵义，并以此为基础，重新思考了创新组织问题，尝试性地分析了企业内部R&D组织形成的微观机理。本文所展示的研究思路，有助于摆脱那种置技术于黑箱之中而只在技术打转的思维定式，有助于我们透过技术去理解企业技术创新、理解周围的人工世界。

【关键词】技术知识/难言知识/专用知识/企业技术创新/组织

【正文】

一、导言

自19世纪以来，技术进步方式发生了两方面彼此关联的重要变化：一是R&D活动的体制化，使组织而不是个人成为科技成果的母体；二是R&D活动的企业内部化，使企业而不是大学或独立研究机构掌握了社会大部分R&D资源，逐渐成为了技术知识的生产主体，而不只是人工制品或商品的生产主体。近二十年来，尽管产学研之间技术合作的重要性有了明显的增长，但企业在技术创新中作为技术知识生产主体的地位并未改变，企业内部R&D进而企业之间技术合作依然是企业捕捉创新机会并获取创新所需要的技术知识的主导组织形式。这种状况恰与斯蒂格勒（G.Stigler）早年的一个假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他看来，随着R&D活动的增长，将会出现一个基于市场的创新劳动分工过程，产生大量的出售技术知识的专业化的工业研究实验室，而这种专门实验室的绩效将丝毫不比企业内部实验室逊色。[1]虽然此一预言未能在市场经济国家应验，但与其类似的分工模式却以“科学”的名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得到了终遭失败的真诚尝试。这双重的证伪，突出地表明了新古典经济学和我们的传统经济理论在处理技术发展问题上的不足。因此，重新思考技术的本性以及技术创新的制度结构就成了一项重要研究课题。

迄今，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有两种视角。其一，可称为交易费用视角，导源于科斯（R.Coarse）的企业理论和交易费用经济学；[2][3]其二，是技术知识和组织学习（organizationallearning）视角，导源于博兰尼（M.Polanyi）的知识论[4]和纳尔逊（R.R.Nelson）等人的经济进化论。[5]在交易费用视角下，焦点是技术的市场交易成本与企业内部组织成本之高下：正是技术市场的不完全性所招致的高昂的交易成本被视为R&D活动内化于企业的主要原因。在技术知识视角下，难言知识（tacitknowledge）、专用知识（specificknowledge）以及组织学习等概念占据着重要的解释地位：有关“如何去干”、“如何进行改进”的启发通常体现在组织常规中，那些拥有内部R&D的企业能够通过频繁的内部知识学习与交流形成整体的组织能力，从而善长于利用特定的技术机会并将其转换成可销售的特定产品。在这里，要害问题并非交易成本之大小，因为创新过程中运用的那部分现场知识和专用知识只能在此一过程当中经由实践而生成，乃至可以认为不存在此类知识的先验市场及交易费用。尽管这两种解释方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但人们并未对此加以深究，而是并不悖地同时采纳了它们。问题还在于，交易费用解释仅限于一种静态观，它预先假定了一个技术市场，并把关注的对象仅仅放在技术上，却忽视了与商品市场和人力资本市场的比较；技术知识解释采取动态观，自然是其优点，但它无法解释为什么技术交易市场确实存在和发展着。这些问题便引导我们进一步探究技术、人工制品和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以期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创新组织问题。

二、技术作为知识

虽然人们广泛地使用着“技术”一词，但各人心目中的技术概念却颇不一致。迄今的研究已充分地揭示了技术定义的多样性和定义技术的复杂性。[6][7]技术究竟是一种能力或知识或手段或活动过程，似乎仍将作为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8]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既不可能在本项研究中回避对技术概念——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之一——的理解，又不可能在这篇文章里就技术概念作展开的讨论，甚至为它提出一个新的定义。我们所能做的只是进行一种选择。事实上，技术定义的多样性决定于定义技术的复杂性，而定义技术的复杂性又是由于技术本身的多维性所造成的。技术，既是一个多维的东西，我们便可以对自己所采取的认识视角加以选择。本文倾向于选择：技术是一种技能和知识。更确切地说，技术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周围环境过程中所习得的处理、使用和制造有用物品的技能和知识，可简称为技术知识，而不是任何形式的人工物——无论是消费品还是投资品。

有必要陈述几项我们之所以如此选择的理由：

首先，把技术看成是知识，选择的是17世纪首次出现的技术（technology）一词的基本义（meaning）而非关于它的引申义（signif-icance）。该词按其希腊词源，来自techne（意思是art和craft和logos（意思是word和speech），意为对技艺和手艺进行讨论。这种言说为使技能这类主观知识转化为可清晰表达的客观知识提供了机会，而且也显然是技术知识系统化和理性化的基础。

第二，把技能乃至专业能力（expertise）、能力（capability）纳入技术知识的范畴内，使我们的论点有别于邦格（M.Bunge）等人的技术作为应用科学的观点。问题是，把能力范畴纳入知识范畴的合理性何在？这里，科学家兼哲学家博兰尼对“难言知识”的发现及其哲学意义的探究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4]他的哲学体系由以成形的支柱之一即是一项简单的观察事实：“我们知识的东西要多于我们所能诉说的东西”。具体到技术领域，他发现，关于技能和专业能力的论述并不能把这能力表达完全。任何一项技术都可以看作可以清楚表达出来的技能和无法加以表达的技能这两部分之和。通常把前者命名为可清楚表达的知识（articulatableknowledge或codifiableknowledge），把后者命名为难言知识。这样，技术知识就是两者的并集。如果把技能和知识并列使用，技能就是难言知识。既然如此，两者的相对份额和重要性又如何呢？博兰尼指出，人类大部分技能和专门能力都是难言类型的知识，“甚至在现代工业中，难以描述的知识仍然是技术的一个重要部分”。（［4］，p.52）博兰尼的论断业已得到技术创新研究文献的广泛引证和确认，成为进化经济学和创新理论的思想基石之一。[5]

第三，把技术知识和人工制品加以区分，突显了技术的信息特征，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技术交易的本质以及技术交易和一般商品交易的重要差别。比如，对一项技术信息的使用不会使它磨损；对一项技术信息的出售也不会使卖主失去此项技术。技术的这种潜在的“使用的非排他性和产权的不可排他性”的公共物品（publicgoods）特征，使得技术市场的不完全性远胜于一般商品市场的缺陷。这正是“自由市场将导致R&D投资不足”这类著名论断的立论依据，[9]亦是争论不休的“知识产权”问题的现实基础。当然，把技术知识等同于技术信息是不恰当的，因为技术知识还有难言的和专用的部分，技术信息只是技术知识的一个子集。所以，一般认为，技术是通用知识和专用知识的并集，或者说是潜在的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privategoods）的混合体。[10]

第四，把技术看成是知识，也是基于技术史研究的成果而进行的选择。自雷顿（EdwinLayton）“作为知识的技术”一文[11]发表以来，技术史家日益确认了技术和工程并非科学的衍生物，而是与其有互动关系的自主的知识领域；恰恰是知识，而非人工制品，才是技术的根本。有人提出，技术史研究的重点应放在技术知识内容的变迁而非人工制品的变迁上，应该在技术知识进化的认识论框架内，思考技术变迁的模式。[12]文森迪（WalterVincenti）有关航空技术史的出色研究正是细密地探讨“工程认识论”（epistemologyofengineering）的一次成功，他再次确证了技术知识相对于科学的特异性和自主性。[13]这些都表明，定义技术为知识，不仅不会造成与科学的混淆，而且只是当我们把技术看作一种知识域时，才更有必要去辨白科学与技术之间的互动关系。

最后，把技术看作知识，是在企业技术创新研究这一背景下从认识论的角度作出的一种实用的方便选择。我们认为，对技术概念的孤立界定并不具有自足的合理性。相反，只是当我们从初始界定出发获得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系统后，才能进一步确认其合理性。换言之，技术定义的合理性是背景依赖的（context－dependent）。就此而言，我们并不排斥对技术定义的其它选择，而且我们愿意相信，每种选择在其解释背景中都可能是富有成效的。

接下来，我们尝试探讨一下技术、工人制品和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

三、技术知识和工人制品

人工制品本身并不就是技术，但它内含着一定的技术知识，是技术知识的一种物化形式。通过剖析人工制品，探究其结构和功能，人们就有可能把握其内在“本质”，诸如设计技巧、工作原理、组成成分等，甚至搜索出其制造工艺。这个从人工制品中求解它所体现的技术知识的过程，就是日常所说的逆向工程。逆向工程并非总能奏效，它能成立的前提之一，就是人工制品确乎体现了相当的生产技术知识：逆向工程成功的另一个前提，则是其实施主体必得拥有相当的背景技术知识。

但是，人工制品的生产目的显然不是供竞争对手“解剖”用的。恰恰相反，人工制品的功能在于满足用户特定的需要，用户关心的是其整体性能而非其生产技术。作为界面（interface）的人工制品，[14]其设计的主要目标就在于力求减少对用户的技术知识需求，使用户在仅仅拥有十分简单的使用技术的条件下就能够方便地操纵该人工制品。也恰恰是这种简单的人—机界面，使人工制品有可能获取广阔的生存空间。相反，如果用户需要掌握象制造商拥有的那么多的背景技术知识，才能去使用人工制品，那么，这件人工制品也就丧失了其使用价值。因此，对于人工制品的生产者来说，他完全有动力去把人工制品制造得连傻瓜都会使用，而同时使最能干的索技者也变成傻瓜。而要达到此一目的，就需要相当水准的技术知识，去建构精巧的人工物—人的界面，尽可能地把涉及此一制品的技术包络在内部，隐匿起来，使之处在封闭状态。这时，人工制品对于用户的意义，就是其体现的界面，就是其所能发挥的功能。这一界面实质上就划定了生产者的技术知识和用户的使用技术乃至生产技术之间的边界。正因为界面简单，消费者才有可能在知识不多的情况下操纵众多的不同类型的人工制品；用户企业才有可能立足于各种人工制品去建构自己所需要的特定的生产技术。

人的知识是有限的，没有全知全能者。人工制品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顺应了人类的知识限度，它使上游的技术知识对用户处于封闭状态（黑箱），从而大大降低了对用户的知识要求，使后者有可能立足于人工制品去进行其它的社会实践活动包括新的技术实践，从而加速了技术知识的累积性增长过程，加速了自然界的人工化进程。

怀特海（A.Whitehead）曾经说过：“所有的习字帖和大人物演说时反复引用的说法——我们应该养成思考我们在做什么的习惯，是一个大错特错的陈词滥调。事实恰恰相反，文明是通过增加那些使我们不加考虑就能实施的行为的数目而进步的”。哈耶克（F.A.VonHayek）在其著名论文《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里引证了这句话之后，接着说，“这在社会领域极为重要，我们不断地利用我们不理解的公式、符号和规则，并通过这种利用，使我们能够得到那些我们个人所未掌握的知识的帮助。”（［15］，p.83）

我们相信，上述说法也适用于技术知识的人工制品。似乎可以说，文明是通过增加那些我们无须太多知识就能使用的人工制品的数目而进步的；也正是这种对我们并不理解的人工制品的广泛利用，使我们能够得到那些我们个人所未掌握的技术知识的帮助。

在上述分析中，可以发现，生产技术／使用技术的二分是相对的，两者也没有绝对的高下之分。比如，一个企业的生产技术恰恰就是巧妙地配置并使用人工制品（如机床）的知识与能力；一个空军飞行中队的作战技术恰恰就是适当地配置和使用作战飞机的技术。这种“使用”技术绝不低于也不可还原为生产这些人工制品的技术。从这些例子中也可获得一种启示，那就是生产过程和生产设备并不具有与消费过程和消费品相对而言的优越性，在技术分析中，两方面都是完全对称的。

最后，需要指出，人工制品并仅仅是技术知识的产物和体现，它同时也是社会知识、文化价值和美学观念等的产物和体现。人工制品的形成过程正是对技术的和非技术的因素的权衡取舍过程。这恰恰是技术社会学领域中的社会建构主义者能从人工制品这种“文本”里读出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因素[16]的内在根据，也是考古学之为人文科学、考古学家能根据人类远古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人工制品去建构当时之社会状况的重要原因。

四、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

如果说人工制品并不就是技术，那么掌握技术知识的人就更不能被看成技术；如果说人工制品所体现的技术知识是死技术的话，那么体现在人身上的技术知识就是一种活技术；如果说人工制品是技术知识的“存储品”的话，那么人就不仅仅也可以是技术知识的“存储器”，更重要的则是技术知识的“选择器”、“解读器”和“生成器”。人工制品所内含的技术知识以及用语言表达的技术知识，只有靠掌握技术的人才能解读出来。同样地，也只有靠掌握技术的人的技术活动，才能在已有的技术知识和人工制品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技术知识和人工制品。

活技术存在于个人的记忆中，是个人知识的重要方面，也是人力资本的一种重要形式。在个人知识中，总有一部分是在组织学习过程中获得的而且专用于该组织，即只有在组织网络中才有意义和价值，可以称为专用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专用性（specificity）说明了，技术知识通常并作孤立地存在于某个人身上，而是存在于个人之间、小组内部、组织之间等人际关系网络之中。个人知识只是在这种网络背景中才能得到恰当的评价，才能彼此关联形成有机的技术知识整体。该知识整体可以称之为组织知识，它并不是组织中个人知识的简单加总。[5]组织知识作为无形的组织资本，也表现出很强的专用性。这种专用性意味着，组织往往在特定的技术领域具有竞争优势，当组织转向其它技术领域时，其中原有的组织学习程序即遭不同程度的废弃。也就是说，组织知识只是在外部社会关系（比如上游企业与下游企业间）网络中才具有价值。人力资本和组织资本的专用性说明了技术知识的社会分布是非对称的，个人并不是彼此等价的，组织也是各不相同的。这既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结果，也是技术知识增长的推动力。当然，人力资本以及组织资本的专用性是有程度上的差别的，也是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转变的。

存在于个人或组织中的技术知识的另一项特征是，它们并不都是易于用语言明确表达出来的，因而就不易写进“蓝本”（blueprint）里，以独立于个人或组织的方式，象公式信息或专利信息一样进行传播。这部分知识正是博兰尼所着重强调的难言知识。从技术知识传播的角度看，难言技术不可消除性的重要含义在于：技术知识的人际交流从来没有摆脱似乎也不可能最终摆脱’师徒传承”或面对面的密切的人际交往的形式；技术知识的组织际或区域际交流需要以个人或小组为媒介，通过人际关系或人的迁移去完成。比如，拥有难言技术的个人可以离开一家企业而受雇于另一家企业或者开办新企业，从而实现技术知识的转移。技术知识的难言维度提醒我们，技术转移决不仅是技术信息的传播，也不是生产设备的空间移动。博兰尼曾对匈牙利的一台全新的进口灯泡吹制机作过考察，发现同一台机器在德国运转良好，而在匈牙利整整一年都没有生产出一个合格灯泡来。（［4］，p.52）。对此，我们自然并不会感到陌生。星野芳郎也曾指出，技术常识和基础技术是最难转移的，因此“向中国的技术转移，在把机械、材料以及成套设备带进中国的同时，更有必要带入有关现代技术的最基本的作业方法和运用制度。如果可能的话，还应该让日本技术人员长期住在中国，通过现场指导，使作业标准和主系统的运用制度真正固定下来”。（［7］，p.11）这里所涉及的还仅是基本操作技术的转移，要使受方真正掌握实质技术其难度就更大了。

从技术知识增长的角度看，难言知识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个人或组织产生正确技术问题的源泉。也就是说，难言知识作为个人或组织成长过程中潜移默化积累起来的“支援意识”（subsidiaryawareness），自发地引导着个人或组织的注意力和关注方向，以辨识特定的技术问题，并通过集中意识（focalawareness），解决将要获得解决的技术问题。所以，难言知识既包含着发现技术问题的启发性期待，也孕育着解决该技术问题的方法预期。简而言之，难言知识孕育着“正确的”技术问题。正因为如此，博兰尼更喜欢用“难言的知”（tacitknowing）去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就是说，技术知识的增长和人工制品的创造过程是难以明确表达的，更是不能形式化的，谁也找不到技术进步的算法。

以上我们着重论述了个人或组织知识的专用性和难言性方面，两者从不同的角度显示了个人或组织在技术知识问题上的特异之处。更一般地，个人或组织的知识基础难言地制导着个人或组织技术知识增长的速度和方向，从而产生渐进的累积效应和路径依赖效应。这是因为，已有的知识基础能增强存储与其相关联知识的能力；知识基础越深厚，其吸收能力越强，对外部技术机会也就越敏感，因而也就越易作出超前反应去开发新技术能力；[18]知识基础中孕育的正确的技术问题及其解决，预先地定向了技术进步，它反过来融入个人或组织的知识体系，形成累积性增长，而不是一种颠覆。

上述技术观，既与那种认为技术不过是独立于人或组织的物的观点不同，也与那种把技术看作可以普遍适用的易于复制的信息的观点迥异。我们相信，把技术理解为知识，认真对待难言的和专用的技术知识，认真对待这类知识与个人或组织的不可分性，能够使我们对技术创新的组织安排有一种新的认识。

五、技术知识和R&D的组织安排

在考察过技术知识和工人制品的关系、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关系之后，让我们回过头来，重新思考技术创新的组织问题，尤其是R&D机构内部化于企业的微观机制。

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经验研究的发现，有关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知识运用的经验调查与分析都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19]（1）在企业运用于创新的知识中，大约有三分之二来自企业内部的R&D努力和现有的专门技术能力，余下的三分之一来自企业外部。在企业外部知识来源中，贡献最大的是其它企业，尤其是用户企业和供方企业以及竞争企业。其次才是学术机构和政府实验室，其在各产业部门的贡献各不相同，变动范围大致是5—20％。（2）从企业内部获取的知识主要与R&D和设计相关。从这类活动以及生产岗位上获取的难言技能，与那些来自文献资料和学校教育的正规知识相比，总体上对企业技术创新做出了更大的贡献。当然，企业亦通过关系网络，从其它企业和研究部门获得某些难言知识。（3）来自企业内部的那部分知识，约有半数是企业员工在R&D、设计、生产和销售活动中通过组织学习集体地获得的，另外一半则是纯粹的个人知识，是个人先前所受教育和工作实践的产物。（4）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学术机构和政府实验室的更有价值的贡献，不是具体的样品设计与开发，而是其发现的新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技巧。这些结论突出地表明了，就企业技术创新而言，内部技术知识较之外源技术知识、组织知识较之个人知识的相对重要性。

有关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成败因素的经验研究则表明：[20]（1）成功创新的特征是善于捕捉和理解用户的特定需求；失败的创新则常忽视或无视这类需求；（2）企业内部开发、生产和营销活动的匹配十分重要。成功者具有这种协调技巧，而失败者则常常因为缺乏内部知识交流而无法协同。（3）成功的创新者，尽管都有内部R&D能力，但是，他们对来自企业之外的科技信息和知识也有相当的利用；失败者则缺少与外部技术知识网络的交流。以上三点发现分别证实了供方—用户关系链条、企业内部知识交流网络、外部公共技术知识网络对于企业技术创新成功的重要性。

上述两方面的经验发现表明，企业技术创新发生的背景是三个彼此相关联的网络的叠加：企业内部网络、企业间网络、相关于该企业的公共技术知识网络。这三种网络，既是技术知识交流的网络，也是社会交往网络。这正是企业技术创新所由以发生的技术—社会支撑结构，它是企业所建构的，反过来又建构着企业（这里暂不考虑政策、法律等上层结构）。可以说，一家企业从诞生到成长壮大的过程，也正是不断地重建这三种网络的过程。

在这里，问题并不是“企业为什么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因为我们完全可以把进行技术创新活动的组织“定义”为企业，尽管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进行技术创新。问题的实质在于：为什么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利用的技术知识主要来自内部网络？为什么企业又需要一个外部技术知识网络的支持？

从技术知识的视角看，企业的特征就是其技术基础，这种技术体现在企业所拥有的机器设备、厂房等人工制品上，更体现在企业员工的人力资本中，企业的最基本的职能就是充分利用当下的物质手段和各种投入品去生产用户企业或消费者所需要的人工制品，从而尽可能地获取最大收益。正是企业的技术基础和基本目标决定了企业的议事日程和认知范围，使企业员工在互动过程中建构出企业历史与未来发展的“因果图”（causemaps），[21]界定其特定的有待解决的近期、中期和远期问题（包括技术问题），并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当一个技术问题被个人、小组或企业确认后，个人或组织的“支援意识”总是被首先调动起来，搜索这些严格地依赖于背景的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也许对整个企业是难言的，但在特定的小组如产品开发小组，也许就易于传达；这些问题也许对企业外部网络是难言的，但在企业内部却可以是彼此明了的；这些问题对企业是重要的技术问题，但对于外部网络来说也许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正是企业技术问题的难言性和专用性使得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本成为最佳的问题解决者。如果企业没有相当水准的技术的人力资本，那么，企业就连真正的技术问题是什么，都难以辨明，又怎么谈得上去进行技术创新呢？反之，正是因为企业有一定的技术水准，企业才能够捕捉到恰当的技术问题，也才能够去认知和建构外部技术知识网络，以备不时之需。但这种对外部知识的利用总是决定于内部的解题过程和运行系统。上述分析表明，企业内部的社会交往、价值认同、知识共享与交流、专用语言的生成等都有助于内部技术问题的捕捉和解决，都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

企业的认知特征，决定了企业技术创新的方向并不是随机的。[22]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时，并不是海阔天空地搜索技术知识的社会总“库存”，随意引用各种技术知识。相反，由于企业处在特定的技术范式和技术轨道上，由于企业处在特定的供方—用户链条上，由于企业特定的人工制品和人力资本，便得企业只能发现并尝试解决特定的“正确”的技术问题，并在这一背景下评估和利用可得的外部技术知识。换言之，企业的技术搜索总是局域搜索，其搜索的方向、范围和有效性均受制于企业内部的技术基础。正是这种状况，使企业的每一次技术创新都既是对企业内部技术传统的更新，更是对这种传统的扩展，由此形成企业技术知识的积淀和累积性增长，使企业通过人工制品的生产在市场上保持其特定的与其它企业相区别的专业化的竞争优势。

企业的目标就是以人工制品在市场上一争高下，而主要不是以出售技术知识获取利润。企业为什么就不可以直接出售技术知识？这是因为，如果企业技术知识是难言的，它就无法与组织分割开来，也就难以出售；如果企业技术知识是专用的，它就少有需求市场；如果企业技术知识是可清晰表达的通用知识，由于其易于复制而难以确立产权，当然比较难复制的人工制品更难获利；如果企业获得一项全新的技术，其市场前景的高度的不确定性，往往使需求方的定价远不及供方的期望。因此，企业的技术转移往往是成熟技术，把人工制品（如生产线）、操作指南和技术服务组合出售。这样看来，人工制品作为一种界面，比起技术知识来，更适合成为企业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的边界。企业只得在自己的技术世界中利用各种各样的异质的技术和社会知识，去建构更易获利的人工制品。在此一过程中，外部研究成果是有用的，但是有很大局限性，因为外部研究机构的成果往往与企业特定的技术问题并非直接相干甚至是很少相干的。从这种意义上讲，企业只能靠自己解决问题，当然也不排除靠引入人力资本，使之成为自己的一员。

至此，我们基本上从认知的角度论述了企业内部技术知识的重要性。那么，为什么就需要R&D组织呢？这与企业技术创新的繁复性和高度的不确定性有关。企业内部技术问题的偶发性、技术问题产生的频繁性、技术问题的系统关联性都要求有专门的组织去承担排除故障的任务，而一个这样的与生产过程适当分离的专门组织的出现，正可以拓展整个企业的技术视野，既能从事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创新工作，又能同时保持既定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也正是由于创新的不确定性，企业倾向于利用相对一般化的和与结果无关的决策规则，如，“把销售额的X％投入R&D”，“按照常规份额在基础研究、风险项目、渐进创新间配置资源”。这种元规则（meta-rule）已经得到一些计量研究的确证。人们发现，R&D投资形式在一个企业内基本上是具有较低误差的随机游走。[22]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恰恰由于创新的不确定性，企业采纳了内部R&D组织这种确定的常规组织，并采取稳定的政策，“以不变应万变”。目前，由于企业外部技术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得外部技术知识网络的重要性有了增加，但这决不意味着企业内部R&D行将被取代。相反，它倒说明，内部R&D组织甚至更为重要了——它不仅要从事内部的创新，而且要能更加敏锐地监测外部技术机会的变化，更有效地吸纳对自己有用的技术知识。也只有这样，企业才能避免步入人们已广泛注意到的“技术锁定”的陷井。这样看来，企业内部R&D组织的出现也使企业技术基础拥有了某种再生的动力。

以上我们主要论证了企业内源知识的重要性和内部R&D组织的必要性。至于企业所在的供方—用户链所传递的技术知识以及其它来源的技术知识的重要性，似乎是不言而哈的，这种技术知识通过人际交往的传播会更为有效。因为人们的解题过程不是去回忆自己拥有的整个技术知识库存，而是在此时此地搜索出那恰好可用的特定的技术知识。这意味着，企业的外部知识网络的核心部分，并不是匿名的，而是人格化的，因而也是一个社会关系网络。

六、简短的结论

技术创新的制度结构，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提出了但并未最终解决这一课题所包含的所有问题。本文的贡献是，暂时撇开交易费用问题，循着技术知识论的视角，对技术知识和人工制品、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从一个特定角度深化了对创新组织的理解，尝试性地解释了企业内部R&D组织形成的微观机理。这种思路，有助于摆脱那种习见的置技术于黑箱之中，只在其打转的思维定式，有助于透过技术理解企业、理解我们的人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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